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同誌：
葉群同誌的曆史情況，從延安整風起已多次查明，作過結論，無問題。現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對我。現在請你派人到長沙找寫信的，設法抓住這隻黑手，很可能從中發現重大的政治線索，也許可以破獲一係列的重大問題。具體辦法，請酌定。
此致敬禮
林彪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吳法憲很快查明：這份材料是杜保同經過我轉送的，就誣陷我是“黑手”最後林彪下令將我和妻子張卉中、弟弟杜保同“拘留審查”。
吳法憲巴結林彪，把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都抓起來，同時製造偽證，胡說葉群的曆史“白璧無瑕”。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這個夥同林彪、江青篡黨奪權、罪行累累的葉群，終於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助紂為虐的吳法憲也得到應有的報應。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準《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已將“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特務、叛徒、賣國賊”和“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葉群永遠開除黨籍。1980年12月1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公訴人孫樹峰在《對被告人吳法憲所犯罪行》發言中曾經揭露：“1967年10月，為了掩蓋葉群在國民黨青訓班的醜惡曆史，林彪親筆寫信指使吳法憲組織假調查，製造偽證，美化葉群的曆史是‘白璧無瑕’……”
同時冒犯了這樣兩個權傾一時的女人，我的日子更加艱難。從1967年3月到8月這段時間裏，壓在自己心頭的痛苦是深沉的。處於當時那樣嚴峻的環境，包括家人在內又不能向任何人傾吐透露。思想上累積了許多無法理解的問題，許多事情都脫離了正常的軌道。我常默默自語說：“眼前不止十萬個為什麼，卻沒有一個能回答。”我同許多“在劫難逃”的人一樣，終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知何時會有大禍臨頭！到了這年8月4日，江青指派王力、關鋒同我談話，又要我回報社去“參加運動”。從當時的形勢看，凡從這裏被江青趕“回去”的人，等待他的隻會是“打、砸、搶、抓”，精神被折磨，身體受摧殘。
到了1967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動亂正在急劇擴大，全國已經陷入空前混亂狀態。有人將這年的7、8、9月叫做“失控的三個月”。毛澤東以後也對斯諾說：“1967年7月和8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內政、外交都已到了幾乎失控的地步，整個局勢瀕臨不可收拾的邊緣。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一再采取措施，都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事情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組乃是一切混亂的總根子。要想穩住局勢，必須對它采取斷然措施。當時毛澤東住在上海。8月25日淩晨一時，周恩來找剛由上海回京的楊成武談話，講了北京和各省動亂情況，要他即去上海向毛澤東彙報，並將王力的《八七講話》交他送給毛澤東。8月26日，毛澤東經過一天考慮，下了決心。他對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當天中午楊成武趕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當天晚上周恩來在釣魚台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他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8月30日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戚本禹、王力、關鋒於1980年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同案犯；戚本禹於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這次暫未處置的戚本禹於9月4日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也反映了處理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引起的劇烈震動：“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小組裏出了事，江青同誌心裏難過。她叫春橋同誌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對王、關、戚的果斷處置，是對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禍害之源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沉重打擊，對於“文化大革命”以來不斷升級的大混亂和大破壞，也產生了一定的遏製作用。自然，江青一夥對在這件事上起了關鍵作用的周恩來更加仇恨、更加敵視。
第二天，首都大學生造反派“五大領袖”得知王、關事發後，就乘機在北京全城大搞打、砸、搶、抓。8月31日夜10時許，北京紅衛兵“天派”的頭頭韓愛晶和蒯大富、聶元梓共同策劃，調來清華大學紅衛兵到光明日報社來打砸搶。蒯大富所屬的清華大學紅衛兵100多人衝進報社辦公樓，報社“造反總部”立即派人到電話總機室去拉斷了電話中繼線。這批學生分兵兩路，一路衝到四單元我家，一路衝上主樓三樓，砸開我的辦公室，砸開辦公桌和文件櫃，把所有的文件和材料都席卷而去。殘暴的打砸搶行動激起報社職工的憤慨，奮起反擊。這些入侵者竟用泡沫滅火器、消防高壓水龍頭來驅趕。報社職工也在另一端用同樣的工具同他們對打。他們人多勢眾，報社許多人被打傷。在爭奪中，報社的人奪到了一個書包，裏麵有個筆記本，夾著一張“光明日報社三樓平麵圖”，上麵標明了我的辦公室、人事保衛科辦公室和檔案室的位置。在這次打砸搶事件發生過程中，報社同“造反總部”觀點相反的“革聯”即“光明日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的群眾，利用直通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報告情況。接電話的隻說要報告“首長”，但沒有任何反應與措施。最後，接電話的人說，這樣的電話，我們已接到10次以上了，你們不要再打了。這個時候控製中央文革小組實權的最高“首長”已經不是“組長”陳伯達，而是早已取而代之的“代理組長”江青。她對這樣的打、砸、搶暴行默不作聲，也是“順理成章”的。
從前門衝進來的造反派撤走不久，報社後門外麵又有一輛卡車送來一批專搞武鬥的打手，企圖綁架我。他們頭上戴著柳條帽，手中拿著大木棒，氣勢洶洶，如臨大敵。報社群眾幫我隱蔽起來，他們沒找到我，把車停在後門外邊不走。當報社去友誼醫院治傷的10多人返回時，我的妻子張卉中在後門口被那夥打手用木棒痛打，當場休克。送進友誼醫院，搶救很久才蘇醒過來。
到後半夜，由“天派”首領，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親自指揮，又有500多人卷土重來，東衝西闖，把辦公樓砸得一塌糊塗。他們砸開了人保科辦公室、檔案室，搶走了報社的人事檔案。
第二天9月1日中午，報社造反派找到我後，又從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紅旗文藝兵團”招來一批打手。為首指揮者是以所謂“戲劇評論家”自詡的譚××、首都某大報文藝部社外編委，乃是那個來報社貼誣蔑我的大字報的紅學家的密友。他們用汽車先把我拉到中央戲劇學院宿舍，在這個姓譚的家裏停了一下。他和老婆、老娘動手將我的手表、鈔票、糧票洗劫一空，把我鎖在廁所裏兩三個鍾頭。然後蒙上我的眼睛，拖上車子，繞經幾個地方，最後送到北京航空學院，關進一間空教室裏。
這天夜裏，他們私設公堂，兩個造反派把我拉到樓上“審訊”。他們極想知道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事情。我的心裏充滿憤怒，不願回答他們提出的任何問題，惹得他們大動肝火。正在頂牛，室內的電話鈴突然響了。他們接完電話，馬上停止“審訊”，慌忙把我送到原處關起來。
挨到淩晨，他們突然又來蒙住我的眼睛，拖上汽車，開到宣武門外悄悄把我推下，慌忙開車溜走。我的心裏一直納悶：這個急轉彎是怎麼回事？及至回到家裏，和家人及同誌們談起來，方才得知：昨天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我們報社印刷工人王玉榮在人民大會堂外，寫了報告光明日報社昨晚被打砸搶和我被綁架的字條，通過前來參加北京革委會擴大會議的學生代表、地質學院的聶樹人送給周總理。總理看過字條，批評了這種違法行為。他當著江青的麵嚴厲地說：“你們哪個學校抓走了穆欣同誌？馬上放他回來辦報。”總理又問：“衛戍區有同誌在嗎？”在場的北京衛戍區黃政委站起來回答：“在。”總理指示：“馬上派人調查清楚。”北京衛戍區當晚就派了支左辦公室的兩名幹部到光明日報社來了解情況。報社的編輯張義德和人保科副科長李林等接待了他們，向他們講述了那夥人兩次到報社來打砸搶的情況，並把從學生書包中發現的筆記本，和裏麵夾的那張“光明日報社三樓平麵圖”交給他們，作為證據。
同時得知，昨天下午，我被綁架後不久曾又傳來消息：“天派”正調集大批人馬，要來封《光明日報》。與此同時，和“天派”勢不兩立的“地派”也在調集人馬，準備保護《光明日報》。一時形勢十分緊張。報社“造反總部”的人全部撤到7樓，隻留前門和電梯作為同外麵聯係的通道。在7樓，因與張春橋、姚文元早有勾結、久存在光明日報社奪權野心的許××，召集造反派的中層幹部開會他被稱作“造反總部”的“高參”，他把自己起草的《停刊啟事》念了一下，要求通過。他的突然襲擊，引起許多人的反對，有的同他吵了起來，結果不歡而散。許某封報的陰謀原是和“天派”的頭頭事先串通的。到了後半夜，“天派”來了兩個學生，進了報社前門，拿出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證，到7樓找到許某和“造反總部”的頭頭，說：上麵有指示，《光明日報》不能封。這樣，報紙被封的危機才算過去了。毫無疑問，這也是同周總理下令北京衛戍區追查他們到報社搞打砸搶的事件直接有關的。
我深深感激周總理的關切，感到應將自己被綁架情況告訴總理，就給他寫了一封信：
總理：
我昨天下午2時被中央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抓去，今晨5時半已回到報社。昨天下午轉了幾個地方，最後一個地方是北航。每次轉換途中及室內行動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不說話。午夜前後，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談話，他們提出的主要有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問我從小組回報社時誰同我談的話。
“你是516兵團的後台。”
“你曉得8月30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麼？你從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麼地方開過會？見過什麼人？同什麼人打過電話？”
“你同紅旗雜誌什麼人聯係？”……
對這些問題，我作了簡單的回答，他們很不滿意，對我說了許多威脅的話。談了十幾分鍾，便把我送回關押的小屋。
今晨4時左右，他們蒙住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門外，急速把車開走。
因為昨天報社有人向您報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關注，特把經過簡報如上。感謝黨的關懷。
穆欣九月二日
總理收到我的信，當天就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要謝富治查究。
提出：對中央戲劇學院、北航等校“在查明此事經過後，必須申明在‘六六’通令後仍然發生這類綁架事件，絕不容許，應寫出公開認錯書。如拒不認錯，即將通報全國”。
江青串通林彪將我關進衛戍區當天，北京8個院校造反派要迫使《光明日報》停刊。江青一夥撒手不管，周恩來出麵幹預，使《光明日報》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
周恩來總理9月2日在我寫給他的信上的批示，是他在我遭受政治迫害時第二次對我的救援。第一次是在20多年前的“搶救”運動當中：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區以民營形式成立的國際新聞社，是周恩來同誌直接領導的。1939年冬天，該社社長範長江同誌征得他的同意，聘任我兼任該社特派員及其晉西北通訊站主任，自己采寫並組織別人撰寫反映解放區作戰與建設的稿件，供國統區和華僑報刊發表。這本是正常的革命工作，隻因總社設在國統區，到了整風運動刮起“搶救”風暴時，有些人“指鹿為馬”，硬把這種供稿關係說成是“特務網”。連在西安邂逅美國著名記者斯諾一事，也被當做“政治問題”“追查”。周恩來同誌知道我在國新社兼任職務的事和在大後方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情況，料想這事在“搶救”運動中，會給我惹來麻煩。1943年他從重慶回到延安，正逢康生用“逼供信”手段，在中央機關一些單位搞出了所謂“紅旗黨”意思是說偽裝紅旗的假共產黨，說四川、河南、湖北、雲南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都是國民黨特務控製的“紅旗黨”。“這些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是由他領導的，使他的處境也相當困難。”但是他不讚成“搶救”運動那種做法，還是不顧自己的困難處境，對許多同誌伸出救援的手，出麵證明，以免造成冤案。1943年秋天，周恩來同誌回到延安不久，原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司令員韓鈞同誌從延安路過興縣去前線。韓鈞從延安動身前，周恩來特地囑托他捎話給抗戰日報社社長廖井丹同誌和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穆欣同誌這幾年向大後方報紙寫過不少介紹敵後軍民堅持對敵鬥爭的通訊，對於粉碎國民黨誣蔑我們‘遊而不擊’的謠言，起了好的作用。”當時周恩來不顧自己處境困難和工作的繁忙，能想到像我這樣一個從未見過麵，還很幼稚的新黨員，如此關切地伸出救助的手，令我非常佩服他驚人的記憶力，衷心感激他對自己政治上的深情關懷。但是，當“左”傾成為一種思潮的時候，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指示也被束之高閣，結果我仍然遭受到不公正的批鬥，在報社擔任的職務也被別人“奪權”。周恩來同誌的關懷則是永遠鐫刻在心中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心情總是久久不能平靜。
跟22年前的“搶救”運動相比較，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更加猛烈，總理的處境也更艱難。江青針鋒相對，處處與周總理為敵。和當年的康生之流比起來，江青的鋒芒也是更加咄咄逼人的。特別是這次處理王、關、戚事件給江青集團的打擊極其沉重，是他們這一夥“文化大革命”以來不可一世的人物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擊，她對在這件事上起了決定作用的周恩來，是更加仇恨萬分總要伺機報複的。3天以後，9月5日夜裏，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接見造反派代表的會場上，江青當著周總理的麵點我的名，竟誣陷我是“特務”。這天散會以後，江青一夥又唆使北京鐵道學院造反派“紅旗”組織，於9月6日淩晨派人到報社來，第二次將我從辦公室裏綁架走。第二天，9月7日，江青串通謝富治，就將我弄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聯係8月31日夜裏“天派”到報社打砸搶，報社群眾向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連續打了十多次電話，辦事組向“首長”報告後均無任何反應的事實來看，兩次綁架我的後台難道不正是江青一夥麼？
雖然這次總理的批示又未能產生應有的效果，但是我對總理的如此關懷，刻骨銘心，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就在9月7日我被江青弄到北京衛戍區的當天，一直覬覦《光明日報》的北京幾個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又乘機鼓噪，串通報社內部的許某和“造反總部”，再度企圖迫使這個報紙停刊。這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首長”江青和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及陳伯達等，對此又是充耳不聞，撒手不管。周恩來得知此事，當天即就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正是8月31日到報社打砸搶、兩次綁架我和9月1日準備封報的主力等8個院校的造反派組織要求《光明日報》停刊事，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光明日報》究竟應如何處理，我不甚了了。但由各院校造反派去實行停刊，不妥。”由於周總理的救援，得使《光明日報》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