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像袁淑這樣超脫的作家，是不太多見的。因此，在隨後的文壇上，不要說同題作文出現上述現象，甚至，天南海北、你西我東、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家，也會寫出題旨相同、人物相像、情節相似、文體相近的作品。特別受前蘇聯文學影響至深，和後來又受歐美現代文學熏陶過重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兩代作家，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學習、借鑒、啟發、感染的痕跡，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有的甚至像暹羅雙胞胎那樣難解難分地相似，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不過，由於很少有人表現出袁淑的那種氣度，做不到“遂隱其賦”，一定要拿出來，便是那幾年裏一些難斷的官司的由來。
所以，談到產生這種或形似，或類同，或意近，或貌肖的作品，有其情有可原、似可諒解之處。首先，由於我們差不多都是讀了同樣的中外古今的文學作品，才開始寫作的。目前仍健在的作家，固然有讀得多些與讀得少些的學養上的區別，但自稱沒有讀過一本小說，忽然寫出小說者，是不存在的。也許有過這樣的神話，但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實，一定要哄鬼，一定要自欺欺人，那也沒有辦法。所以，中國作家的創作準備大致相同，是產生撞車現象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由於我們差不多都是共和國這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曆史見證人，隻有經曆得多一些和見識得少一些的差別，沒有一位是從外星來的，甚至也沒有一位這幾十年一直生活在外國的中國作家，所以無論怎樣自稱空靈，不食人間煙火，實際上是想拔著自己的頭發、要離開地球似的徒勞可笑，誰也離不開這個最基本的生活積累。因此，中國作家的寫作要素大致相同，是造成撞車現象的第二個原因。
再則，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平均分配製度，養成了一律、一致、一二一齊步走的深入人心的習慣。求穩的社會架構，趨同的生活模式，必然出現安分守己而不強調個性，井然守序而少標新立異的超穩定的社會常態。作家們眼往一處看，心往一處想，筆往一處寫，是造成撞車現象的第三個原因。
因此，一個作家，要寫出與別人的不同來，是一件煞費苦心的事情。有出息的作家，總是要超越以上的限製，才能寫出不與他人他作有任何牽連的、經營出自己風格的作品。正如酒必須經過窖藏，才能成為佳釀，剛從樹上摘下的果子，總不免有些生澀，需要一個糖化過程，方甜美可口。中國在80年代初，引進電視機成套設備，也是先從來料加工、原件組裝開始幹起來的。然後，購買技術，然後，實現國產化，然後發揮國人的聰明才智，走自己的路，創自己的名牌，再打人國際市場……其實，精神產品的成熟，也應該是這樣一個大同小異的路。
尤其文學，更是一個徐徐積累的過程，是急不得的，一口吃不成個胖子。揠苗助長，絕不是個好辦法。解放初期，為了培養工農作家，曾經手把手地教那些剛剛脫盲的工人農民，拿起筆來，寫文學作品。一些幫助工農寫作的編輯和作家，出於革命激情，甚至到了一字一句地點撥輔導、潤飾修改的程度。最後也說不清是工農作者創作的，還是這些幫助者代庖的，因而往往成為疑案。這種做法，雖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因為即使寫出了一兩部說得過去的作品出來，隨後這些工農作家也再看不到下文，沒有任何後勁和接續力。現在回過頭去看，50年代的工人作家，60年代的躍進詩人，70年代占領文藝舞台的造反派，至今仍筆耕不輟者，已鳳毛麟角矣！不是這些工農兄弟不肯下力氣，道理很簡單，文學的積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立竿見影的。
這就是川端康成說過的話了：文學，那是必須幾代人的心血，才能澆灌出來的花朵。對一個民族來說是這樣，對一個作家群落來說，也是這樣。譬如陳郡陽夏這個貴族世家來說，從謝靈運起，到謝莊，差不多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努力，才出現這種晉宋間謝氏家族人才輩出的盛況。對一個具體的作家來說，則更是這樣，就那麼一點浮泛的生活，就那麼一點粗淺的學識，就那麼一點照搬的技巧，要不去重複別人，那才怪呢！
因此，凡讀過幾本小說的人，都能寫出那種叫小說的東西，但要寫出好的小說，確實需要一種天分。這也是好的小說，和好的小說家不那麼太多的緣故，尤其被稱做大師的和傑作的，就更稀少了。可有那麼眾多的小說家在寫作，而在小說中寫出一點新意來，又是那麼艱難。於是，在填滿各個刊物篇幅的作品中，像南北朝時的袁淑和謝莊碰到的尷尬現象，頻頻出現，也就不以為奇了。但作品一經問世，成為公共讀物，就擋不住挑剔的眼睛，隻要稍微有一些不夠妥帖之處，就難免遭人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