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動亂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到處煽風點火，篡奪權力，祖國大地頓時滄海橫流，風雨如晦，黨和國家陷入動亂和分裂的嚴峻局麵。在此關係到黨和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周恩來總理忍辱負重，力挽狂瀾，始終堅持自己的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穩定局勢，消除動亂。既要維持國家各方麵工作繼續運轉，又要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夥的極大忌恨，他們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對他的攻擊和誣蔑不斷升級。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在未被江青一夥投入監獄之前的那段時間裏，曾經親眼看到周恩來同誌為了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殫精竭慮保護老一輩革命家和革命幹部，堅決同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一些事情。曆曆在目，記憶猶新。
他在這場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他挽救國家民族危局的又一次不可磨滅的功績，給我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象。在這場浩劫中，當我遭受江青一夥迫害以及葉群懷恨報複的時候，周恩來同誌曾經多次救援。
他在危難時刻給予我的關懷愛護和諄諄教誨，尤其刻骨難忘。而今當著周恩來百歲華誕來臨之際，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追憶那段驚濤駭浪的歲月，緬懷他在這場鬥爭中的豐功偉績，引起不盡的思念。
江青逼我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操縱造反派對我批鬥。造反派妄加罪名逼周總理表態。總理斷然回答：“穆欣不能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從1957年10月到1967年9月，筆者一直在光明日報社工作。十年動亂伊始，由於陰差陽錯，我被卷入鬥爭的漩渦。1966年4月15日到4月底，我奉調去上海參加了“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工作。5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後，又到釣魚台國賓館辦公，7月底曾分配我兼管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工作，8月底因為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江青，她責令我停止工作一個月，並解除了所兼辦公室負責人的職務；1967年1月中旬江青又責令我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從此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內部活動，不再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文件也停發了。最後就是將近8年的冤獄，九死一生，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風暴初起，盡管對這場“大革命”“很不理解”，當時自己還是努力“緊跟”的，說過一些錯話，也做過一些錯事，卻總跟不上趟。原因是此前我在《光明日報》工作10年，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比較熟悉，並且經常提防莫要混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這原是來自黨中央的指示。最初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自以為就是以往這種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繼續和深化。及至到上海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會議，看到毛澤東同誌添加的那些火藥味濃烈的話，不禁為之愕然與震撼，不知怎樣才能真正理解和適應結果“文化大革命”搞成“大革文化命”，尤為始料不及；當時雖受極左思潮影響至深，但總覺得林彪、江青一夥的言行，同自己入黨30年來所受黨的教育對不上號；正在趨於白熱化的個人崇拜同樣深受影響中毒很深也在中央文革小組裏聽到毛澤東關於“層層剝筍政策”的傳達和議論，可是自己既對毛澤東衷心崇敬，也崇敬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眼見他們一個個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揪鬥，被打倒，實在難以理解，更不願“緊跟”造孽。這樣一來，在許多事情上往往彳亍不前，跟不上江青一夥的號令。當時林彪、江青一夥絕不能容忍任何人獨立思考，隻能馴服盲從：“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因此，我在這裏經常遭到江青這個迫害狂的粗暴指責“跟不上”；陳伯達指責我“人如其麵”他誤認為我不對老一輩革命家“造反”是因為破不開情麵、是“老好人”，康生也在小組開會時當眾指責說：“穆欣不能戰鬥”；最後離開釣魚台以前，王力代表江青同我談話時說：“你對‘文化大革命’既缺乏理論上的準備，也缺乏思想上的準備。”看來，經過他們多時考驗，我就是這個小組裏頭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