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空間”替換“時間”
勒夫喬所治的“觀念史”存有兩個預設：其一為“概念”的恒常性，另一為“概念”的連續性。
哲學上，勒夫喬的“單元觀念”染有濃厚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色彩，在50年代之後，漸為後期維根斯坦所發展出來“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概念所取代；例如，前述史基納即受其影響而解消“觀念”的本質觀。日後當然更難見容於後現代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所極力批判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
另一項“概念的連續性”，則遭逢後現代史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無情的摧殘。在傅柯的心目中，“觀念史”乃傳統史學具體而微的化身。若僅就“觀念史”而言，傅柯雖未曾明言，但勒夫喬盛行一時的名著及其倡言的“單元觀念”可作為其攻訐的對象。但傅柯對傳統史學的攻擊是全盤的，而非僅止觀念一史而已。他直搗黃龍，特標舉“間斷性”（discontinuity）以顛覆傳統史學。按“連續性”（continuity）實係傳統史學命脈所係。祛除了“連續性”，則傳統史學勢將土崩瓦解，“進步”（progress）、“連貫”（cohesion）、“因果關連”（causality）均將無可思議，更遑論統合性的“整體史”了。
傅柯刻意與傳統史學劃清界限。他所標舉的“知識考古學”直接衝撞近代史學的基本精神。自19世紀以降，即使曆史主義（historicism）遭受許多挑戰，“連續性”猶為支撐曆史大廈的概念支柱。這也見諸勒夫喬所治“觀念史”的預設。要之，“考古學”標榜的是“空間”（space）橫麵的安置，而非“時間”（time）縱麵的序列。試舉他的作品為例：《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Clinic）開宗明義便表明該書關注的是“空間、語言、死亡。它是攸關凝視的行為。”所以，“考古學”重視層次分明，而非縱貫的連續。
哲學上，傅柯反對“主體意識”與“本源”的概念；甚至連新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異化”（alienation）觀念，亦在剔除之列。他尤其厭惡史學的現象學化，而力主“去人文化”與摒棄“本源”的檢討。
必須指出的，“間斷性”乃是“去主體化”必然相應的結果。中心無主，則外在的事務勢必散布四方，無以為繼。這自然成了“考古學”的特色了。是故，傅柯攻訐“觀念史”誤以追本溯源為旨趣，其實本源、緣起皆渺不可知。曆史的本質乃是斷裂、不相連貫，而史學的吃緊之處，即在觀察斷裂之處，這才是曆史的大經大脈所在。他自詡“知識考古學”為觀念史所起的興革，就如同年鑒學派布洛赫、費夫賀及布勞岱為史學所做的開路工作。
他別出心裁的史識表現在兩方麵。史料方麵：曆史所呈現的斷裂或矛盾，傳統史學恒歸咎史料先天的不足或後天的闕疑；但考古學則反果為因，認為斷裂毋需費心去克服，反而是展露曆史症結的契機，更是絕佳的運作概念（working concepts），用以掌握曆史的實相。因此“不連續”毋寧是認知的方式，遠逾於認知的事實。“斷裂”、“不連貫”，遂變成新史學治史的利器。
因此，史料非為記憶之用，以複古為誌；相反的，史料僅是建構“論述”或稱“話語”（discourse）的素材。傳統史學將“遺物”（monuments）當作“文獻”（documents）；反之，“考古學”則把既有的“文獻”轉化為“遺物”，而加以空間分布的處理。可見“考古學”與傳統史學最大的分歧便是，前者以“空間”為分析的主軸，後者則仍拘泥於時間序列的思考。
其次，在史學連綴方麵，傅柯排斥詮釋學的原則。他與迦達瑪和史基納所倡導的思想史均有出入：史料的閱讀不在尋求作者的意旨，因此無所謂詮釋（interpretation）。考古學著重客觀的描述，忠實地考掘史料所呈現的訊息，而不做意義（meaning）的探索。對“本源”或“緣起”，均“存而不論”（bracketing），而隻企求“論述的建構”與厘清論述之間的關係。這些均屬描述性，而非如傳統史學講求“影響”、“發展”，一味追求因果性的解釋。
如同德希達所揭發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傅柯發覺西方文明存有著“邏各斯偏執症”（logophilia），導致“論述”空無實物，全受“意符”（signifier）左右。傅柯為了矯正這個弊病，特別開出三帖藥方：包括質疑“真理的意欲”（will to truth）、恢複“論述”的事件特質，並取消“意符”的主導權。
後期的傅柯更以迥異於傳統的權力觀，成就其係譜學（genealogy的進路。傅柯本來在治學的開端，原就製定研究策略，若非剖析“論述”之間的關係，就是探索“論述”與“非論述”（non-discoursive，例如：社會、經濟、製度的外緣因素）的關聯。前項工作，明顯地偏向“考古學”論述內在自主的操作。後項則涉及論述存在條件的“係譜學”。整體而言，前、後期的傅柯，隻是孰輕孰重而已。
“係譜學”一辭，顧名思義轉手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舊著：《道德的係譜學》（The Genealogy of Morals，1887）。傅柯追隨其後，企圖鏟除傳統史學中的兩樣迷思：理性進程與事物源起。
簡言之，“係譜學”絕非談空說玄或憑空臆測。它與傳統史學皆得仰賴大量的史料爬梳，方能察覺曆史的脈動。所不同的是，傳統史學深陷目的論，誤以曆史趨向既定的目標；或者執迷同一律（identity），視曆史為同質的曆程，以恢複事件的根源為職誌。
其實，事物的本質係歧異性（difference）的。“係譜學”遂以偵測事物的崛起、斷續與轉折為竅門。換言之，“係譜學”重視事物曲折、顛簸的“由來”（descent，Herkunft），而非一路無礙的“源起”（origin，Ursprung）。在操作上，它憑借淵博的學識與在地的記憶（local memory），以質疑現行理論的普遍性，並打破既有知識的階層關係。“係譜學”希冀察覺被壓抑的知識，以重審“鬥爭的曆史知識”（a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struggles）。它的目的不似實證主義亟於求索更精確的科學形式，因此是反現行科學（anti-sciences）的。
同時，“係譜學”明曉過去並非不動如山地靜待我們去理解，它隨時隨地對現時發生作用，並且暗地裏塑模我們對過去的認知。而其潛在的樞紐，即是運作其間的“權力”（power）。因此傅柯遂有以下的省發之語：
回顧過去，我曾以為自己在研討知識“係譜學式”的曆史。但是真正的驅動力量實際上卻是權力的問題……最終我隻營造出權力的曆史（a history of power）。
換言之，權力的運作即是係譜學探討的核心。這個階段複可視為傅柯由“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至“返歸政治”（return to politics）的逆轉。
七、“分析”對“敘事”
原先勒夫喬取法化學，以“分析的方法”治觀念史，風行一時。惟遭遇“敘事的轉向”（narrative turn），作為次領域的“思想史”亦難置身其外。“論證”（argument）遂轉為“敘事”，“邏輯分析”為“修辭之術”所取代。
史學“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的靈魂人物，非海頓·懷特（Hayden White，1928—）莫屬。惟在60年代末期，懷特猶堅守正統思想史的陣營，認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即為“意識的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而且思想史學必須腳踏實地立於“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之上。當時的曆史寫作仍以“分析史學”（analytical history）為尊，“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猶遭歧視。曼德保恩（Maurice Mandelbaum）即認為將曆史看作敘事，實偏離解釋的正軌，其態度令人憂心，必須予以糾正。
20世紀70年代，曆史書寫起了微妙的變化。史學的鍾擺複由“論證”，漸次擺回“敘事”。英裔美籍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1919—1999）於1979年發表了一篇《敘事的複興——對於一種既新且舊史學的省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頗引起專業史家的同感。有趣的是，曾幾何時，史東方才放聲表揚“新史學”（new history）的特征首重“分析”（analytical），而揚棄西方近代史學的“敘事”（narrative）傳統。前後相較，史東判若兩人，而時風易勢莫此為甚。
要之，史東心目中的“舊史學”指的是修士迪斯（Thucydides，c.460-c.400 B.C.）至麥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一脈相傳的敘述曆史，他借著檢討蘭克以降科學史學的弊病，以及引進社會科學枯燥貧瘠的後果，發覺到晚近史學複湧現出一股清新可喜的伏流。此一現象以敘述手法取代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或量化技巧，著重描述甚於解析。它的來源相當多元，或以史基納為首的新政治思想史、或法國年鑒學派所衍生的“心態史”、或師法意大利的“微觀曆史”（micro-history）、或受人類學家紀茲（Clifford Geertz）啟發的“稠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等等不一而足。其基本特色即恢複史學的敘述功能，拋棄往日宏觀或結構性的解釋模式。
然而真正一新耳目的觀點，則非海頓·懷特莫屬。他的曆史語藝論，毋論讚成與否，均公推為20世紀最具份量的史學理論。他的巨著《後設史學》（Metahistory，刊布於1973年）開拓了史學探討的新視野，允為“敘事轉向”的裏程碑。
懷特的論點首要見諸《後設史學》一書，該書曾被目為後現代史學的發祥地，他不畏物議，重新扛起“曆史若文學”的大旗，大膽泯滅了文、史分隔的畛域。透過語藝論的反身投射，懷特發覺現行奉“研究”（research）為尊的近代史學，乃是19世紀學術馴化（domesticated）的結果。在史學專業化的過程，主觀的曆史想象受到壓抑，而號稱追求客觀真實的史料考索，則獲得褒揚。這不啻造成前、近代史學的斷裂，且導致文、史分途。
此一立說確實大大悖離傳統史家的思維，在人文學界引起極大的震撼。上一世紀60年代中期，科學派史家尚義無反顧地言道：“史學與文學決無任何實質的關聯。”迄懷特正式提出“曆史若文學”的觀點，居間不出十年，但之際已可嗅出新時代的風向。
懷特將“曆史若文學”歸根於語言本身。正由於史學同文學的表意，均需透過自然語言，故無所逃於譬喻的轉義作用，所以史書會呈現出和詩、小說、戲劇同樣的語藝模式，蓋極自然。易言之，史著的語藝狀態係“曆史若文學”的靈樞所在。對懷特而言，“過去”本不具有任何意義，“曆史”之有意義，純為史家的語藝行為，而這正是曆史虛構性的真諦，亦是“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極致。
其實，懷特的立論乃植基於“轉義理論”（a theory of tropes或tropology）。“轉義”（trope）簡單地說，便是“譬喻”（metaphor或figure of speech）。直言之，“轉義”係“論述”（discourse）的靈魂；缺乏前者的機製，“論述”即無法進行或達成目的。再說，即使力求寫實的論述，亦無法避免轉義的作用。
尤具意義的，懷特主張史學敘事的機製係於“修辭”運用，而非“邏輯”的推理，其論調與解構論（deconstruction）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道出同源。他們均祖述尼采，鼓吹“隱喻為尊”（the primacy of metaphor），視文本中的“修辭”（rhetoric）優於“邏輯”（logic）。
概言之，懷特的論說促成史學理論由“邏輯論述”至“修辭論述”的轉移。在曆史實踐方麵，懷特的語藝論，不止解構了“科學史學”的神話，複為晚近方興未艾的敘事史學提供了理論的支撐點。他義無反顧加入思想史“返歸文學”（return to literature）的行列，新文化史家柏克（Peter Burke，1937— ）甚至讚揚懷特的論說“極具影響力”（extremely influential）。無疑，他成功地說服了史家：“修辭”有可能變成研製“新思想史”的主要利器。
八、結語：“老兵不死，隻是逐漸地凋零”
當柯靈烏（R.G.Collingwood，1889—1943）宣稱：“所有的曆史均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他並非意在聲援新興的專史——“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的崛起，而是陳述自身一般的哲學立場。而我們所謂的“觀念史”，本身即有一部曆史。
19世紀的“實證史學”首重“事實”（facts）的爬梳，依文獻證據講話；而思想或觀念卻恍兮忽兮，難以捉摸，因此受到其時正統史學——“政治史”、“外交史”的排斥。另方麵，傳統曆史或專門史都或多或少會沾上“思想”的因素，可是“思想史”作為專史的領域卻是20世紀嶄新的發展。
再說“思想史”的起步雖晚，但得力於其他學科的奧援，發展十分迅速。另方麵，因過分倚靠外援，種下意想不到的惡果。因為一旦其他學科時風易勢，“思想史”的概念與方法隻好一變再變，無所定形。前一階段，慣用的複合辭係“社會與思想曆史”（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而今卻是“思想與文化曆史”（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不同的湊合意味著不同的流行。克裏格便徑言：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問題——存於她有太多的方法。此一多元性反映了分歧的研究對象，而此一分歧更招致思想史可以作為個別與自主的曆史領域的質疑。
從上一世紀“思想史”孕育於西方傳統哲學，迄今隻不過七八十年，“思想史”卻已曆經“社會的轉向”、“語言的轉向”、“敘事的轉向”，甚至加上晚近“文化的轉向”（cultural turn），直如俗話所形狀的“團團轉”，不知適從。類此快速的翻轉，連孔恩的“典範轉移”都顯得捉襟見肘，難以適解。而經過幾次的翻轉，原初勒夫喬所提倡的“觀念史”，業已麵目全非，難以辨識。
毋怪文化評論者拉卡布拿（Dominick La Capra，1958—）麵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思想史”，隻得訴諸中國的孔老夫子，亟求“必也正名乎”。惟“正名”猶須“名”、“實”相符，但“思想史”乃人為構作的文化概念，其內容與名稱恒處流變之中，難以論定。
始自勒夫喬，思想史便敞開心胸，尋求科際整合的可能性，因此，她便與“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最終則是“文學”結盟。可是逮至後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各自危機四伏，自顧不暇。此一聯盟因後援不繼，遂自行潰散。
剩下的殘局是，談空說玄、怪說林立的“思想史”令實證史學望而卻步，其衰微似乎是難以逆轉的頹勢。有位史家如是說：
思想史曾經擁有短暫而輝煌的過去，眼前卻是四麵楚歌，前景黯淡無光。
近年，愈來愈少的史學工作者願意被歸類為“思想史家”，但另方麵“思想史”具體的研究成果卻化整為零，為其他曆史學門消融於無形。晚近新起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似可視為“思想史”的浴火鳳凰；按“新文化史”側重雖是常人的“心態”（mentalities）與“感覺”（feeling）的氛圍，而與之前的思想史所看重的“概念”與“理性”有所區隔，可是若深加探究，“新文化史”猶可充為前者變形的化身。一如包斯曼（William Bouwsma）所調侃的：“我們毋複需要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正因為我們都已成了思想史家。”
總之，“思想史”或許已經病了，但就此宣布其死亡，不免過甚其詞。較貼切的說法，或許仍是麥帥（Arthur MacArthur，1880—1964）的名句：“老兵不死，隻是逐漸地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