我看到過許多我認為不會腿軟的老革命，撲通一聲跪下來；我見過許多我相信不會告饒的老同誌，磕頭如搗蒜地懺悔；我也目睹過我景仰的一些前輩，毫無尊嚴地被革命小將戲弄，讓他爬就爬，讓他叫就叫，讓他罵自己就罵……這些發生在十年浩劫裏的事情，已是塵封的記憶，自然不會寫進當事者的日記裏的。
所以，日記的特點，是真實。一是言為心聲，思想的真實，一是親見親聞，感知的真實。但一旦發表出來，這真實性就要打折扣了。生前公布的日記，如此；死後出版的日記，也如此。除非你的敵人要出你的洋相，越糗的事，才越樂意端出來。否則，為賢者諱，總是要遮遮掩掩的。
魯迅先生在《馬上日記》的序言裏說過：“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麵。……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抄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派，但若有誌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因此，中國文人的日記，無非兩種，一種是他所說的“日記的正派”，是給自己看的，假的東西少；一種是李慈銘先生這種寫給別人看的，真的東西便不大會多的了。
這樣，為自己記日記，肯定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無須什麼顧忌。而為別人記日記，標榜的卻是自己，就要在乎別人眼中的自己，怎樣描畫成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就難免要在日記裏，撇清矯情，文過飾非，裝腔作勢，搔首弄姿。於是，說一些違心的話，說一些好聽的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林文指出：“這個顧準，熱烈謳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對當時包括整黨建黨大批判在內的‘鬥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幾次提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對‘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的中國社會進程充滿信心，‘一打三反運動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行見社會秩序將趨於十分整齊嚴肅，如此抓革命之後，生產躍進必將開創新紀元，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1975年前5年，將是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則是十分可以肯定的。’”
從顧準對於“文革”中種種倒行逆施的讚揚之詞、肯定之語、謳歌之意、鼓舞之心，與紅衛兵，與造反派，與軍工宣隊，使用同樣的“文革”語言，保持同樣的宗教感情，不禁懷疑，是文集中閃爍智慧火花的那個人麼？因此，這是一本私日記的話，至多說明他隻是一個“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而若是“欲人知”的日記，則完全是惟恐站錯隊的表態，對他所在的“五七幹校革委會”立正效忠而已。如果寫這種東西也能稱作“思想家”的話，倒毋寧說是對於思想家的褻瀆。
林文指出：“對於一個‘右派分子’來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帶有雙重的懲罰性質。50年代末，顧準對此有過思想上的抵製；但到此時，他把此前的種種腹誹和異議，都看作‘稀奇古怪的變化’而徹底拋棄了。他愈來愈明確地否定‘勞動懲罰論’，把勞動改造同世界觀的改造結合起來，他寫道，‘最大的收獲是從此要夾緊尾巴做人，蓋學習班所獲結論為決心繼續革命，此次批判會則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與敵人，兩者並不相反，其實相成，既然衷心認識這一點，此後自當切實做到，也必能切實做到也。’又說，‘從此以後，我要以罪人和敵人的贖罪心情，繼續革命下去，這一點覺悟十分重要，此後決始終不悔。’”
假定這番表示，是顧準先生當時真實的懺悔之情，那就忍不住要問，一個“夾緊尾巴做人”的人，一個心靈上受到宮刑的人，能與“思想家”劃一等號嗎？如果係違心之言，一個真正有學術人格的學者，有必要把自己鼻子抹塊白，扮演一個醜角嗎？
林文還指出：“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輸出‘革命’，自詡中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顧準深受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影響。他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主要傾向是革命’的新時代，‘在全世界麵前宣告亞洲是世界中心，惟有中國才能擔當起來，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曆史地位的一個側麵。’他臆想世界將如何‘以中國為中心而活動’，做了一番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描繪：‘批贏美國，迫使美國承認敗局……使我成為小國和大西洋諸發達國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時在這種全勝的鼓舞下加速經濟發展，以便在10年15年中超過日本，在再長一點時間內超過美蘇，如此功業，彪炳千秋，在我國曆史上秦皇漢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項背。’”
這種“狂熱的氣概”，是每個經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還記憶猶新的事。那時，許多被蠱惑起來的無知之徒，真誠地相信，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壓迫，也傻不唧唧地興奮過，發瘋過，擎著紅寶書，要去解放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吃著麵包、抹著黃油、喝著咖啡、嚼著牛排的被剝削大眾。雖然自己一年到頭才吃到一把花生米，但革命熱度燒得很高，以至於胡言譫語。可對這位“思想家”來說，有必要參加到這支發燒友行列裏來嗎？說他天真呢？還是裝蒜呢？不知九泉下的顧準先生作何想了？
所以，顧準日記，特別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的“息縣日記”是一本欲人知，又畏人知，實際上還是希望人知的日記，當無疑問。很顯然，在抄家成風的“文革”十年中，經過洗劫性的輪番搜查，再加之掃地出門，雙手空空，關進牛棚，身無長物，這位名人任何可疑的物品，若有蛛絲馬跡，是逃不出紅衛兵、造反派、工軍宣隊、專案隊、群專隊、鬥批改小組、文攻武衛指揮部，和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的“火眼金睛”的。那麼，這本日記理解為一種障眼法，或許更合乎情理。那些違心的、虛假的、討好的、言不由衷的一切，都是可以諒解的，屬於顧準先生“仙人摘豆”式的戲法，哄那些智商不高的文革英雄，倒有很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