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嚴、姚二氏亦深曉此一症結所在，姚氏便言：
（蓋）孟子之學為宋儒所自出，而荀卿之學獨傳於漢儒，世方遵行宋儒之書，宜乎荀卿之見絀也。世議荀卿者，惟以性惡一言，與孟子異。
姚氏遂主張“言性者當折衷於孔子”，而孟、荀二氏則各有所偏失。
嚴氏進一步指出，宋儒佯攻荀子，然其所謂“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起偽”之說。嚴氏疏通宋儒之說，值得大筆特書，這表示他已接受漢學名家錢大昕（1728—1804）等人試圖調停荀學與宋學的努力。
此外，在學術風尚上，他們皆試圖證成荀子與六經的關係。嚴氏說：“孔子之道在六經，自《尚書》外皆由荀子得傳。”姚諶亦言：“六經之文，自孔子後，惟荀卿得其傳。”他甚且判斷：“（孟子）記問之學，疑不若荀卿之密。”又褒揚荀子“尤深於禮”。他至提議荀子複祀，應“位次七十子下，頒其書天下，與《孟子》並列學官。”
從官方觀點，紀昀（1724—1805）所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業將孟荀之爭定位為象征儒學內部紛爭的“朱陸異同”，而非如先前所雲的“雜學”或“異端”。荀子的聲望遂一改往昔的頑勢，頗有向上盤堅之姿。從清儒汪中的兒子——汪喜孫（1786—1848），改名為“喜荀”；以及時人李慈銘（1829—1894）以“荀學齋”命名書房，並著有《荀學齋日記》的事實，均可反映荀子普受接納的情形。而經筵諸官龐鍾璐於同治四年（1865），在“從祀附傳”裏已為荀子備位，似乎不無期待。
觀此，荀子重祀呼之欲出；惟世事難料，西學東漸，加上古今文之爭，荀子複祀又無端受到延擱。
清末中國遭遇二千年未有之變局，連帶殃及荀子，令方洗刷名譽的荀學，又蒙上不白之冤。主要的緣故是變法維新人士的抨擊。亟於改革滿清專製政體的梁啟超便控訴荀子“尊君權”、“排異說”、“謹禮義”、“重考據”。析言之，“尊君權”與“謹禮義”係政治社會體製，“排異說”與“重考據”則屬學術範疇。按在今文學派的眼中，乾嘉考據學不啻為荀學的化身，早年浸淫考據的梁氏一度聲言：
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
職是，荀子頓成眾矢之的。
尤有過之，“專製君權”竟由荀子一人概括承受。梁氏至謂：“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他又攻訐道：“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梁氏的同門——譚嗣同（1865—1898），亦異口同聲說道：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梁、譚二氏的荀子觀點，實其師康有為（1858—1927）有以啟之。他們鹹曾積極參與所謂的“排荀運動”，以黜荀申孟（軻）為己任。
民國以來，荀子形象愈形不振。“五四的精神導師”胡適（1891—1962），批判荀學是“極端短見的功用主義”、是“專製的一尊主義”；“隻手打孔家店”的吳虞（1872—1949）則認為荀子尊君權、講等級，故“最為君主所憑借而利用”。
要之，清代末葉，孟子一躍成為“民權”的先知，荀子卻淪作“專製君權”的傳聲筒；形勢驟變，荀子遂承擔了難以負荷的汙名。居間雖有章太炎（1869—1936）一味尊荀，至稱“荀卿學過孔子”，但均無法挽回荀子下墜的頹勢。晚清短短的數十年，清廷所下的從祀詔，頻數之繁為曆史上所僅見，而荀子均無緣恭逢盛會；甚至包括距今最近，且為民國僅有的一次從祀榮典，荀子亦無法入列，其榮辱可知。
加上接踵而來的反傳統運動，愈演愈烈，“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甚囂塵上。吳虞宣稱“孔教之流傳於後世，荀卿之力居多”，但另方麵卻不忘指控“孔教之遺禍於後世，亦荀卿之罪為大”。民國以來，儒學即使有複振之舉，均以“孔孟”為主軸，而荀子益形邊緣化。錢穆（1895—1990）便認定，孟、荀遙相對立，但“性善論終究是儒學正論，則可無疑。”新儒家的宗師牟宗三（1909—1995）亦斷言荀子“非儒者之正宗”。328更嚴重的是，陳獨秀（1879—1942）竟放聲疾呼：“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其激昂的態度，絕不輸日後文革批孔的小將。內、外環境如此，荀子的複祀愈加渺茫。職是之故，荀子至今猶是徘徊於孔廟門外的遊魂。
餘論
上文大致勾勒了荀子在曆史上不同的際遇，若就形式而言，荀子或其身後所遺留的文本，隻不過是符號遊戲，言人人殊，本毋足為奇；但“荀學”果若如“廬山”般真實，則觀者“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亦未嚐不是。總之，毋論就虛、就實而言，荀子在曆史上的多樣型態均是不爭的事實。
南宋大儒熊鉌曾說：“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此處所謂的“祠”，即指“孔廟”而言。果依其言，一部孔廟從祀史不啻是曆代儒家道統意識的標示；由於道統意識與時俱遷，孔廟從祀遂累朝互有出入。換言之，孔廟從祀固然高懸“天下萬世”為準則，其實際運作卻是因時製宜的。其驅動因素大略有三：道統觀的變遷、曆代對諸儒的異解，以及政治力的介入。此三項皆曾在荀子的從祀留下深刻的烙印，致使荀子在孔廟有進有出，懸而待決。
而清末以降，中西文化主客易位，西學淩駕於儒學，問題更形錯綜複雜。以西學映照荀子，則出現過“群學”、“名學”、“心理學”、 甚至“唯物主義”的倒影；荀子遂驟然變成無奇不有的哈哈鏡，而儒家的道統意識亦消融於無形。因此唯有回歸儒家的係絡，荀子複祀一事，方可免於時空錯置、或食古不化之譏。
有了上述的認識，孔廟入祀尚需輔以適切的曆史意識，方才可行。明人霍韜為了請祀先朝程朱大儒薛瑄（1389—1463），曾發抒一段精辟的議論，可資今人借鑒。他說：
（謹按）曆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搜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注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
他且以薛氏“生當聖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學思雖不若先賢，惟德行踐履，篤實過人，請允從祀。霍韜的觀點明白曉示：孔廟從祀的標準曆代固然有異，但考量的層麵不外乎儒學的發展階段與儒學的當下意涵。以此度之，荀卿均當之無愧。
以“儒學的發展階段”言之，評量荀子首須回歸上古時期。雖說，當代的新儒家隻顧高談危微精一的“仁”，而不敢奢言文質彬彬的“禮”；若是，豈非忘記孔子所謂“仁”，需“克己”、“複禮”互濟，方能一日天下歸仁338？按原始儒家，本來孟、荀並舉，恰代表孔子之教的兩橛。孔門之教，原以“仁”為全德，“禮”、“義”為踐形。孟子以“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主“居仁由義”；而荀子則緣“隆禮重法”，取“誦經讀禮”重學的途徑。341兩者殊途同歸，原不可偏廢。再者，孔子明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門本“學”、“思”並重，孟、荀則各有所承。
另從“時代意涵”言之，“重學”尤為吃緊。荀子固主張“性惡”，但求“化性起偽”，“學”不可或缺。清儒章學誠（1738—1801）對荀子之“性惡”，有番獨到的見解，他謂：“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為。”章氏之辭適彰顯了荀子重學的精神，故《荀子》開卷便勸學，蓋寓有深意。此一特征連力挺孟子的康有為亦表同感，他道：“孟言性善擴充，不須問學，荀子言性惡，教人變化氣質，勉強學問。”尤其當晚清經學家俞樾（1821—1906）在麵對外來西學時，竟得援荀學為接榫點，他闡釋道：
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後王，無荀子不能開三代以後之風氣；……今將為荀氏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
甚至連當代新儒家牟宗三雖然貶抑荀子為“非中國正宗之重仁係統”，但猶得承認荀學為“疏通中西文化之命脈”。
因此無論就儒學的完整性，或麵對西學的開放性，荀學均能適時扮演平衡的角色而發揮互補的功能。此正應驗了金人所言“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孟、荀合而為孔子”。如此容可跳脫“孟（子）所以得運二千年，荀（子）所以失運二千年”的大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