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裏，我驚愕地見到了另外一個穆醫生、職業狀態裏的穆醫生，這令我對他另眼相看，幾乎忘了皮癢之苦。
——或許是那身白大褂賦予了他某種魔力，他顯得自信、穩重，眼睛裏露出平靜的笑意。他在門口等我們，接著熟門熟路，帶我們穿過各個走道與樓梯，來到他的辦公室。這是中午休息的時間，但在他診室門口，我看到病曆已經摞得很高。我乖巧地表示了敬佩，他平常地點點頭：“是啊，有些病人喜歡掛我的號。”他的淡泊一點不像是裝的，哈，奇怪，我竟然蠻喜歡他那股子熟稔的內行勁兒呢。
這個改變使一個孩子開始陷入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情緒之中。與其說小說以女兒小茵的視角講述了她所看到的父親、郝音和穆醫生的情感關係，毋寧說是小茵講述了個人“疼痛的曆史”。她的皮炎不經意地在小說中成為一個隱喻：她需要療治，但她病症的神經性質，恰恰是一個關於疼痛的呈現與遮蔽的過程。疼痛是被發現的，一個更嚴重的疼痛可以覆蓋和遮蔽原有的疼痛，那不是原有疼痛的消失。當更嚴重的疼痛消失之後，原有的疼痛還會出現。一個孩子內心的全部隱秘，就與疼痛構成了這樣的關係。
《惹塵埃》也是一篇書寫都市生活的小說。年輕的婦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對目下現行的一套社交話語、是非標準、價值體係等等的高度質疑、高度不合作，不論何事、何人，她都會敏感地聯想到欺騙、圈套、背叛之類，統統投以不信任票。”肖黎並不是一個先天的“懷疑論者”，她的不信任源於丈夫的意外死亡。丈夫兩年半前死在了城鄉交接處的“一個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橋下”，他是大橋垮塌事件唯一的遇難者。就是這樣一個意外事件，改變了肖黎的“世界觀”：施工方在排查了施工單位和周邊學校、住戶後，沒有發現有人員傷亡並通過電台對外做了“零死亡”的報道。但是死亡的丈夫終於還是被發現，這對發布“零死亡”的人來說遇到了麻煩。於是他們用丈夫的電話給肖黎打過來，先是表示撫慰，然後解釋時間：“這事情得層層上報，現場是要封鎖的，不能隨便動的，但那些記者們又一直催著，要統一口徑、要通稿，我們一直是確認沒有傷亡的”；接著是地點，“您的丈夫‘不該’死在這個地方，當然，他不該死在任何地方，他還這麼年輕，請節哀順變……我們的意思是，他的死跟這個橋不該有關係、不能有關係”；然後是“建議”：“ 你丈夫已經去了，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們可以把事情盡可能往好的方向去發展……可不可以進行另一種假設？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這座高架橋無關，那麼，他會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死在其他的什麼地點嗎？比如，因為工作需要、他外出調查某單位的稅務情況、途中不幸發病身亡？我們想與你溝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髒病、腦血栓、眩暈症、癲癇病……不管哪一條，這都是因公死亡……。”接著還有“承諾”和巧妙的施壓。這當然都是陰謀，是彌天大謊。處在極度悲痛中的肖黎，又被這驚人的冷酷撕裂了心肺。
但是，事情到這裏遠沒有結束——肖黎要求將丈夫的的隨身物品還給她，鑰匙、手機、包等。當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機後，她發現了一條信息和幾個未接的同一個電話。那條信息的署名是“午間之馬”。 “肖黎被‘午間之馬’擊中了，滿麵是血，疼得不敢當真。這偽造的名字涵蓋並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與欺騙。”正是這來自於社會和丈夫的兩方麵欺騙，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沒有安全感，是當下人們普遍的心理症候，而這一症候又反過來詮釋了這個時代的病症。如果對一般人來說這隻是一種感受的話，那麼對肖黎來說就是切膚之痛了。於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種病症，它不止是心理的，重要的是它要訴諸於生活實踐。那個年過七十的徐醫生徐老太太，應該是肖黎的忘年交，她總是試圖幫助肖黎開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絕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落魄青年韋榮以賣給老年人保健品為生，在肖黎看來這當然也是一個欺騙的行當。當肖黎勉為其難地同意韋榮住進她的地下室後，韋榮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屢受肖黎的刁難、質問甚至侮辱性的奚落。但韋榮隻是為了生活從事了這一職業，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或騙子。倒是徐老太太和韋榮達觀的生活態度，最後改變了肖黎。當徐老太太已經死去、韋榮已經遠去後，小說結尾有這樣一段議論：
也許，懷念徐醫生、感謝韋榮是假，作別自己才是真——對傷逝的糾纏，對真實與道德的信仰，對人情世故的偏見，皆就此別過了，她將會就此踏入那虛實相間、富有彈性的灰色地帶，與虛偽合作，與他人友愛，與世界交好，並欣然承認謊言的不可或缺，它是建立家國天下的野心，它是構成宿命的要素，它鼓勵世人對永恒占有的假想，它維護男兒女子的嬌癡貪，它是生命中永難拂去的塵埃，又或許，它竟不是塵埃，而是菌團活躍、養分豐沛的大地，是萬物生長之必須，正是這謊言的大地，孕育出辛酸而熱鬧的古往今來。
“惹塵埃”就是自尋煩惱和自己過不去嗎？如果是這樣，這篇小說就是一部勸誡小說，告誡人們不要“惹塵埃”；那麼，小說是要人們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嗎？當然也不是。《惹塵埃》寫出了當下生活的複雜以及巨大的慣性力量。有誰能夠改變它呢？流淌在小說中的是一種欲說還休無奈感。而小說深深打動我們的，還是韋榮對肖黎那有節製的溫情。
吳君不厭其煩地書寫著她“親愛的深圳”。作為一個外來的“他者”，對一個城市作如此深入而持久的耐心剖析，不能說絕無僅有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複方穿心蓮》與“底層寫作”不同，也與我們常見的都市小說不同。嫁給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來女性的夢想，這不僅意味著她們結束了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穩定的日子，而且還意味著她們外來人身份的變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沒有過上一天開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個舊式家族，無論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對媳婦這個“外人”都充滿仇怨甚至仇視。於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這樣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小說更有意味的是阿回這個人物。這個同是外地人的三十歲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職業從業者，與婆家亦有特殊關係。你永遠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人與事的態度也變幻莫測。你不能用好或壞來評價她，深圳這個獨特的所在就這樣塑造了這個多麵人。這個人物的發現是吳君的一個貢獻。但無論好與壞，方立秋的處境與她有關。在小說的最後，當方立秋祝賀她新婚並懷孕時，她將電話拿過來說：
方立秋，其實我也有個事情對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們不會知道你在郵局寄了錢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說給他們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這兩件事，一直壓在心裏，現在，說出來，我終於可以好受了。
在這裏，吳君書寫了“底層的陷落”。她們雖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個人的全部複雜性並不是用“階層”、“階級”以及某個群體所能概括的。他們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在道德以及人性的差異性方麵，他們又是非常不同的。
她的《菊花香》中的主人公仍是一個外來的打工者，王菊花就要三十歲了還是單身一人。這時王菊花的焦慮和苦痛主要集中在了情感和婚姻上。工廠裏不斷湧入80後或90後新的打工妹，這些更年輕的麵孔加劇了王菊花的危機或焦慮。這時的王菊花開始夢想有間屬於自己的宿舍，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的空間。王菊花不是城裏的有女性意識的“主義者”，也不會讀過伍爾芙。因此她要的“自己的一間屋”不是象征或隱喻，她是為了用以戀愛並最後解決自己的“終身大事”。為此她主動提出到公司的飯堂隻有一個女工的地方上班，這樣她便可以有間單人房間了。盡管是曾經的倉庫，被王菊花粉刷一新後，仍然讓她感到溫馨滿意。“第一個晚上，因為興奮，王菊花躺在床上睡不著，終於迷糊了過去，就聽見有人輕輕轉動門鎖的聲音。嚇得坐起來，細聽了，又不是。雨下了整整一夜，聽著雨滴在費舊鐵皮上發出的嗒嗒聲，王菊花徹底失眠了。她在腦子裏為這個地方重新作了布置：一個淺粉的窗簾，書桌上是一本日記。有時放在桌上，有時藏於枕下。封麵一定要粉色或藍色那種。寫什麼，她一時還想不出。上學的時候，她不喜歡讀書，所以連初中都沒讀完。好多字現在也記不起了。寫不寫字無所謂，有了那樣一個地方，自己的心就有地方放了。”就是這樣簡單的空間，讓一個身處異鄉女孩如此滿足。讀到這裏我仿佛感到讀《萬卡》時的某種情感在心理流淌。
這個完全屬於王菊花個人的空間，不斷有人過來打擾或是利用，甚至女工的偶像——年輕的老板也要利用這個簡陋的地方進行特殊的體驗。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隻對房間感興趣，而對單身女工王菊花視而不見。但王菊花對個人情感和婚姻有自己的看法。她最值得驕傲的是“我還是個黃花閨女呢。”她盡管“嘴上不說，可在心裏她看不起那些隨便就跟男人過夜的女工。過了夜如果還沒結果，有什麼意思呢。她有自己的算盤。別的優勢沒有，卻有個清白的身體。作為女人，這是最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她擁有的是無價之寶。有了這個，談戀愛，結婚，什麼程序都不少。”但是，可憐的王菊花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盡管老傅他們都說“誰也沒你好”，這又怎樣呢？寂寞而無奈的王菊花就這樣身不由己地與老王走進了房間：
不知過了多久，老王一張臉色變得慘白，酒也醒了，因為他見到了床單上那片細弱的血印。他拖著哭腔：“我不是過來給花淋水嗎，怎麼跑到這種地方了，天啊，這都什麼年代了，你留個身子做什麼呢，我看你是成心要害我啊！” 他叫喊著滾下了床，跪在地下磕頭，求王菊花饒過他，不要說出去，不然，明天一早，老板就會叫人把他趕出工廠大門。
麵對王菊花曾經的處女之身，守更人老王居然表達了莫名的厭惡。這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菊花香》已經超越了我們談論許久的“底層寫作”。她寫的是底層，是普通人，但關注的視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的這一題材大多注重生存困境而難以走進這一群體的精神世界。《菊花香》對女工情感世界的關注，使這一作品在文學品格上煥然一新。
李鐵對傳統產業工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持久地關注，但他的小說不是“工業題材”。“工業題材”這個概念是個似是而非的概念，似乎國務院有多少個部門就有多少種題材。文學沒有能力處理諸如工業、農業、軍事乃至計劃生育的問題，這些問題充其量隻是文學創作的背景。文學最終還是人學。那些見到工廠就指認“工業題材”、見到村莊就喊“農村題材”的人，不是愚蠢就是無知。李鐵創作的背景是工廠，但他從來都在寫普通人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上下功夫。這篇《點燈》寫得蒼涼甚至淒慘：工人趙永春家境貧寒，談了六個對象無一成功。最後“入贅”嫁給了“長在一個胡同裏的”二十八歲還沒有嫁出去的王曉霞。“嫁到”女方家裏，趙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當科長的嶽父非常熱情，每天晚飯一定要趙永春陪其喝酒，以至於使本來不會喝酒的趙永春酒量陡長迅速成材。還算平靜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遷回到父母家而打破。忍無可忍的趙永春用極端的方法強行入住了不屬於他的房子。好景不長的是，妻子王曉霞患了尿毒症，在自己母親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這時嶽父每晚請他的喝酒的謎底才揭開：嶽父知道女兒身體有病，不想他們房事頻繁。但患難夫妻在窘迫的日子裏卻恩愛有加，病危之際趙永春要回家為王曉霞取壽衣，這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