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油價變動對中國物價影響的分析
按照國際能源署（IEA）測算，如果國際石油價格上升10美元，持續一年，將推動中國CPI上升0.8個百分點。
趙笑宇（2006）研究表明，1979～2004年間，石油價格的波動對滯後一期價格總水平的影響比對同期價格總水平的影響更加顯著。研究同時發現，石油價格上漲5%之後，會對農業、采掘業、食品製造業、電力蒸汽熱水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工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建築業、運輸郵電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等相關行業分別帶來0.21、0.39、0.20、0.90、0.55、0.42、0.75、0.72和0.38個百分點的價格增加。如果石油價格增加幅度達到了100%，則影響幅度最大的行業將是電力蒸汽熱水生產和供應業，價格增幅為17.91%；影響相對最小的則為食品製造業，達到3.92%，而農業達到4.26%。
除了上述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研究外，也有學者通過投入產出分析建立理論模型，得出產品價格變動的相互影響模型，計算出中國各部門對石油部門的依賴程度和石油價格變化對各部門的影響程度，進而計算出石油價格變化對價格總水平和居民消費品價格水平變化的影響，從而得出：當石油價格上漲100% 時，價格總水平將上漲6.23%，居民消費品價格將上漲3.01%的結論（周默、殷建平，2007）。
根據以上價格影響模型，假設石油價格上漲100%，結合《200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122部門的數據，周默等（2007）測算出石油價格上漲對其他部門的影響。
其中石油及核燃料加工業66.63%，合成材料製造業26.11%，化學纖維製造業18.35%，水上運輸業16.21%，燃氣生產和供應業13.81%，城市公共交通運輸業11.18%，航空貨運業10.76%、管道運輸業9.66%、航空旅客運輸業9.61%、道路運輸業7.90%、鐵路貨運業7.67%。這是因為運輸部門主要依賴於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石油製品。與能源轉化相關的行業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燃氣生產和供應業13.81%，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5.36%。
石油價格的上漲還給高能耗產業帶來顯著影響，此類產業部門的價格均有較大幅度的上漲。如有色金屬礦采選業9.82%、陶瓷製品製造業7.34%、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6.92%、煉焦業6.46%、有色金屬冶煉業5.48%、其他非金屬礦采選業5.38%、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5.08%。
周默等（2007）進一步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礎進行測算，2005年原油價格水平為每桶54.52美元，比2004年的每桶39.57美元上漲37.8%，推算出該年由於原油價格上漲而導致的價格總水平上漲2.35%，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1.14%。石油價格上漲引發了產品價格的全麵上漲，給中國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
也有學者研究證明：國際油價變化率對中國通貨膨脹率存在顯著的單向格蘭傑（Granger）因果關係，但中國通貨膨脹率對國際油價變化率不存在顯著的單向格蘭傑因果關係（王鳳雲，2007）。
根據上述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結論：第一，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會導致國內成品油和有機化工產品的價格上升；而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會引起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第二，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升與國際石油價格同步，並會進一步向下傳導，導致塑料、橡膠、化纖等工業中間品價格上升。第三，下遊的加工工業企業的塑料製品、橡膠製品和紡織品等最終消費品的價格是否會上漲，取決於這些產品的市場結構狀況和市場競爭程度。第四，從實際情況看，自2002年底，中國經濟開始走出通貨緊縮的局麵，並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該輪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拉動，這段時期中國經濟中投資和價格水平增長較快，通貨膨脹水平逐漸緩慢上升，2004年則進入加速上升階段。截止到2006年年底，石油價格波動似乎對這次經濟增長周期中通貨膨脹程度影響不大，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三）油價變動對投資和資本市場影響的分析
石油價格變動對資本市場影響的模型比較代表性理論是伊斯特伍德（Eastwood ，1992）的衝擊模型。但是在實際生產中，存在一個問題：能源的產出份額很低，比如美國大概隻有4%。如何用經濟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羅坦布傑和伍德福德（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6）的不完全競爭理論部分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在一個“校準”的單部門隨機增長模型中對能源價格增長的預期效果進行了數值模擬，發現石油價格每上升10%，產量下降2.5%。當產量合約預期到了石油價格的增長時，模型模擬的效果是用美國實際數據估計效果的1/15.這個模型說明不完全競爭顯著增加了能源價格增長對產出和真實工資的預期效果，特別是壟斷競爭者的隱性共謀導致產出和真實工資的下降。芬恩（Finn，2000）則指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衝擊的程度以及持續性來源於能源使用與資本服務的關係。
還有一些研究表明：能源使用對於能源價格的時間序列數據是非彈性的，而橫截麵數據（各個國家的國際差異）是有彈性的。阿特基森和基歐（Atkeson and Kehoe，1999）用能源使用量、能源價格和能源花費的數據檢驗了兩個模型，即普提—克萊模型（Putty-Clay Model）和具有調整成本的普提—普提模型（Putty-Putty Model）。對於能源價格的持久改變，這兩個模型給出了不同的資本和產量反應模式。在平得克和羅坦布傑（Pindyck and Rotemberg，1983）提出的Putty-Putty 模型中，高的能源價格導致各國具有更低的資本存量和產出，這與之前的一些橫截麵數據的研究，如格裏芬和格雷戈裏（Griffin and Gregory，1976）和平得克（Pindyck，1979）的結果不一致，而且能源稅對產出的影響也比以前的研究結果要大。在Putty-Clay 模型中，資本與產出的調整與以前的橫截麵研究一致，並且能源稅的效果也與以前的稅收研究一致。魏（Chao Wei，2003）用Putty-Clay的投資模型評估了1973～1974年能源成本增長對企業市場價值的影響，他假設能源價格通過生產函數影響經濟。他的結論是出現能源價格的外生衝擊時，資本市場下降很少。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都是如此。比如2008年6月27日國際石油價格突破每桶140美元之後，當天紐約證券交易所證券指數下降3.27個百分點，股市全麵下跌。
有關石油價格衝擊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投資的影響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鮮有文獻，這主要是因為石油價格和資本市場相互關係的理論較為缺乏；其次，由於中國石油價格、資本市場的數據相對不完整，時間跨度較短，樣本說服力不夠；最後，在實證數據具體選擇上，既有理論上的難度，也有操作層麵的難度。這些困難使得石油價格衝擊對股市的研究取決於中國的市場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