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在核試驗之後政策也有“兩麵性”。一方麵，朝鮮領導人表示擁有核武器不是“用來銷毀的”，繼續顯示朝鮮的擁核決心[36]；另一方麵，迫於國際製裁的壓力以及朝鮮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巨大困難，重回六方會談、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客觀上是朝鮮想要贏得安全、補償以及關係正常化等“要價”的唯一出路。平壤事實上也采取了一係列想要重回六方會談的試探性行動。2006年11月末，在北京出席朝韓部長級會談的金桂冠向媒體表示，朝鮮半島無核化是已故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的“遺訓”，隻是朝鮮不能單方麵地放棄核武器。[37]金還明確提出讓朝鮮回到六方會談的條件就是美國取消金融製裁和凍結聯合國所通過的製裁項目。自2002年以來，朝鮮為了扭轉國內經濟長期的困頓狀況，開始尋求一些“改革”措施。但這些措施時斷時續，並沒有出現擴大市場經濟份額等實質性舉措。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同平壤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的對外關係有很大的聯係。核試驗之後，日、美等國不斷升級的製裁措施，讓朝鮮即使想要在同日本貿易中打“擦邊球”，獲得一些想要的軍民兩用技術的道路也幾乎被堵死了。據報道，日本國內親朝鮮的“朝總聯”下屬公司，一直是朝鮮獲得“敏感技術”的重要來源。[38]核試驗之後，朝鮮麵臨三大製裁打擊：美國的金融製裁，美日雙邊的貿易、人員往來和彙款製裁以及聯合國1718號決議所要求的製裁。這些製裁行動確實給朝鮮經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壓力。
在中國的“穿針引線”和“積極推動”下，2006年11月29—30日，中、朝、美三國在北京舉行會談，就恢複六方會談及相關條件進行了朝鮮核試驗之後的第一次三邊磋商。會談至少確立了重新啟動六方會談的共識。[39]助理國務卿希爾隨後對記者表示，美國已經向朝鮮提出了一份恢複六方會談的提案，期待朝鮮答複，但提案中並沒有讓朝鮮“特別意外”的部分。[40]從現在來看，希爾的這份提案已經答應朝鮮，美國將考慮部分取消金融製裁。這也意味著自2005年11月以來，美國第一次開始在對朝金融製裁問題上改變自己的強硬政策。2006年12月18日，中斷了13個月的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談正式會晤，由於朝鮮堅持2005年11月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時的方案，要求先提供輕水反應堆，因而會談沒有實質進展。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認為“輕水反應堆”隻能是在朝鮮棄核進程開始之後的“合適時機”給予提供。但這一輪會談所提出的“落實《共同聲明》起步階段行動”的會談宗旨得到了各方的同意。[41]在中國的斡旋和努力下，2007年1月17—18日，美朝雙方舉行了柏林會談。柏林對美朝雙邊會談來說，是一個“福地”，1994年12月美朝簽署《框架協議》的會談就是在柏林取得突破的。
“柏林會談”將會被朝核問題的談判進程載入史冊。2007年的柏林會談使美朝再度達成了協議，美國同意取消金融製裁，同時開展美朝關係正常化的相關談判；朝鮮同意寧邊核設施的“去功能化”，接受核查和對自己境內的全部核計劃作出詳細“報告”。[42]在美朝柏林協議的基礎上，2007年2月13日，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在北京達成了《共同文件》。這是自2005年9月《共同聲明》簽署以來朝核多邊會談取得的又一個重大進展。《共同文件》規定30天為“準備階段”、60天為“起步階段”，在這兩個時間框架內，美國取消對朝鮮的金融製裁，而朝鮮應該將寧邊核設施“去功能化”，並歡迎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以及“報告”其所有的核計劃。同時，《共同文件》決定設立5個工作組，就美朝、日朝關係正常化，朝鮮棄核，能源與經濟援助，和平與安全機製建設等問題展開磋商。工作組既是對六方會談的補充，也是六方會談機製的重要發展。從2006年11月到2007年7月的情景來看，布什政府的對朝政策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調整。這些調整包括以下四個方麵：其一，從拒絕美朝直接雙邊會談，或者隻是在六方會談架構下的雙邊會談，發展到同意與朝鮮在超越“紐約管道”的同時進行直接的“雙邊會談”；2007年3月5—7日希爾與金桂冠繼1月的“柏林會談”之後，再度舉行了“紐約會談”，所有這些都是這一政策調整的最新發展。其二，繼續指控朝鮮有“洗錢”、“製造假幣”等非法行為，但將取消金融製裁與朝核會談進程掛鉤；轉而將對朝鮮的金融製裁“轉嫁”給澳門彙業銀行（BDA銀行），宣布解凍朝鮮資金的同時禁止彙業銀行與美國金融機構有任何交易。其三，將原來要視朝鮮棄核進程的具體狀況來決定是否實現美朝關係正常化，變成在朝鮮棄核過程中同時談判和協商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其四，從原來的在第一階段，即“凍核”階段美國不參與對朝鮮的援助和經貿補償，轉變為美國願意與中、韓、俄等國一起，對“起步階段”的朝鮮實施人道主義援助與能源、經濟援助。和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時的朝核政策相比，今天在朝核問題上的布什外交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戲劇性變化。和今天克裏斯托弗·希爾幾乎持同樣主張的前國務卿鮑威爾卻遭到了華盛頓新保守主義分子的嚴厲打壓。但布什政府正在重新開始在朝鮮問題上的“鮑威爾路線”時，美國的聲望和信譽都已受到了沉重打擊。[43]正是中國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的合作與坦誠，讓布什政府重新建立起了外交可以打破僵局、帶來新的“起色”的信心。在美國的朝核政策靈活度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朝核問題多邊談判的“主導角色”已經從美國轉移到了中國。[44]
然而，在中美加強在朝核問題上外交協調的同時，日本卻在繼續強化自己的“獨立作用”。2007年2月13日《共同文件》簽署當天，日本首相安倍明確表示，由於日本所關注的人質綁架問題未能得到來自朝鮮的積極回應，日本將拒絕向朝鮮提供援助，不參加“起步階段”的對朝經濟與能源補償行動。2007年3月6—7日的日朝河內關係正常化談判差點“夭折”。雖然後來談了起來，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和美朝在紐約會談的“建設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將人質綁架和六方會談掛鉤從小泉時代就已開始，並非安倍政府的倡議。但將人質問題與日本對朝鮮的經濟補償完全掛鉤，是安倍政府的新決定。與小泉2002年9月飛往平壤和金正日發表《平壤宣言》到2004年小泉再度訪問朝鮮推動人質問題的解決相比，目前的安倍政府堅持將人質與援朝政策聯係起來，是日本在六方會談中立場的大幅搖擺。日本國內在人質問題對朝鮮的看法非常消極和憤怒，安倍政府的朝鮮政策必須符合日本國民的看法和意見，但這種完全以日本國內的民眾情緒為主導的對朝政策未免過於僵硬。事實上，更多表現出的是安倍政府竭力想要轉變日本在朝核政策上基本角色的戰略性期待，反映了日本在對半島局勢施加影響時的方式設計。但日本將朝核六方會談與日朝雙邊關係中的人質問題掛鉤，在美國也引起了疑慮和批評。戴維·康（David Kang）教授認為，這是對美國朝核政策的“破壞”。[45]
日本的對朝強硬政策與韓國的對朝積極政策同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05年韓國對朝鮮的貿易額增長了50%，達到了10億美元，韓國已經成為繼中國之後的朝鮮第二大貿易夥伴。韓朝貿易額占據朝鮮貿易總額的26%，僅次於中國的39%。[46]韓國推動對朝和談與補償政策的力度和積極性，使得韓國成為了降低半島局勢因為核試驗之後進入新的緊張和衝突的關鍵因素。2007年3月的六方會談盡管沒有結果，但韓國已經明確表示，按照《共同文件》向朝鮮提供的5萬噸重油已經準備到位。韓國還決定從2007年3月27日開始對朝鮮恢複提供化肥援助，有關離散家庭的團聚行動也很快恢複並得到了發展。日韓在對朝問題上迥然不同的態度，反映了東北亞大國關係上的複雜性。韓國不僅基於民族感情，更基於半島事務是韓民族自身的利益和事務範疇的角度，希望通過積極的“接觸”政策緩和半島南北雙方的對立，更希望通過接觸和援助影響平壤的對外行為，避免朝核問題完全受製於周邊的大國。對朝鮮來說，“韓國”的“拉”、日本的“推”體現了半島局勢兩種不同的力量較量。
平壤看來不會改變目前對日本要求進一步解決被綁架的人質問題的對應立場。朝鮮的態度也比較堅決，那就是朝日之間的人質問題已經解決了，如果要朝鮮對綁架的人質問題作出賠償，日本首先需要賠償對朝鮮近50年殖民統治時期給朝鮮人民造成的損失。金桂冠2007年3月20日公開指責日本是在“破壞六方會談所達成的和解協議”。[47]日本要求朝鮮徹底“坦白”人質問題，道歉並進行賠償，而朝鮮則要求日本“清算曆史”，朝日之間這種立場的對立短期內很難緩解。
六方會談機製中日本目前“特立獨行”的政策，是美、日對朝鮮戰略協調的結果。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希爾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哪怕隱晦地批評過日本的強硬立場，反而多次敦促朝鮮“注意來自日本對人質事件的關注”。對安倍政府來說，堅持在人質問題上對朝鮮不讓步，首先是因為這有助於安倍政府在公眾中的威望和形象的發展。安倍在小泉內閣中聲望飆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力倡導要解決被朝鮮20世紀60—70年代綁架的人質問題，並因為對朝鮮的“鷹派”立場而大受公眾青睞。安倍首相不會改變自己的這一方針。其次，這有利於在六方會談中扮演日本想要扮演的獨立角色，否則東京事實上在六方會談機製中除了“跟從”中國和美國，給予援助並支持相關政策協議之外，似乎“無所事事”。強調人質綁架與棄核援助掛鉤，不僅可以推動“朝鮮問題”的解決，而且不是單純的“朝核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六方會談機製中從此有了日本獨立的角色和位置。這對追求“大國化”的日本來說，是一種“身份”與“責任”的體現。第三，在六方會談中緊抓住人質問題不放，從表麵來看似乎日本在給多邊會談製造障礙，但日本很清楚美國的政策底線和美國對朝鮮政權性質的定義和判斷，了解六方會談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實現重大突破。東京認為自己的這種“唱白臉”的作用和美國目前的“唱紅臉”的角色恰恰可以互補，而不會真正破壞實質性的會談進程。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2007年2月13日《共同文件》中載明的朝鮮寧邊核設施的關閉、朝鮮的“核報告”以及允許聯合國核查人員的現場核查等內容，在2006年11月18日在越南舉行的美日韓三邊會談就已決定了[48]，並成為了美、朝會談的“美國方案”。而日本的“不參加援助”決定的宣布在2007年2月13日《共同文件》簽署之後。安倍政府在宣布這一強硬立場時“時機”拿捏得很準，那就是在美朝已達成“柏林協議”之後。
朝核問題的長期化與大國協調
即便起步階段的行動能夠得到順利實現，朝核問題的最終解決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麵對朝核問題的長期困擾，很可能是東亞安全不得不作好政策、心理以及戰略性的準備。
美國目前所出現的一係列對朝政策調整說到底是“戰術性”的，並非“戰略性”的。三個因素決定了這樣的調整“步幅”不可能太大和太快。首先，美國國內缺乏實行一項完全和解性的對朝政策的政治基礎。2007年2月13日《共同文件》簽署後，布什政府的對朝讓步行動在美國國內受到了來自各方麵的強烈批評，支持取消金融製裁來換取朝鮮寧邊核設施“去功能化”的做法並沒有讓布什政府在國內贏得“喝彩”，反而是各種疑慮與反擊。大多數美國分析家認為，《共同文件》並沒有超出1994年《框架協議》的水平。即便支持的意見也隻是認為朝核局勢“還值得再試一試”。布什總統本人都不得不出麵為《共同文件》辯護，提出該文件和1994年《框架協議》的最大不同是“中國因素”的介入。[49]在目前美國國內政治普遍存在的反朝情緒麵前，布什政府的對朝妥協政策不可能走得太遠。
其次，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團隊是否真的相信《共同文件》代表一項“成功的交易”，恐怕還很難樂觀。許多美國政府的外交官員事實上都有一種悲觀情緒，認為隻要金正日依然在朝鮮掌權，外交談判獲得成功從而讓朝鮮徹底棄核的可能性仍然微弱。[50]美國目前在六方會談問題上的策略，可以概括為是典型的“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妥協性的“軟方案”行不通，美國還可以重新回來尋求製裁、孤立甚至強製攔截、核查等“硬方案”。特別是布什政府在任隻有一年多的時間了，通過艱巨的談判形成“大交易”的時間非常有限。針對2008年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布什政府堅持“軟方案”的國內政治空間將會繼續縮小。六方會談能否出現決定性變化事實上隻有2007年剩下的幾個月了。如果到了2008年“起步階段”還無法實質性地完成，布什政府就沒有政治理由繼續對朝鮮妥協，不會願意將一個“軟弱的”對朝外交形象留給下一屆政府。
第三，朝鮮態度的固執與多邊性同樣不可能在短期內給美國的朝核外交帶來繼續妥協的強大理由。2007年3月19—22日的新一輪六方會談雖然形成了在金融解凍問題上的可操作辦法，但由於技術操作層麵的問題，解凍的朝鮮資金遲遲未能到達願意接受和轉交給朝鮮的中國銀行。朝鮮代表竟然拒絕會談，堅持隻有等解凍的2500萬美元“到賬”才能繼續談論寧邊核設施的“去功能化”。[51]新一輪六方會談不得不繼續推遲舉行。這樣的狀況隻能說明，隻剩下“核籌碼”的朝鮮的心理的緊張、脆弱，以及對六方會談機製本身依然抱有的深深疑慮。朝鮮這種“不見好處，不往前走任何一步”的談判策略，今後是否會出現戲劇性變化，可能性不大。如果任何細小的技術性環節都可能拖延六方會談，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那麼未來的談判之路隻能是乏味而又冗長的。此外，雖然2007年以來，朝鮮在發展經濟、提供建設沿鴨綠江經濟開發區等方麵有了一些新的表示，但朝鮮內在政治和經濟環境總體是在“收緊”。[52]
在推進六方會談機製的進程中，平壤的抉擇固然是最重要的，但大國協調與合作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保證會談成功的必要條件。在朝核問題所涉及的大國關係中，中美之間的戰略協調與政策合作始終是第一位的核心要素。對美國來說，在朝鮮與中國和韓國現有關係不可能短期內發生實質性變化的同時，如何配合與支持中國的斡旋角色和“幕後推手”的作用，是保證六方會談持續進行的關鍵所在。而從中國的角度來說，美國能夠打開對朝鮮的“和解大門”，是中國以及其他有關國家進一步對朝鮮發揮積極影響的重要“踏板”。這其實和維克多·車所提出的“鷹派接觸”戰略存在一個很大的契合點：朝鮮越能對它外在的世界感到放鬆，越能進行改革開放，就越容易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影響，越可能改變自己的錯誤行為，越能在兼顧朝鮮自身的安全、發展和政權穩定的同時更快地“融入”國際社會。[53]正如東·班道爾（Doug Bandow）所提出的，美國應該信任中國在促進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進程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54]這一作用，可能在手段和方法上與美國有一些差異，但在實現半島無核化以及通過朝鮮棄核改善東北亞戰略環境、實現大國利益的“雙贏”前景上，中國和美國之間應該沒有實質性的差異。沿著這樣的思路，積極和建設性地推動美朝之間的高層官員互訪進程，拋開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對朝鮮政權性質的厭惡與不信任，采取靈活和務實的現實主義方針，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這麼做，是對中國作用的積極尊重與配合。布什政府同樣必須堅信，由於“中國因素”的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機的多邊談判進程和效果，將必然絕對不同於1993—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機之後的狀況。隻有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真誠地相互協調與合作，才能真正壯大和發展以六方會談為代表的合作性解決朝核問題的“地區性解決方案”。實現半島無核化，某些美國右翼說，這是“中國的事情”。[55]但現實是，這是中美共同需要擔負的責任，也是東亞區域內所有國家的共同責任。
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戰略性合作與協調，也是避免朝鮮利用大國關係中難以消除的矛盾和競爭性利益，拖延棄核進程，力圖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朝鮮一直希望改善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以此來平衡所謂來自周邊大國的戰略壓力。[56]平壤的這種想法很難改變，甚至平壤將自己的核努力也看作不僅針對美國，也是平衡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大國影響的砝碼。[57]對於朝鮮的這種態度，中國是不能“理解”的。唯一的應對措施就應該是像俄羅斯談判代表在2007年1月警告朝鮮的那樣，直截了當地指出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對“俄羅斯構成了重大威脅”。[58]朝鮮未來任何的政策選擇必須考慮中國的感受和起碼的利益。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朝鮮都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國家”，被稱為“最硬的堅果”。[59]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在2007年3月新一輪六方會談開始之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就曾提醒，不信任可能繼續困擾六方會談。[60]
中國的朝核政策會繼續建立在珍惜和重視傳統中朝友誼和自身利益及價值判斷的基礎之上，促進半島和平、穩定以及幫助朝鮮贏得合理的安全與經濟發展是中國睦鄰方針的必然要求。在過去幾年中，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分歧一直在於是“盡可能地保持半島穩定的同時實現棄核”還是“盡可能地給予朝鮮壓力的同時迫使平壤棄核”這兩個不同的側重點上。但近期美國對朝政策策略趨向靈活化，以及朝鮮在推進六方會談中表現出的積極氣息，使2002年8月第一輪六方會談以來，中、美之間的朝核政策分歧正在不斷縮小，兩國的朝核立場出現了相互接近的趨勢。中美之間在朝核問題上的“大國協調”，一是取決於雙方是否能共同執行一項有分工、但總的來說是鼓勵性的對朝“接觸”政策；二是美國是否能夠超越國內政治的約束，對朝鮮繼續推行現實主義的務實路線，超越對平壤政治製度形式的好惡，而將能夠實質性地影響朝鮮國際行為列為政策關注的中心；三是中美應該共同管理和約束因為朝核問題而產生的一切區域不穩定因素。通過戰略對話和六方會談，“創造性地”建立中美可以在東亞共同分擔維護區域穩定與繁榮責任的多邊安全機製。例如，防止台灣海峽穩定繼續成為台獨勢力的“人質”，避免日本國內膨脹的民族主義繼續挑戰曆史事實和走向核武裝等。
在朝核問題上，未來最難協調的恐怕是中日關係。鑒於日本國內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日本大國角色的執著追求，六方會談很可能被日本政府看作一個大國化的日本“牛刀小試”的重要場合。對於日本將綁架人質問題硬塞進六方會談的做法，中方當然不會感到舒服。對於安倍政府因為人質問題拒絕參與“起步階段”的對朝援助，中方也不可能感到滿意。但基於維護和發展中日兩國關係的大局出發，中方對於日本在人質問題上的立場給予了應有的尊重和理解。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3月15日的答記者會上明確提出：“中國理解和尊重日本在人質綁架問題上的立場。這一問題究竟如何解決，需要日朝共同協商與談判。”61正是由於中國的支持，2007年1月菲律賓東亞首腦峰會的聯合聲明中寫進了呼籲朝鮮解決與日本的人質綁架爭端的文字，日朝之間人質綁架問題的進展，首次成為了東亞外交的共同關注。
然而，日本強硬的對朝政策無疑是未來中國六方會談主導能力的重要挑戰，也是對中美協調促進會談進程的重大衝擊。日本目前對六方會談總的態度是合作性的，但2007年1月美朝“柏林會談”之後朝核局勢暫時有所緩和，而日本對朝政策總體上是繼續走向強硬，包括考慮更加嚴厲的製裁措施。[62]為了配合六方會談的恢複，日本暫時擱置了更為嚴厲的對朝鮮的製裁措施。日本外相麻生在2006年12月末曾明確表示，日本正在考慮對朝鮮新的製裁措施，但“並不準備馬上實施”。[63]但日本國內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否會讓日本在對朝製裁問題上更加強硬，目前還很難預料。2007年3月10日，日本議員聯盟就要求全麵禁止與朝鮮的貿易，禁止日本人或者在日的朝鮮人前往朝鮮，禁止任何的朝鮮船隻進入日本港口。[64]這樣的法案一旦通過，朝日之間的對抗顯然將繼續升級，並破壞近兩個月來六方會談中的進展勢頭。中日在處理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分歧是明顯的。在2006年9月和10月的朝鮮導彈試射和核試驗後，日本在安理會上積極要求通過對朝實施嚴厲製裁的法案，甚至還要求在“必要時”批準對朝鮮合法動武。此外，日本政治人物有關日本有權對朝鮮“先發製人”的言論也讓中國深感不安。在朝核問題上，雖然中日之間對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高度一致，但在各自對朝鮮半島問題和朝核問題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的方式方法上的差異顯著，而且，對於各自在朝核多邊談判的同時各自防務力量建設和防務戰略的變化，都深感不安。中國不願意看到因為朝核問題而走向核武裝的日本，相信美國同樣也反對日本的核努力，但對於美國究竟是否有能力阻止日本追求核武器沒有信心。[65]進一步來說，日本堅持不對朝鮮提供援助以及要求朝鮮澄清人質綁架問題才能開始日朝正常化談判的方針，究竟將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未來六方會談再度遭遇挫折的原因，目前還不清楚。但從5個工作組的談判明顯將相互影響這一點出發，日本的這一強硬立場，將給未來的圍繞朝核問題的和解進程投下濃重的陰影。[66]
日本的民族主義保守勢力在朝核問題上“大做文章”，結果必定是要進一步推進日本的軍事大國化，逐步地“切碎”日本的“無核三原則”，並進而實現核大國的夢想。[67]日本近年來的防務開支確實已經連續5年出現了下降的趨勢，2007年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要比2006年下降0.3%；但導彈防禦項目的經費開支卻上漲了42.7%。[68]但日本未來的防務動向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日本民族主義勢力的發展。如果日本宣布追求核武器，六方會談還有必要存在嗎？
注 釋
[1] 有關東亞安全缺乏“大國協調”機製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請參見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Michael K。 Connors， Remy Davison and Jorn Dosch，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the Asia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2] \"S。 Korea Presses U。 S。 over 'Umbrella'\"，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1，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