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道理，在今天世界強國爭霸的局勢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從一次次被外界壓製中崛起。當今世界，軍事的重要性雖然讓給了經濟，但是中國在應對國際貿易閉壘、經濟威脅、廉價剝削等一係列挑戰時，都應當恢複昔日中華血性，作出正當的反擊，適當的時候，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經濟主權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強硬態度或是軍事、經濟戰爭進行解決。
儒學用來“守成”，法家用來“開創”。
這個道理被漢宣帝一語道破，《漢書》中有一個故事：
漢宣帝時期，中國進一步富強，經濟繁榮，外敵消除。太子就向皇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說您法律太過嚴明了，應該多用柔和的儒學仁政來治國。漢宣帝聽了很不高興，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糅之，奈何純任德教！”
以霸道和王道雜糅——漢宣帝一語道破國家強盛的本質：硬的一手，軟的一手，兩者缺一不可，需要“雜糅”才行。儒家與法家相結合，才是正道。
漢宣帝時期是西漢繼武帝開疆拓土後更輝煌繁榮的時代，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文治武功，可謂中興”，漢宣帝不僅在內農業豐收，物價平穩，政治更加清明，對外又擊滅西羌，襲破車師，迫使匈奴汗王臣服，得以完成漢武帝傾全國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業。有人稱這個時代“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堪比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
作為一個盛世統治者，漢宣帝清楚地知道國家必須要“霸王道雜糅之”，不可偏廢，兩條腿走路才能前進，失去其中一條，都會成瘸子。
那位勸誡的太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他溫文爾雅，熟讀經典，喜好歌賦，但是隻一味崇尚儒學，不懂法術，整天與儒生在一起（“柔仁好儒”）。漢宣帝見了，歎氣說：“亂我家者，太子也！”
在漢宣帝看來，那些隻懂書上道理的儒生們，做起事來總不合時宜，又好借古諷今，長篇大論口若懸河，讓人聽著頭暈目眩，不知所雲，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果不其然，到漢元帝即位後，大力提拔儒生，弘揚儒學，雖然朝廷上下一片祥和，可這些儒生整天誇誇其談，又沒有做大事的魄力和勇氣，關東豪強貴族勢力增強，中央執政者優柔寡斷，難以壓製，導致權力削弱，地方上土地兼並嚴重，社會動亂，宦官與外戚趁機掌權，漢朝逐漸走向衰落。
漢元帝一味尊儒的後果是嚴重的，元帝之後，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最後，虛弱的西漢王朝被王莽篡權，終告滅亡。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篡權的王莽本人也是一位儒生，熟讀儒學經典，政治思想極為天真狂熱，凡事都以儒家典籍為準則，毫不顧及實際情況，妄圖恢複到孔子描述的上古時代，結果王莽也身敗名裂，葬送在他儒家大同理想的虛幻之中。
事實證明，單純地以儒治國，對國家是一場災難。在提倡儒家和諧的同時，必須輔以強大的武力做支持，必要的時候用強權說話，這樣，儒法結合，才能使國家長久。
西漢末年的悲劇在公元十世紀又再次發生。宋王朝一味崇文，壓抑武將，雖然國內歌舞升平，儒學文化濃厚，可是對外連番慘敗，大送金錢，割讓土地。綜觀宋朝，出了曆史上最多的文化名人、大師學者，宋朝皇帝們也都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佼佼者，宋詞的華麗辭藻代表著中國文化最優雅的水準，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李清照、朱熹、辛棄疾、陸九淵這些文化大師們至今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精神源泉，他們創造了一個文化璀璨的絢爛時代——可是，同樣令人痛心的是，這樣一個國度，武功卻一塌糊塗，最後落得亡國滅種的悲劇。每每讀到蘇東坡、辛棄疾的詩詞，不禁蕩氣回腸，心胸開闊，似有穿越千年曆史的靈魂震撼，宋代豪放派文人們無不令人心生向往；每每讀到晏殊、李清照的詩詞，又感到柔和纏綿，點滴心語，那一顰一笑的微妙感覺，欲說還休，宋代婉約詩人們的文字也讓人愛惜不舍。
對兩宋文化之鼎盛，真是愛之愈深，痛之欲切。這個以孔孟之仁為唯一準繩的時代，始終是今之世人爭議不止的焦點。我們該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實行仁政沒有錯，倡導儒學也沒有錯，錯就錯在，為了王道而丟棄霸道，為了達到文治而丟失武功，這就是大錯特錯！
王與霸、禮與法、德與刑是雙雙對應的，相輔相成，結為一體。盡管曆朝曆代統治者一再宣揚“儒學治國”，但真正的執政者都該明白，那隻是針對民眾、維持倫理秩序的手段之一，在必要時刻，武力和權力才是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