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個抉擇是痛苦的，因為他非常之貧困，非常之需要麵包，而他，不但不要麵包，連檀道濟送他的紅包也退回了。事實證明陶潛是有遠見卓識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險，後來，甚至這位功勳卓著的將軍，因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頭嘛！他要追隨而去，站錯了隊，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呢？
盡管小汽車開到了門外，任命書拿在了手中，特級作家，高幹待遇，自不待說，軟席臥鋪，星級賓館，也給準備好了，但陶潛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沒有進入感覺誤區，確實令人欽佩的了。老實講，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這種誘惑的，不誘惑還削尖腦袋鑽營呢！這等人，我們見得還少嗎？
不過，若是早個幾年的話，陶潛保不準也會夥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後組閣搭班，走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對於官場，對於權欲，也不是像後來這樣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聰明起來的。起初，他也是一個進則入幕為仕，退則山林隱居，不那麼甘於寂寞的文人，猶如時下某些文壇隱士一樣，以隱求顯，以退為進，說穿了，不過是兜售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過餉，也在篡晉者劉裕手下做過事，還在地方軍閥劉敬宣手下領過薪水。雖然這些主子們之間形同水火，經常兵戎相見，但他倒也能端誰的飯碗，便為誰賣力，在不斷地改換門庭之中，要八方聯絡，四麵討好，也夠他老人家累的。後來，他看透了仕途險惡，官場腐敗，門閥製度森嚴，時局動蕩不安，便以不為五鬥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澤令的位置上逃歸柴桑郡，從此，控製住那根愛膨脹的詩人神經，他就隱居不仕了。
曆史上有許多不安分的隱士，雖然身隱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終南山裏隱居著，搖著扇子，做逍遙狀，但總是情不自禁地從窗戶裏探出頭來，張望八水環繞的長安，一有機會就指手劃腳，指點江山。後人稱之為“假隱”，並把這種推銷自己的手法叫做“終南捷徑”。但陶潛這一次隱，是真隱，可不是賣關子的隱、裝樣子的隱。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攙和文壇，於是這位老詩人能夠得到了一個善終，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於非命的詩人謝靈運，正和陶淵明相反，從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在了感覺誤區之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後的廣州“棄市”，頭顱落地為止。
不過，他在詩歌領域裏，確實是開山水詩的先聲者，陶潛生前不怎麼出名，死後才漸漸紅起來，而謝靈運活著的時候，就是舉足輕重的詩壇領袖。“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詩風的始創意義。
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尚空談，好玄學，崇虛渺，貴無為，成為風氣。那時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清高出世，語必黃老，反映在詩歌創作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這種山水詩，則是對這種空泛詩風的一次反撥，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主張，而領風氣之先，從而曆代的研究者才認定謝靈運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和現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為當仁不讓的，那些如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高舉這樣或那樣義旗的作家們，動不動抹殺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隻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裏不斷地發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皋，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文學見解是不行的。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類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死絕的惡習。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隻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幹脆不準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惡少的言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灑脫不俗的器識和風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後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所以，詩人的“憤怒”，和“饑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地要求。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製度的社會未變，詩人恰巧生在了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注定他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仆成群的快活的公子哥兒。當時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歎。生於豪門的謝靈運，一出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家族力量聯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