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以載道”的情結，蘇聯文學有，中國文學更有，但因為蘇聯文學脫胎於俄羅斯文學，而且蘇聯整體文化水平較高，相對來講，傾注於藝術創造的追求，要大於政治上的外加力，政策的幹預不是不存在，總的羈絆相對地要少一些。但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都不由分說地從“文以載道”出發的，有的人幹脆配合政治，直到今天還放不下來這個包袱。如果說蘇聯文學給中國作家帶來什麼負麵影響的話，這大概是主要的方麵。
包括我自己在內，要想徹底擺脫，又是談何容易的事。
在中國，80年代的年輕作家，他們和蘇聯文學的接觸，不會比西方文學更多，所以，他們身上，這種“文以載道”的負擔要少得多。蘇聯最新湧現出來的作家也同樣如此。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種單向交流，當然是不公平的。中國幾乎翻譯了所有的蘇聯文學，而蘇聯翻譯中國當代作家作品，屈指可數。不過，由於我們兩國之間的共同點和相似之處太多，所以中國人對於蘇聯文學的介紹，可說是情有獨鍾。甚至60年代中蘇兩國關係交惡以後，如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你到底要什麼？》，白俄羅斯作家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也還曾以內部書的形式翻譯出版。《葉爾紹夫兄弟》還被改編成話劇內部上演過，這當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因為柯切托夫那時站出來所反對的，正符合了中國當時反對修正主義的形勢。從這個側麵可以看出中國更看重“文以載道”的“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政治化的。
但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兩者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蘇聯文學在中國的輝煌，嚴格地說，一方麵是魯迅先生所說過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紮，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另一方麵，則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引文同上）。
前者，當中國人在苦難深重的日子裏，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自然是暗夜裏的希望。但在希望化為現實以後，從實際上的政治、或政策、或某種實用主義、或乃至功利主義的需要出發，對於文學實踐中“文以載道”的“道”的苛求，在某些人也包括作家在內，變得有欠豁達。硬把文學作為工具，來配合一定時期的宣教任務，文學的路也隻能越走越窄。因為誨教，無論如何不能成為文學的惟一的使命，一旦文學扮演教父的角色，文學也就停滯。樣板戲就是一例，這是至今記憶猶新的事情。
這些人所以接受蘇聯文學，最初大概在於其中能夠認同的“道”。到了後來，“道”在那些人的心目裏，標準愈來愈狹隘，甚至連《第四十一》裏那紅軍女戰士在孤島上和藍眼睛的白匪軍官的愛，也嘲之為大逆不道的階級調和論；《靜靜的頓河》裏葛裏高裏和阿克西尼婭的生死之戀，則是完完全全被唾棄的資產階級人性論。這時，中國已快要開始文化大革命，這種狹隘更進一步地化為偏激，也不足為奇的糞土一切了。
然而蘇聯文學的真正優勢，並不在這些我們曾經接受過的“道”。它對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啟示，是魯迅所說的“它的內容和技術的突出”。是18、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延續，蘇聯文學的主流還是繼承著俄羅斯文學所體現的現實主義精神、人道主義精神，雖然時而被這樣或那樣的政治需求改變或扭曲著，但像那條母親之河伏爾加一樣，雖然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可是，朝裏海流去的總趨向，是不可改變的。
我還記得最初讀到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獲》裏那個女主人公，麵對著兩個男人的選擇痛苦，是何等一新耳目啊！這種場麵的描寫，直到相隔30年後，新時期文學開始，才在中國作家筆下出現。而我們，不僅禁絕一切關於性的文字，連愛也在忌諱之列。因為我們是一個有著很久遠的封建傳統的民族，恨不能男女授受不親，和絕對的禁欲主義。可延續著俄羅斯文學的蘇聯文學，則少有這方麵的顧忌。寫人，寫人性，寫人道主義，寫人的追求和欲望，寫人的內心世界，是順理成章、堂而皇之的。雖然也有反複，也有這樣那樣的批判，但終究俄羅斯文學的生命力，是不可扼殺和遏製的。
當我們還在樣板戲和僅有幾本樣板小說的文化沙漠裏躑躅，蘇聯文學卻並未停滯。像瓦西裏耶夫的《這裏黎明靜悄悄……》、貝科夫的《方尖碑》、拉普斯京的《活著，但要記住》、康德拉季耶夫的《薩什卡》、格拉寧的《一幅畫》、艾特瑪托夫的《一日長於百年》、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特裏豐諾夫的《濱河街公寓》，以及稍早一點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相繼問世。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要從大地裏生根萌芽，爾後開花結果。
這些文學作品在中國讀者中的命運，就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諾夫那時走運了。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這些發展的蘇聯文學，其中的“道”變得愈來愈不好捉摸了。提倡不是，反對不是，就隻好由它自便了。但“它的內容和技術的突出”，也為我們於70年代末始建的新時期文學，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我們有些作家，受影響之深，以致在自己的作品中，難以掩飾模仿的痕跡。
這也許是曆史經驗的總結，蘇聯文學一旦擺脫幹擾，不強加或不要求那些所謂的“道”，繼承和發揚俄羅斯文學光輝傳統的話，就像魯迅先生所預言的那樣，在那塊“黑土”裏，一定要長出什麼東西來的。雖然歌德講：“文學的退步可以表明一個國家的衰弱，這兩者走下坡時是齊頭並進的。”蘇聯這個國家不存在了，但蘇聯文學決非隕星，它的昨天，是事實，無論如何作為一段特殊曆史的記載，要長久地留存下來。包括被政治和其他一切所扭曲的現象，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具有警惕後人的意義的；但它的未來，做這俄羅斯文學的新生代，可以拭目以待的，在那塊黑土裏，必定還會有更光輝的貢獻，這是勢所必然的。
一個偉大的民族，早晚會有自己偉大的文學。
中國，也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