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安全是指各國在安全問題上應相互磋商而不是相互對抗，彼此做出不挑釁再保證（reassurance）而不是彼此威懾，相互間增加軍事透明度而不是彼此保密，相互依賴而不是單方麵采取行動（unilateralism）。[11]合作安全並不熱衷於成立一個世界政府、消滅所有的武器、防止所有形式的暴力、解決所有的衝突、調和所有的政治價值，其焦點是在防止嚴重的、有計劃的和有組織的侵略手段的累積和侵略行動的發生。它涉及廣泛的軍備限製、增加軍事透明度，甚至對國防安排的監測。它還包括建立核武器嚴格的管製和安全措施、將國家過多的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對危險性科技流向的合作性協議、彙集國際所支持的有效與合法的幹預等等。[12]合作安全在範圍上是多麵向的，在具體方式上采取漸進主義。它特別強調在多邊的基礎上建立對話習慣的價值，並不因專注軍事解決而忽略非軍事解決途徑，雖認定國家是安全係統的主要角色，但不排斥非國家角色的作用，在安全機製的建立方麵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靈活立場。
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都主張除了朋友外，必須與潛在的敵人合作來共同實現安全的目標。兩者也都采取綜合性安全（prehensive security）的觀念，認為安全的決定因素既有軍事性也有非軍事性。這兩種安全概念大大不同於以軍事為中心、國防力量的強大為焦點的傳統安全認識，強調的是安全的多層次性，安全同樣也是相互依賴的而並非“零和”（zero-sum）遊戲。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事實上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安全需要全球、區域和國家三個層次上的安全合作與安全保障，合作安全則把當代應具有的安全保障措施具體化，特別強調在國家和非國家角色的參與基礎上、在區域的層次上對共同安全進行區域性安排，建立對話的習慣。
其次，區域安全合作啟動，亞太安全保障的體係開始走向多元化。
冷戰以來的亞太安全局勢並不安寧，朝鮮半島、南沙群島爭端和台灣問題仍是困擾亞太安全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一些國家從冷戰後自主防衛的目標著眼，紛紛增加軍費開支，東亞次區域的軍備建設不斷增強。區域內的四大國——中、美、日、俄——之間的關係雖有利於和平的積極進展，如麵向21世紀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但大國關係的協調程度整體來說出現了下滑的現象，如中美、中日關係的緊張和矛盾。美國從保持自己在亞太區主導的戰略利益出發，實行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及一係列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軍事同盟的做法；日本針對所謂“周邊事態”，也努力擴大對美國可能的軍事行動的參與和支持。美日等國對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警惕和防範事實上本身卻在孕育著新的不安定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亞太區在後冷戰時代重建穩定的安全結構，以各國間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安全合作推進區域和平的進一步發展是擺在區域內所有國家麵前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務。目前，區域安全保障體係在第一軌道（First Tract）和第二軌道（Second Tract）方麵都有所建立和運作，多元化的區域安全保障格局開始形成。
第一軌道的區域安全保障體製是指政府間的多邊安全合作，即官方機製，目前亞太區內就是指東盟地區論壇（ARF）。ARF的構想最早是由“東盟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於1990年非正式提出，並於1991年6月向東盟各國政府建議將東盟擴大外長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擴大邀請具有“貴賓和觀察員”身份的國家與會，討論區域安全問題。1992年1月的東盟第四屆首腦會議發表的《新加坡宣言》表示，東盟將通過擴大外長會議以強化它同其他國家的政治與安全對話。1993年5月的擴大外長會議讚同東盟關於開展安全對話的主張。同年7月，第26屆東盟外長會議決定安排東盟6個成員國、7個對話夥伴（美、日、韓、加、澳、新和歐盟）、3個觀察員國（老撾、柬埔寨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和2個貴賓國（中、俄）共同參加1994年5月在曼穀召開的首屆東盟地區論壇，標誌著該論壇正式成立。曼穀會議充分肯定了區域內進行安全合作的意義，確認ARF今後在建立信任措施、核不擴散、維和、交換非機密軍事情報、海上安全以及預防性外交等六大領域開展合作。1996年第三屆ARF會議對設定會員標準和論壇的工作組織做出了調整。由於亞太區地理範圍極大，所以會議同意ARF所關注的地域主要是東亞和大洋洲。在短期內ARF將不會將其活動擴展到這一範圍之外。一個新成員必須展示它對ARF所關注的地域範圍內的和平與安全有所影響，方能被接納；為了確保論壇的有效運作，參與國的數目將會被加以控製。[13]雖然ARF迄今為止的工作仍處於進行信心措施建立的基礎階段，隻是在軍事情報交流方麵稍有具體結果，但ARF畢竟把亞太及東亞政府間的合作安全與多邊安全對話從觀念變為了實踐，開創了亞太各國安全保障的新架構。
第二軌道是指非官方的安全合作保障機製，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簡稱CSCAP）。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是由東盟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和韓國首爾國際事務論壇共同發起成立的。上述四家學術機構以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為題在夏威夷、巴厘島和漢城自1990—1992年連續舉行了三次討論會，並在1992年11月的漢城會議上通過了《漢城聲明》，宣布成立該理事會。CSCAP成立的目的是以非政府機構的形式促進亞太安全合作，開辟區域安全保障的第二軌道外交，網羅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和政府官員以私人身份參加，發展出對ARF類似“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之與APEC間的輔助關係。1993年12月CSCAP在印尼的龍目島（Lombok）召開的第三次執委會會議通過了理事會憲章，對理事會設置的目的、功能、會籍、執委會、秘書處、工作小組、大會等事宜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其目的是向亞太區域內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建立信心和安全合作的框架；其功能包括以下內容：提供學者、官員（以私人名義）討論政治、安全問題的非正式機製，基於包容性原則（principle of inclusiveness）鼓勵區域內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個人參與，組織不同的工作小組來探討區域所麵臨的安全問題和挑戰，在政治、安全問題上，向不同的政府組織提供政策性建議，通過召開區域的和國際性的會議以及其他活動來討論政治、安全議題，與其他區域組織、機構建立聯係，交換有關政治、安全合作的資訊與經驗。[14]其會員國有東盟的新、泰、馬、印和菲律賓，以及美、日、韓、朝、澳、新、俄、加等國。歐盟和印度分別是它的副會員國。中國在1996年12月加入了CSCAP。CSCAP活動的重心在於工作小組。龍目會議共設有四個工作小組，它們是海洋安全合作工作小組、北太平洋工作小組、綜合性與合作性安全工作小組和信心與安全建設工作小組。CSCAP已先後提出了三份備忘錄，分別是“亞太區域安全”、“亞太信心與安全建設措施”和“綜合性安全的概念”，供ARF參考，竭力扮演ARF的思想庫的角色。
第三，有關國家對籌建區域或次區域的多邊安全機製反應積極、表現活躍。
在亞太區域組建多邊安全機製的設想可謂由來已久，最早是由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於1986年和1988年先後兩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和克拉夫諾斯克提出的。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為了促進蘇美緩和以及改善其在亞洲的形象，曾建議在亞洲建立類似歐安會性質的多邊集體安全體係。80年代末，美國對在亞太建立多邊機製以探討和解決區域經濟和安全問題的態度開始轉向積極，1989年6月26日美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紐約亞洲協會的演講中表示，在亞太盆地的國家中建立多邊合作體係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卷入這樣的一個新體係的創建顯示了我們對該區域全麵的和正在進行中的廣泛參與”。[15]進入9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在亞太區域建立多邊安全機製表示出明顯的熱情。
1990年，澳大利亞（4月）和印尼（7月）曾分別提議在亞太建立多邊安全機製。1992年俄羅斯再次倡議在東亞或亞太建設多邊安全體係。1993年7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訪問韓國期間提議增加APEC的安全功能，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雖然美國以APEC為核心、通過擴大其安全功能以建立亞太多邊安全體係的主張普遍遭到了區域內國家的冷遇，但韓、日兩國在此之後對多邊安全機製頗為熱衷，兩國在1994年之後分別多次倡議建立亞太區域或東亞次區域的多邊安全機製，並鼓勵設立各種非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國際安全論壇，研討區域多邊安全體係的建設問題。1997年5月的日俄雙邊安全磋商中，日本和俄羅斯分別再次提議在東亞建立多邊安全機製。[16]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在解釋美國1995年新東亞安全戰略時，把建立多邊安全機製視為同前沿軍事部署、加強雙邊軍事同盟以及擴展同非盟國的安全聯係這三者並列的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四大支柱之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