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獨立的國家都劃分成了許多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團體，它們每一個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權力、特權和豁免權。每個人對其自身的階層或社會團體當然要比對其他任何的階層或社會團體更加依附。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虛榮、他的許多朋友和夥伴的利益和虛榮通常都與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他熱切渴望擴張其特權和豁免權，他熱忱地維護它們免遭其他階層或社會團體的蠶食。
一個國家的所謂政體取決於該國劃分構成該國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方式，取決於它們個別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的特殊分配方式。
而政體的穩定性則取決於每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維護其自身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受其他階層或社會團體蠶食的能力。當政體中的任何一個從屬部分上升超出或下降低於其原先的等級和條件時，那個政體就必須或多或少地作一些改變。
所有這些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團體都依賴於給予它們安全和保護的國家。它們都從屬於那個國家，而且它們是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安全才建立起來的，這是每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的最有偏見的成員也都承認的真理。不過，常常可能很難說服他，要他相信國家的繁榮和安全需要縮小他的那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這種偏心，雖然有時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基於那個原因可能並不是沒有用的。它妨礙了創新精神，但它卻有利於保持這個國家裏所劃分成的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之間已建立起來的平衡。當它有時顯得阻礙了當時可能是時髦而受群眾歡迎的某些政府改革時，它可能實際上卻為整個體製的穩定和鞏固作出了貢獻。
在一般的情況下，熱愛祖國似乎本身包括兩條不同的原則：第一，對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來的體製或政府的某種尊重和尊敬；第二，真誠地願意促使其本國同胞的生活盡可能安全、體麵和幸福。一個不願尊重國家的法律和不服從行政長官的人決不可能是一個願通過自己力量並用一切方法促進其同胞以及整個社會的福祉的好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時期，這兩個原則通常相一致並導向同一行動。當我們看到那個政府實實在在是維持同胞的安全和幸福時，支持已經建立起來了的政府看來顯然就是維持同胞的安全、體麵和幸福的環境的最好措施。但是在公眾不滿，派係鬥爭和發生動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原則卻可能南轅北轍，甚至一個聰明人都可能傾向於認為對政體或政府形式有進行某種改革的必要，因為在實際情況下它看來已無能維持社會的安定。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常常需要政治智慧作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判斷什麼時候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該支持和致力重建舊體製的權威，而什麼時候他又應該屈從更大膽，但同時又常是更加危險的革新精神。
對外戰爭和內部傾軋是能為展示公益精神提供較好機會的兩種環境。在對外戰爭中為國家立功的英雄們滿足了全民族的願望，而且因此也是普遍感激和讚美的對象。在內訌時期，相互競爭的黨派的頭領，雖然他們可能受到其一半同胞的讚美，通常卻又要受另一半同胞的咒罵。他們的品格以及他們的功績通常也顯得更加令人懷疑。因此，通過對外戰爭所獲得的榮譽幾乎總是要比在內部鬥爭中所能獲得的榮譽更加純潔，更加光輝燦爛。
不過，如果一個取得勝利的政黨的領袖有足夠的權威可以駕馭他的黨徒，使他們心氣平和行事穩健（不過他通常沒有這種威信），有時他對國家的貢獻可以比對外戰爭取得最大的勝利和征服最廣大的領土還更加實在和重要。他可以重建和改良政體，可能從政黨領袖的那種十分使人產生疑問和曖昧不清的品格轉變為具有最偉大和最高尚的品格，一個偉大國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的品格。同時，通過他的智慧他可以保證其同胞連續幾代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別鬥爭的騷亂和混亂中，體製的某種精神很容易與那種建立在對人類的愛，對自己某些同胞可能麵臨的一些不便和災難而產生的真實同情感的基礎上的公益精神混合在一起。這種體製精神通常是采取向更加文明的公益精神的方向發展，總是激勵它，常常為它煽風點火甚至發展到一種狂熱的程度。不滿足的政黨的領袖們則總是提出一些似乎有理的改革計劃，他們自稱那個計劃不僅可以消除那些不便和減輕一直被抱怨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類似的不便和痛苦在將來的再度發生。因此，他們常常提議建立一種新的體製，並且在體製的某些最重要部分中對政府的現有體製作些改革；盡管在那個政府體製下大帝國的臣民在幾個世紀的時期裏也許一直享受著和平、安定，甚至榮譽。政黨的大多數群眾通常為那個他們並沒有經曆過，而隻是聽他們的領袖們用其三寸不爛之舌描繪得光芒四射光彩奪目的理想體製的想像的美麗所陶醉。那些領袖們雖然原本隻想擴大其自身的影響，其中的許多人很快就變成了被他們自己的詭辯所欺騙的人，並且像他們黨徒中最懦弱和最愚蠢的黨徒一樣渴望這種偉大的改革。即使這些領袖們應該保持自己的頭腦清醒，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從狂熱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們也總是不敢使他們的追隨者們失望；常常是不得不違背他們的本性和良心行事，仿佛他們都是被那個共同的妄想所支配的樣子。黨派的狂熱性拒絕一切姑息、一切調和、一切合理的遷就，常常由於要求過多而一無所得；而那些原本隻要稍加節製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減輕的不便和痛苦，現在卻變得毫無救治的希望了。
一個具有完全是出於人道和仁慈的公益精神的人將尊重建立起來了的權力，甚至個人特權，而且會更加尊重國家劃分了的主要階層和社會團體的那些特權。雖然其中有些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濫用了，但他仍將對那些他不用強大的暴力無能消滅的特權采取克製的態度。當他不能通過理性和說服來克服人們根深蒂固的偏見時，他不會企圖用武力去使他們屈服。而會虔誠地遵守西賽羅正確地稱做的所謂柏拉圖的神聖箴言，決不要用比對待自己的父母還更多的暴力去對待自己的國家。他將盡可能使公共事物的安排適應人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偏見，而且竭盡可能緩解由於缺乏人們自願服從的那些規章可能產生的不便。當他無能建立正確的東西的時候，他不會不屑於改進錯誤的東西。他將像梭倫那樣，當他不能建立最好的法律體係時，他將致力於建立人民所最能忍受的法律體係。
相反，一個體係中的人常很容易自以為非常聰明，常迷戀於其計劃中的理想政府的美好，而不能容許對其中任何一個部分有小小的偏離。他堅持要完完全全和全麵地推行他的計劃，完全不考慮可能出現的反對它的重大利益，或強大的偏見。他仿佛認為他能夠如同安排棋盤上的不同棋子一樣十分輕鬆自如地安排好這個社會的所有不同成員，他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手按在它們的上麵以外，沒有別的其他動力，但是在人類這個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其自己的動力。它完全不同於立法機關可能選來按在它身上的那個動力。如果這兩個動力相一致，向同一個方向行動，人類社會這盤棋就能自由自在地和諧地走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幸福而圓滿。如果兩者相互對立或者方向不同，這盤棋就將是悲慘的，而且社會必然將永遠處於高度混亂之中。
某種一般的，甚至係統的有關政策和法律完善的概念無疑地對於指導一個政治家的觀點是必要的。但是不顧一切反對，堅持要建立，立即建立那個概念可能要求的一切必然常常是太傲慢了。這是想把自己的判斷作為對正確和錯誤的最高標準。這是把自己想像成為全國中惟一聰明和高尚的人，他的同胞應當去適應他，而不是他去適應他們。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在所有政治投機家中君主是最危險的人物。這種傲慢對於他們是最熟悉不過的了，他們無疑地認為他們的判斷具有無限的優越性。因此，當這樣一些公正的和皇家的改革者們屈尊考慮受其政府管轄的國家的體製時，他們看到的最大的錯誤莫過於有時可能對執行其意誌造成障礙的事物。他們鄙視柏拉圖的神聖箴言，而且認為國家是為他們而設立的，而不是他們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因此，他們改革的偉大目標就是搬走這些障礙，削弱貴族的權威，取消城市和省的特權，要使國中最偉大的個人和最偉大的階層無能對抗他們的命令，成為最軟弱和最無關輕重的人。
第三章 論遍及宇宙的仁慈
雖然我們做的有效的善行不可能擴張到比我們自己國家還更為廣闊的地方以外，但我們的善良的願望卻沒有邊界的限製，它可以擁抱整個無限的宇宙。我們想像不了有什麼清白無辜的和有知覺的生物，我們不是希望它幸福，或者對它的痛苦——當我們能夠明確地想像得到時——不是抱有某種程度的反感。想到有害的東西，哪怕是有知覺的生物，誠然也會自然而然地激起我們的仇恨。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它所抱的惡意實際就是我們遍及宇宙的仁慈的結果。這是我們對其他另外一些無辜的和有知覺的生物當它們的幸福受到了惡毒的幹擾時的痛苦和憤恨所抱的同情的結果。不論這種遍及宇宙的仁慈是何等高尚和何等寬宏大量對於任何一個不徹底相信宇宙間的所有居民，從最卑賤的到最偉大的都是在那個偉大、仁慈和大智的上帝的直接關懷和保護之下，那個上帝指導著自然界的一切運動，它通過其自身無比的才能時刻維持著宇宙間最大量的幸福的人，它都不能成為其穩固的幸福的源泉。相反，對於這種遍及宇宙的仁慈、這種對無父世界的懷疑必然是所有見解中最令人傷感的了，因為它是從這樣一個概念出發，在無限的和不可理解的空間中所有未被認識的區域裏可能除了無邊無際的痛苦與悲慘以外，什麼也沒有。最繁榮興旺的光輝也決不可能驅散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在想像力上投射下的陰霾，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所有悲傷也決不可能使一個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心靈中的歡樂全部幹涸，因為它必然會從與其相反體係所持有的習慣性的和徹底的信念中不斷湧出。
一個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隨時都願意為了其階層或社會團體的公共利益而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他也隨時都願意為了國家或主權的更大的利益而犧牲階層或社會團體的利益。因而，他也同樣會願意為了全宇宙的更大的利益，為了上帝本人直接管理和統治的那個所有有知覺和理智的生物的大社會的利益而犧牲所有那些次要的利益。如果習慣性的和徹底的信念——這個仁慈的和大智的上帝不會容許對於遍及宇宙的善行的沒有必要的和不公平的邪惡進入它所管轄的體係——給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必然會把可能降臨在他身上、他的朋友、他的社會或他的國家的所有災難視為是為了宇宙的繁榮所必須的；因而視為他不僅應該無可奈何地忍受的東西，而且視為他應該真誠地和虔誠地企求的東西，如果他早知道事物間的所有這些聯係和依賴關係的話。
對宇宙這個偉大的主宰的意誌的這種寬宏大量的順從似乎在任何方麵都超過了人性的影響。熱愛和信賴他們的將軍的好戰士在開往毫無生還希望的陣地時常常比他們開往一個既無困難又無危險的陣地時還更加高興和欣然從命。在開往後一陣地的行軍中，他們所感到的隻有平常任務的單調和沉悶，沒有別的其他情感，在開往前一陣地的行軍中，他們感到他們正在進行一種對於人類來說可能是最崇高的壯舉。他們知道如果不是為了軍隊的安全、為了戰爭勝利的需要，他們的將軍不會命令他們到那個陣地上去。他們心甘情願為了一個較大的機體的繁榮犧牲他們自己的小機體，他們滿懷深情地向他們的同伴告別，祝願他們幸福和萬事如意。他們開拔時不僅是帶著謙恭的服從，而且常常是極其高興地喊叫著，向他們被指定的那個致命的、然而又是無比光榮的陣地走去。沒有一個軍隊的指揮官能夠得到比宇宙這個偉大的指揮官更加無限的信賴，更加熾熱和誠摯的愛戴。在國家最大的災難中和個人最大的不幸中一個聰明人應該認為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同胞都已經受命開往宇宙的這個毫無生還希望的陣地。如果不是為了整個宇宙的幸福的需要，對他們是不會下達這樣的命令的。他們的職責不僅是要卑謙地無可奈何地順從這個指派，而且要竭力滿懷喜悅去擁抱它。一個聰明的人應該是完全能夠做到一個好的戰士隨時準備去做的事情的。
自古以來是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設計出和指揮著宇宙的這個巨大的機器，並使其時刻產生著盡可能大的幸福的意念。這是人類思索對象中最為崇高的一個，其他任何的思想與之相比必然就會顯得平庸卑賤。我們相信全神貫注思索這個崇高的思想的人必然是我們最崇敬的對象；雖然他的一生應當都是在思索的，然而我們卻常時對他懷著一種遠比我們看待國家最積極和最有用的公仆的敬意還更加虔誠的敬意。馬庫斯·安東尼努斯對這個主題的沉思為他個人品格所獲得的普遍讚譽也許比他在其正直、仁慈的統治期中所做的全部政績所獲得的讚譽還更大。
不過，管理宇宙這個大體係和關懷所有具有理性的和有知覺的生物的普遍的幸福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分配給人的是一個卑謙得多的部門，同時卻又是更適合於他那綿薄之力和更適合於他那狹隘的理解力的一個部門。那就是關懷他自己的幸福，他家庭的幸福，他朋友和他的國家的幸福。他忙於思索比較崇高的事情決不能成為他忽視比較卑謙的部門的借口。他決不應受到（據說是）阿維猶烏斯·卡修斯（也許是）不公正地用以反對馬庫斯·安東尼努斯的指責；當他從事哲學推理和思考宇宙的繁榮時，他卻忽視了羅馬帝國的繁榮。好沉思的哲學家的最崇高的思考也不能補償對其最小的現行的職責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