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朝，麵對的是盤踞在北方上百年的匈奴汗國。這個匈奴民族驍勇善戰，以武力征服草原，作為它的主要對手，中原漢王朝，如果當年漢武帝真的以“儒”的仁義道德為武器的話，那恐怕早就淪喪鐵蹄下了。盡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千古話題，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能夠知道：漢武帝對內使用的是“儒”，強調“大一統”、“君臣之禮”，維護的是國民穩定，漢武帝對外使用的是“法”，是集權製下的軍事打擊、嚴密的戰爭態勢；漢武帝表麵上對民眾宣揚的是“儒”，強調民眾單方麵“稱臣”、“恭順”，但在政治管理上施行的是“法”術的統治，嚴峻苛法，集權管製。
儒學隻是漢武帝披上的一件華麗外衣，用以穩定人心，而真正使漢朝強大專製、擊敗強敵的在於法家權術。此所謂“外儒內法，儒表法裏”。《史記》中評價漢武帝的最後一句話是：俯觀嬴政，幾欲齊衡。意思就是說，漢武帝的政策與秦始皇其實差不多，兩個皇帝的所作所為不相上下。之所以漢武帝造就了強漢帝國，在於將秦始皇嬴政那套法術思想與孔子那套仁德思想相結合。
從整體來看，國家強盛必須同時具備“硬”、“軟”兩手：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後盾，文化是潛移默化的軟實力。
漢王朝可以一麵宣揚儒家仁愛，也可以一麵組建強大的軍事集團攻滅外敵；唐王朝也一樣，強盛時國富民安，路不拾遺，以仁政治理國民，可對待外敵卻毫不手軟，攻滅突厥、收服回鶻、征服高句麗、擊敗吐蕃，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一百多年時間裏，唐軍鐵騎馳騁東亞大陸，令周邊四夷臣服，隻有先把你打怕了，才能用文化來馴服你。
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巔峰的唐太宗，其人崇尚儒學，通曉經典，以仁義治天下，對大臣和子民都很寬厚，開創“貞觀之治”盛世——可這並不代表他拒絕了武力，相反，唐太宗一生都堅持武功，尚武氣息濃厚。
太宗年輕時就征戰沙場，前線殺敵，當上皇帝後，也依然在顯德殿前親自操練士兵，並且告誡手下說：“自古以來，夷狄之所以侵犯我中國，在於中國的君王們都逸樂忘戰，妥協懦弱。我現在訓練你們騎馬射箭，一旦突厥人進犯，你們就能征戰殺敵，這才是安定中國的方法！”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在殿前率領數百人，教他們練習射箭，並親自進行考核，連昔日的將帥也必須考試，表現優秀的能獲得太宗親自獎賞。群臣們看到這種情況，都紛紛勸阻：“按大唐律例，任何人都是嚴禁在皇帝麵前耍弄刀劍的，違者要受刑處斬。現在您周圍這麼多真刀實槍的士卒，萬一哪個居心叵測，出其不意，則會釀成天下之大不幸啊！”
唐太宗不聽，反倒顯得很豁達：“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對將士們推心置腹，怎麼會有人居心叵測想暗害我呢？”（“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將士們大受感動，都愈加勤奮練習，數年之間，都成為精銳力量。
尚武氣息是大唐前進的動力，和文治德政一起，鑄造盛世。文治與武功，完美地體現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格上。
又有一次，唐太宗宴請群臣，宴席上奏《秦王破陣樂》，此樂氣勢磅礴，描寫當年征戰沙場之景。手下的大將封德彝就稱讚起來：“陛下你當年以武功平定四海，這樣的千古大業，豈是那些文治德行所能比擬的？”唐太宗搖搖頭：“不能這麼說，平定戰亂需要強大的武力，維護繁榮則需要文治教化，一文一武，不可獨缺，要隨情況而變。”（“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唐太宗的“文武各隨其時”，漢宣帝的“霸王道雜糅之”，兩位盛世帝王都一語道破了國家強盛的本質：武力和文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萬事萬物，都有正反兩麵。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觀點，有陰陽二極：天為陽，地為陰；火主陽，水主陰；男為陽，女為陰；王道為陽，霸道為陰；儒學為陽學，法家為陰學。
隻有陰陽結合，才能相輔相成，相生相克，隨時變幻。
漢唐帝國之所以強盛，在於儒學與法家很好的結合，一陰一陽，文武平衡。
後世的宋王朝，重文輕武，造成國家三百年積弱挨打局麵；
後世的蒙古汗國，重武輕文，最終也如曇花一現，坍塌崩潰。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曆史的教訓，讓我們謹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