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科學主義”彌漫其間，所以就不必太詫異，會出現如此突兀的講詞——署名蔣中正的《科學的學庸》。按《大學》、《中庸》原為理學的基本經典，在此時卻必須冠上“科學”的招牌，才具有現代的價值呢！
1923年另立了一個裏程碑：從教育史視之，民國肇建，因延續舊製，仍由“修身”一科代表道德教育的主要課程；但1923年以後，為了配合新學製的頒行，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將中學課程標準綱要由“修身”科改為“公民”科，不啻為民國道德教育史的一大改變。雖說清末以來的新學製，“倫理”或“修身”的課程內容已有顯著地擴充，但名副其實的更革則自此方才正式的啟動。按，“公民”一科所涵蓋的課題，遠非傳統“修身”一門所能範囿，已超越個人素養，延伸至國家與社會的政治與法律層麵。
試以個人目前所能取閱的幾部教科書，稍作例證。在部定課程標準公布之際，民國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933—1934）所刊行的《徐氏高中公民》全三冊，已見其端：第一學年（第一冊）為政治組織與法律概念，第二學年（第二冊）為經濟與社會問題，第三年（第三冊）方及倫理方麵，又特標名為“國民道德”。作者解釋道：“國民道德不獨為我國今日提倡恢複固有道德之時所應闡揚，並使青年有確實的理解，即其標題亦較為醒目，不若倫理二字之富於玄性。”該冊將“儒家倫理”置於眾多諸家倫理之中，中國倫理的基本概念：“天”、“道”、“性（命）”則輕輕帶過，“新儒家”（受道佛兩家影響的儒家）的篇幅更微乎其微，竟不滿一頁。而民國二十五年（1936）依據“修正課程標準適用”所撰的《高中公民》四冊為例，當然則涵括：社會、政治、經濟、法律諸議題了。
觀上，形上學從新倫理退位，乃時勢所向。但缺乏道德本源（moral sources）支撐的新倫理，最終是否會加入西方現代倫理學的行列，而淪為“沒有本體論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ontology）呢？則亟需進一步地關注。
惟猶需一提，祛除形上學的道德思慮固然主導了一般的國民教育，但20世紀的新儒家仍然鍥而不舍，戮力重建道德形上學。尤其下半葉，唐君毅（1909—1978）探究道德自我之所以建立，道德行為之所以成立的形上學基礎；以及牟宗三（1909—1995）借道康德所形塑的“道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異軍突起，值得重視。簡言之，新儒家目前猶囿於學界一隅，毋乃為空穀足音，其成效有待觀察。
三、邁向以“權利”為基底的倫理思想
19世紀90年代係中國“民權”的萌芽期，其代表人物則為嚴複與康、梁師徒。但甫一開始，由於西力的入侵，“民權”與“國權”便聯結一起。梁啟超的名言：“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足為代表。孫中山後來也依此，解釋太平天國的潰敗。他說：
太平天國隻知有民族主義，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方為其敗亡的主因。
必須點出的，上述的“民權”，毋寧就“群眾”而言，而非個人式的權利，因此它成了對國家興亡有責的“國民”權利。而原本作為政治與法律辭彙的“權利”（rights），亦同時進入倫理思慮的領域。
按“民權”概念與傳統三綱五常的衝突顯而易見，張之洞（1837—1909）的《勸學篇》（1898）足資代表。張氏言道：
（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因為綱紀不行，所以張氏歸結：“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反對維新的蘇輿等人也危言聳聽地說：“托改製，則亂成憲；倡平等，則墮綱常；伸民權，則無君上。”
因此，傳統中國的倫理（包括儒家）並未涵攝“權利”的概念，幾乎是今日學界的共識。引介“權利”概念進入中國的梁啟超便坦承：
吾中國人數千年不識權利之為何狀？
他又言道：
權利觀念，可謂為歐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原素。彼都所謂人權、所謂愛國、所謂階級鬥爭……等種種活動，無一不導源於此，乃至社會組織中最簡單最密切者如父子夫婦相互之關係，皆以此觀念行之。此種觀念，入到吾儕中國人腦中，直是無從理解。
又，晚清的著名譯家——嚴複，曾為“right”一字斟酌再三，“即苦此字無譯”，可為旁證。多年後的梁潄溟亦說：
權利一詞，是近數十年之舶來品，譯自英文Rights。論其字之本誼，為“正當合理”，……與吾人之所尚初無不合，但有根本相異者，即它不出於對方之認許，或第三方麵之一般公認，而是由自己說出。
20世紀80年代於新加坡負責推動“儒家倫理”（Confucian Ethics）的吳德耀（Wu Teh Yao）便直率地斷言：從古代的《四書》、《五經》，下迄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儒家著作，毫無一語言及“權利”（rights）一辭，更何況“人權”（human rights）。於他而言，中國文化對“權利”的概念，十分隔閡。
但即使如此，並不表示儒家倫理未能自成體係，在傳統社會運行無礙。按近代西方倫理以“權利”（rights）為核心價值，而儒家倫理則是以“責任”（duties）、“義務”（obligation）為歸屬，二者顯有區別，此乃不爭之事實。雖說尚有學者試圖強化“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對應性，但邏輯上二者並不必然相連係。拙文不擬介入此一爭論，以下則嚐試勾勒出近代中國道德意識轉化的一環，亦即“權利”一詞開始在中國新倫理嶄露頭角。
究其實，“權利”的概念在西方亦非古已有之，而是在文藝複興之後方漸次萌芽，而成形於17、18世紀，從此蔚為近代西方倫理的主流思想。而西方的強勢文化以船堅炮利為後盾，君臨中國，終究波及至精神意識層麵，令中國的倫理思維為之改觀。原初流通於政治與法律的譯詞，終滲透至深層的道德意識。
析言之，儒家倫理，就社會規範（social norms）而言，係“責任倫理”（duty ethics），概為學界一致的看法。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是做君、做臣、做子的“責任”，而非“權利”。況且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認定儒家倫理本質上是“身分倫理”（status ethic），並非全然無據，因為不論儒者將“仁”或“義”談到何等高超玄妙，落實到實際的世界還是孔子所謂的為政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具有特殊的“身分”指涉。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構成的“五倫”並非隻指述彼此的關係，更重要是規範上下尊卑的關係。歸根究柢，乃“名分主義”。
刊布《新民說》之前，梁啟超便宣稱：
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
此一說法帶有“天賦人權”的意義，這和梁啟超接觸法哲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思想不無關係。而在《新民說》的諸多新德目，則赫然見“權利”已入列其中。
梁氏以為：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今日則務講求“義”為宜。梁氏此處的“義”乃指“權利”而言，係“救時之至德要道”。他主張：權利思想的強弱，攸關個人的品格。有權利思想者，遇侵壓，則亟亟謀抵抗，以複其本來；無權利思想者，則情同麻木不仁。他企圖把“民權”與“國權”作一連結，遂謂“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所以他言道：
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
又說：
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
鑒於英人立國的大原，即在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而欲養成權利思想，必始自個人，所以“權利”必得移至倫理思考的核心位置，他因此呼籲：
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必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
他又主張：“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於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於一公群應盡之義務也。”循此，享有“權利”，變成“應盡的義務”，可見以權利為基底的倫理思想，使近代中國人的道德意識由消極轉向積極。
是故，劉師培在《倫理教科書》（1905—1906）便聲援：“以權利與人，即可使人盡義務。”更堅持“權利”為不可或缺，他認為：
不知放棄權利與辱身同，故退讓之人，即卑汙之人也。
言下之意，欲人人具有“人格”，則必須斥退讓之說，不得無有權利。這顯然呼應梁啟超的主張：“權利思想的強弱，攸關個人的品格。”此外，值得點出的，劉師培所謂“修身”之於“完全之人”的重要性，均是針對國家、社會而言。換句話說，他們所標舉的成德榜樣業已從傳統的“盛德君子”，變成健全的“國民人格”了。蔡元培在《中學修身教科書》（1912）則直言“消極道德”：
在往昔人權未昌之世，持之最嚴。而自今日言之，則僅此而已，尚未足以盡修德之量。……其為君子，固無可疑，然尚囿於獨善之範圍，而未可為完人。
是故，德育另需輔以“積極的道德”，發展其人格。張君勱則遙相呼應梁啟超以降的“人權”概念道：“人權就是一個人所以為人之必要權利……沒有這種基本權利，便不能算是人。”而劉師培所呼籲的“豈有權利、義務之界不明，而克稱為倫理者？”遂為日後倫理思想定調。
正由於上述的緣故，“權利”的思想順勢進入了爾後的教科書，舉例1933年編著的《徐氏高中公民》裏，便有專章講述“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權利”的概念從此深深地植根在中國人的心靈中。
多年後，新加坡在重新開發“儒家倫理”（Confucian Ethics）以適應現代的社會，也必須將“權利”納入德目之內。雖然它是作如是解：“根據儒家思維，以盡義務為先。從盡義務，則人人可確保其權利。”意在調和“權利”和“義務”的對立。
但在台灣新修的高中教科書《公民與社會》，則明確地表示“現代的民主法治社會是一個強調人權、自由與平等的社會”，而其所揭示的公民必須是“有權利意識的公民”。在另一版本的《公民與社會》，則把“公德心”定義成“個人願意尊重群體中陌生第三人的尊嚴與權利”。同時，權利的概念亦擴充至“動物權”與“環境倫理”，顯見“權利”兩字已根深柢固，打入民心。舉其例：當代以闡揚儒家文化價值著名的餘英時，被詢及“知識人的尊嚴”時，就答道：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麵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
必須點出的，采訪者原以“知識人”特殊的角色提問，但餘氏竟致以人之所以為人普遍的要求作答。
總之，“有意識的向善”、“祛除形上學的倫理觀”、“邁向以權利為基底的倫理”三者，適構成從傳統理學蛻化為近代倫理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