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關係。新時期文學以來，我們時不時地聽到過某人的某篇作品，與艾赫瑪托夫，與安東諾夫，甚至與契訶夫，與海明威，與誰誰誰，何其相似乃爾……這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誰寫小說，不是像小學生練字，從描紅模子開始的呢？吃一塹，長一智，作家是何其聰明的人，經過一番磨煉以後，後來肯定會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寫作路數。
假如你是個寫小說的人，假如你是個很在意小說技巧的人，假如你是個很想借鑒別人的創作成果，使自己小說寫得更好的人，你讀了名家的小說，你就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你讀了你特別鍾愛的作家和特別欣賞的小說，你說尤其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你長期隻研究某一位作家，或隻精讀某一部小說，到了滾瓜爛熟的程度，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被這位作家，或這部小說所左右。人，是一種特別善於學習的動物，而作家更甚。
因此，模仿也好，借鑒也好，受到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影響也好，對任何寫小說的人來說，都是寫作生涯中少不了的事。一位被敬稱之“大哥”的，也可算一位前輩作家坦率地說過：“我六十歲以前的小說，基本上能找出模仿的影子；六十歲以後的部分作品，也還是有模仿的痕跡。”那天，我不在場，後聽別人告訴我的。但這的確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人快語。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這種事情更是稀鬆平常了。毛主席甚至把李賀的“一唱雄雞天下白”，直接移植到自己的詩裏。郭沫若在解讀時，大講特講這句詩的來曆。顯然，毛主席對此並不諱莫如深，非常大度。如果他很在意的話，我想郭沫若就會避而不談了。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上卷裏談到蘇軾，說他“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從這位同時代人對蘇軾的評價來看，沒有覺得東坡先生這樣做怎麼丟人，相反，倒是以讚許的口吻來談的。宋人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裏講李白遊黃鶴樓，見了崔顥的題詩以後，雖然說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實際他於上元元年，還是寫了一首《鸚鵡洲》，明顯看得出是模仿崔顥之作。由於不成功，隔了一年，他寫的另一首《登金陵鳳凰台》，就膾炙人口，因為從模仿的基礎上大大地跨出一步。他的“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和崔顥的“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一起，成為千古絕唱。著意於文學的追趕，而不求文學以外的手段壓倒對手，隻有像李白這樣才氣橫溢的詩人，才會感到充分的自信，並具有一搏的實力吧！
所以，做八股文的時候，士子們流行一句話，叫做“天下文章一大抄”，這雖然有點厚黑學，但也說明借鑒在創作中的必然性。如果模仿得很拙劣，借鑒得很蹩腳，洋為中用得太生吞活剝，那又當別論。
中國有句學詩的秘訣，叫做“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這實在是模仿借鑒的經驗之談。會吟，就是入門的第一步。吟得多了，熟了，就慢慢懂得韻律，懂得對仗，懂得平仄，懂得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慢慢地也會謅兩句打油詩之類的東西。
寫小說的道理也是如此，也應該是這樣一個不斷地熟悉領悟，融會貫通，吸收揚棄，提高升華的過程。隻要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到了瓜熟蒂落的季節，即使模仿，即使借鑒，而能達到爐火純青、物我兩忘、不露痕跡、渾然一體的地步，別人也就自然不會妄加雌黃的了。當然，在小說創作的模仿和借鑒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見。齊白石早說過了，“學我者死”，這就是說，要學精神，不在皮毛。尤其不要被時下那些賣野人頭的、販假狐禪的，以及假洋鬼子、二道販子的花言巧語所迷惑。時興的東西，不一定是有價值的東西，流行的東西，不一定是站得住腳的東西。列寧說過，在市場上叫嚷著最響的小販，賣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貨物。有鑒於此，不禁想起中國的一句民諺：“跟著鴨子走，早晚學個羅圈腿。”這倒是值得我們寫小說的人深思。
學一學袁淑，覺得沒有把握，先把作品放在抽屜裏，冷卻一下腦袋，絕對是件有益無害的事情，不妨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