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安全研究一直是國際安全研究領域的突出課題。如何建立起東亞區域內持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恐怕是21世紀國際安全研究最為棘手的問題了。
學者們普遍認為，和歐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核心區域相比，東亞的安全構造是最不確定的。東亞地區安全中欠缺區域安全發展所需要的幾乎所有的穩定要素，例如，沒有一個區域性的多邊安全製度、不穩定的大國關係、意識形態與政治製度的多樣性、領土爭議、曆史問題，以及冷戰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地區的殘存，等等。[1]冷戰結束了，但東亞的“地緣政治”並沒有結束，曾經有過的敵對的“曆史記憶”沒有結束，新的經濟和戰略性的競爭又迅速開始了。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繁榮與合作，促成了東亞經濟的新增長和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啟動，但東亞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將難以避免地帶來“權力轉移”的疑問，新的力量對比反而加劇了權力政治所驅使的緊張關係。[2]東亞的地區安全局勢究竟如何演變，是否能形成長期的穩定格局，會不會爆發新的大國對抗，後冷戰時代的安全研究無一例外地將東亞安全的走勢看作最重要的戰略性議程。[3]隨著中國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增強，東亞的區域安全格局究竟將如何演變，未來的東亞將出現什麼樣的權力結構和戰略態勢，毫無疑問已經構成了東亞安全研究重要的前沿性課題。東亞安全的未來究竟從國際關係理論上如何構建？東亞的安全研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根據變化的“問題”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多樣化的“安全範式”創新，不斷地來檢驗和發展已有的理論總結？這些是發展東亞安全研究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問題變化”進程中的東亞安全
冷戰結束後短期內，東亞安全研究的“範式選擇”幾乎是一邊倒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理論。出現這一局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冷戰延續以來的“新現實主義”範式在安全領域內占主導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初，安全研究遵循現實主義範式主導似乎還是一個不可抗拒的理論定勢。[4]雖然部分學者曾質疑已有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常常被視做具有普世性的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對幫助我們理解冷戰結束後正在出現的世界並不比解釋導致冷戰結束的變化更加有效。[5]同時，呼籲重視“非傳統安全”的聲音也在不斷高漲，認為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必須更多重視環境、生態、資源、流行病、經濟發展等新的“非傳統安全”因素。但在大國關係的層麵上，安全研究的絕對主流依然是政治、軍事與戰略關係。
第二，冷戰結束後的東亞所展示的最突出的“問題”是傳統兩極權力結構崩潰後，新的區域力量結構如何重建和形成新的地區秩序的問題。由於冷戰結束伊始東亞依然存在著不同的政治製度、甚至尖銳的意識形態衝突，再加上缺乏區域性的製度安排對安全爭議做出調節，後冷戰時代的東亞究竟將出現什麼樣新的權力結構和地區秩序，學術界的看法並不樂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東亞區域內的主要國家將為了追求權力、財富和沒有解決的領土爭端以及“曆史問題”遺留下來的互不信任，而進入“不穩定的多極時代”。[6]1992年美國老布什總統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倡議，但這一新秩序倡議並沒有在東亞得到積極的響應，反而加深了中國等國的疑問，認為“世界新秩序”無非是等同於在蘇聯崩潰之後形成美國主導的全球霸權體係和西方意識形態主導的全球價值。中國關心的是美國對於中國究竟采取什麼樣的政策，是像對待前蘇聯那樣遏製，還是繼續同中國交往與合作；今後的世界將進入合作中的競爭還是對抗中的分裂，究竟是強調多邊主義的國際製度以及尊重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中心作用，還是重建“霸權穩定”為主幹的區域秩序，這一係列的問題都需要得到解答。
第三，對東亞安全最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的戰略選擇。美國的戰略選擇在20世紀90年代的整個東亞安全話題討論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六四事件”結束後不久的東亞安全討論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當然成為了首先需要去大力澄清其“問題性質”的安全議題，圍繞著中國的“能力”與“意圖”的爭論，是權力政治主導的安全認知的自然延伸，在20世紀90年代初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是困難的。在冷戰剛結束之際，並沒有幾個學者能夠清楚和準確地預見到10年或者15年後的中國以及中國的政策選擇。但展望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東亞戰略選擇，應付任何對美國長遠的、來自不同製度國家和能力發展最具潛力國家的戰略挑戰，是美國戰略家心目中最清晰的“威脅”來源。[7]此外，隨著西方國家在冷戰中所獲得的決定性勝利以及90年代後“後工業化時代”的到來，某些理論家們開始設想“後冷戰時代”似乎應該是一個“後國際政治”（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代表性特點是掌控國際規範和國際製度的西方力量可以超越傳統的以主權為分界的民族國家體係，而對所謂的在冷戰時代證明已經被“淘汰”的價值、製度和行為進行國際幹預；當時的一種強烈的擔心，是對後冷戰時代多中心的世界政治的恐懼。[8]因此，從強調贏得冷戰是東西方製度較量的“曆史終結”和帶有明顯的贏得冷戰的得意與滿足出發，再加上維護自己的全球利益問題上的堅定與執著，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戰略的選擇就是從傳統的蘇聯威脅轉向了“中國威脅”。美國建立在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基礎上所確立的後冷戰時代的東亞戰略是90年代以來東亞安全討論中最重要的“場景變量”（situational factor）。圍繞著中美戰略與安全互動主軸而發展起來的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進程，自然會以大國關係作為安全話語的主幹。但隨著東亞安全局勢的演變以及國際關係學術領域內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式的發展，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呈現出了範式多樣性的發展趨勢。在大國關係的傳統分析架構之外，中小國家的戰略選擇將如何發展，地區性的製度安排是否能從FTA模式轉向更加全麵的EAC模式，從而帶動起政治和安全領域內的多邊製度建設，以及東亞隨著經濟合作的發展“社會性的網絡關係”究竟如何能影響傳統的國家為中心的互動模式，這一係列問題都為我們認識和研究東亞安全提供了多樣性的背景，也為東亞安全研究中分析手段的多樣性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東亞安全存在著多樣性的“問題領域”，東亞安全所麵臨的挑戰是多樣性的。
其一，東亞是世界政治中冷戰狀態唯一還沒有徹底結束的地區。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都是因為冷戰而分裂，都是因為冷戰而陷入長期的軍事對抗。冷戰雖然從1991年結束至今已經16年了，但東亞的冷戰殘餘依然存在。這些冷戰的“殘餘地區”依然是東亞安全的“爆炸點”。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的分裂沒有得到解決，分離主義、核擴散等新的安全衝擊卻在不斷出現。自2003年8月以來，外交解決朝核危機的政治僵局並沒有被實質性打破，擁有核武器的朝鮮是否將誘發東亞核軍備競賽依然還是一個未解的疑團；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正在不斷製造和鼓吹“台灣意識”和推行“去中國化”進程。“漸進式”讓兩岸關係始終難以出現和解的轉機。
其二，東亞自冷戰結束以來沒有出現新的熱戰，這從表麵上看似乎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好於亞洲其他地區，但東亞整體的地區格局正在進入轉型期。中美是否將難以避免地因為台灣問題而陷人軍事衝突、未來的中美戰略關係究竟將走向合作還是對抗，依然還是沒有答案的疑問。“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相信，崛起的大國與現有國際體係中主導性的大國之間的關係將是最具有衝突性的，甚至在彼此實力接近時發生戰爭的幾率會很高。[9]這樣的理論是否將準確地預言未來的中美關係，世界都在以困惑的眼睛關注著。中美關係的戰略未來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可能性：一是中美可以實現穩定、合作、共贏，二是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在所難免，難以避免地“兩敗俱傷”。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告訴我們，這兩種可能性——中美關係的“零和前景”和“雙贏前景”——都存在，原因甚至並不僅僅取決於各自的利益估算和戰略選擇。[10]
其三，即便把最具有挑戰性的中美關係放在一邊，地區安全中一係列新的不確定因素也在以20世紀90年代未能預計的方式困擾著地區安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日關係的持續緊張是否正在將兩國推入難以避免的“大國對抗”（great power rivalry），至少，持續的中日關係緊張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為亞洲新冷戰的序幕。[11]自1972年中日關係實現正常化以來，兩國間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交往的深入和發展，是二戰結束以來改變東亞區域地緣政治最為深刻的曆史性事件之一。中日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不僅是徹底終結東亞自1864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其戰略影響的和平努力的延續，更是在二戰後中日兩國完成新的國家與製度重建基礎上，締造東亞“和平主義”地緣戰略版圖的支柱。中日關係的狀態和性質決定東亞的未來。然而，自90年代開始的後冷戰時代，卻是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不斷動搖和惡化的開始。
中日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這種緊張關係的出現，恰恰也是東亞地緣政治格局從來沒有過的“三國時代”的出現。在東亞的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有三個強國同時存在的局麵。在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之前，東亞是中國強，日本弱；從1864年到1995年，東亞是日本強，中國弱；從1949年到1972年，中日關係完全受製於冷戰時代的兩極對抗，隻有民間交往。從1972年到1991年的20年間，中日關係在睦鄰友好的基礎上發展迅速，但卻是在兩國極不對稱的經濟與技術力量對比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冷戰時代的“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客觀上主導了中日關係的戰略內涵。在共同反對和抵禦來自蘇聯的戰略威脅、形成中美日三國戰略合作的進程中，兩國的安全利益空前一致。但冷戰的結束、1989年的“六四風波”以及美日同盟的“再造”，不僅結束了冷戰時代中日戰略利益的共性，而且，日本確立了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結束二戰後和平憲法體製、強化國家防務能力的“聯美抑華戰略”。在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日本和中國同時開始強大的戰略格局中，幾乎從一開始就出現了曆史版的“三國演義”難得一見的“魏吳”聯盟反“蜀”的局麵。21世紀東亞版的“三國演義”究竟如何展開，無疑是東亞安全變化的軸心。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已經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爭取通過天皇訪問等“親善”措施影響中國，轉變成為了通過政治、軍事和經濟等綜合能力在內的權力措施來實質性地“製衡”中國。[12]
其四，在東亞大國關係出現新調整的進程中，東亞其他國家究竟如何采取相應的安全措施，對於東亞大國關係的複雜性究竟如何應對，大國關係的發展是否會逐步地進行“陣營選擇”並進而發展新的區域性戰略集團與同盟關係，這是東亞地區政治轉型的重要指標。
東亞區域內的中小國家對於轉型中的大國關係究竟如何認識和反應，是東亞安全秩序演變的又一個關鍵性問題。總的來說，在後冷戰時代，東亞的廣大中小國家采取了在大國間的“戰略平衡”政策，既歡迎美國在東亞的駐軍和美國對區域所承擔的安全義務，又不願意看到美國對中國采取“遏製政策”，或者說跟隨美國對中國采取強硬的對抗行動。利用大國間的相互牽製與製衡，避免受到某一個大國的決定性影響和控製，不想過分依賴某個大國的“勢力”，是東亞眾多中小國家的基本戰略選擇。90年代初，隨著美國縮小在東亞的駐軍規模，美國關閉了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美菲軍事同盟關係出現了實質性的改變。但自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與東盟國家的軍事合作有了實質性提升，美國使用新加坡樟宜軍港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特別是“911事件”之後，在反恐戰略的推動下，美國對菲律賓、印尼的軍事援助和反恐軍事人員的派駐，都有了新的發展。在“擴展”（enlargement）戰略的作用下，美國和東盟保持了緊密型的軍事合作關係。但許多東盟國家認為完全依靠美國是“靠”不住的。[13]因此，促進與中國等國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進展，也是東盟國家的既定戰略。
美韓軍事同盟自2003年初以來出現的一係列“漂移”的狀況，是地區國家中認為不能單純依賴美國看法上升的重要指標。韓國總統盧武鉉曾在2005年5月明確提出，駐韓美軍“在沒有得到韓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不應該涉入任何東北亞地區的衝突”。[14]再加上駐韓美軍的調整以及整個美韓軍事同盟地位在美國的亞太戰略考慮中位階低於美日同盟而引起的韓國的不滿，美日同盟的發展確實正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韓國要求美國在2012年交還韓國軍隊的指揮權，實現韓國防務力量的完全自主。由此引發的討論確實產生了美韓軍事同盟在位於“十字路口”的基本判斷。對韓國來說，21世紀所麵臨的戰略性選擇是“應該繼續加強、延長和改進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還是與他傳統的、20世紀前的宗主國中國發展‘戰略包容，（strategic acmodation）”。[15]韓國采取這樣的戰略既是韓國上升的民族主義和一定程度上戰略自主性的結果，因為韓國不願意美國從對朝鮮采取軍事打擊的方式來解決朝鮮的核問題；另一方麵，韓國對於布什政府上台之後的“單邊主義”行動和“先發製人”戰略也有不滿。首爾並不願意像日本那樣成為美國全球霸權和幹預性海外軍事行動的重要籌碼，而是更多地傾向於按照韓國自身的戰略需要與國家利益來規範韓國與美國軍事同盟的發展。
然而，無論是韓國還是東盟，東亞中小國家在大國間采取“戰略平衡”政策所麵臨的困境是，東亞區域內的大國關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合作與穩定關係。如果中美日三大國在東亞區域內的戰略關係能夠始終保持在穩定與合作的框架內，那麼，中小國家的“戰略平衡”政策就能夠得到基本的保障。這樣的政策選擇不僅能夠讓這些國家避免“得罪”某一個大國而招致不必要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損害，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戰略平衡”政策可以避免在戰略上“選邊”，避免加入某一個大國而采取與另外的大國對抗的政策。在經曆了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對抗和地緣戰略分裂之後，東亞的中小國家都感同身受，不願意再度成為大國對抗的籌碼或者犧牲品。因此，這些中小國家的“戰略平衡”政策是東亞區域穩定與和平的重要力量，也為大國避免對立升級提供了可回旋的戰略空間。國際關係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具有潛在敵意的大國在沒有能夠實現地緣政治上競爭性的國家集團重組之前，或者說，在沒有能夠培植起充分的戰略“支持者”和“勢力範圍”之前，單純的大國對抗，並不會迅速蔓延成為直接的大國衝突。
但是，國際關係中中小國家的戰略困境恰恰表明它們的“平衡”作用是有限的，它們在大國之間采取的是典型的“戰略平衡”，即不“挑邊”，拒絕完全加入對立的國家集團或者自覺成為某一方的“勢力範圍”；也借助與大國的友好關係，避免單個大國的影響力發展成它們不願意看到的控製力，甚至是利用大國關係對不同的大國進行“軟製衡”。[16]這些中小國家的能力與意願並不能改變或者決定性地左右大國之間戰略關係的變遷。當大國關係變成明顯的戰略對抗時，大國間的衝突狀態將使得這些國家不得不麵臨“選邊”的時刻。這時，“戰略平衡”政策就會崩潰。問題是，這些國家將根據什麼樣的原則、價值與利益判斷來“選邊”，這是東亞區域安全自冷戰結束以來迄今最為模糊的戰略性問題之一。
從東亞安全長期的秩序穩定與經濟繁榮的基本期待來看，東亞大國肩負著避免讓東亞中小國家被迫“選邊”的政治與道義責任。因為任何地緣戰略的重新分裂，都將對所有的國家和東亞整個地區的繁榮與穩定帶來致命的打擊。自冷戰結束以來，其一，東亞中小國家一直在采取多邊對話措施，推動東亞區域安全的合作與對話進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東盟所提出的“東盟地區論壇”（ARF）以及新加坡所主辦的亞太國家國防部長參加的“香格裏拉會議”。但是，無論是“東盟地區論壇”還是“香格裏拉會議”，都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大國可以參加這些對話機製，當大國沒有通過它們之間的共識與合作推動這些多邊安全對話來討論實質性問題的時候，由中小國家主辦的多邊安全論壇隻能保證大國的參與，卻不能保證大國在這些論壇中采取實質性的合作舉措。其二，與敏感性的區域熱點問題有意拉開和保持距離，避免成為大國衝突的工具。例如，韓國在2001年強調駐韓美軍隻能用於保障半島安全，而不能用於攻擊其他的東亞國家，或者卷入其他的東亞地區衝突。對於台灣海峽局勢，東盟的立場也比較清楚，那就是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刻意保持與台灣的非官方聯係。即便自90年代末以來美日都提高了與台灣的官方接觸層次，追求與台灣活躍化的聯係，但東盟與韓國的政策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在有關APEC會議和東盟“10＋3”會議機製上，東盟和韓國都無意擴大台灣地方官員參加的級別與涉入的程度。
日本學者豬口孝1994年曾撰文認為，東亞的未來取決於“冷戰的結束、地理的結束和曆史的結束”。[17]但不幸的是，16年過去了，今天東亞安全就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來說，冷戰還沒有結束；就依然困擾中日、中韓關係的“曆史問題”來說，“過去的曆史”還遠遠沒有結束，各國的領土爭議與地緣政治角度所產生的利益衝突沒有結束。但東亞安全中“問題的改變”已經開始召喚新的區域秩序。
東亞安全：“問題變化”進程中的“中國因素”
在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安全最大的、最突出的“問題轉變”當然是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與發展。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強調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與和平合作政策，但國際關係中權力互動的基本特征並非是意圖與目標的宣示，而是行動與能力的判斷。1996年中國政府針對台獨勢力所進行的導彈試射，引發了美國克林頓政府派遣兩艘航母艦隊進行“威懾性幹預”。中美是否將進入戰略對抗時代的爭論也由此開始。10年以後，東亞進程中的“中國因素”客觀上已經超越了台海危機，而將更為廣闊的“中國崛起”變成了東亞和世界體係中一個需要認真審視和應對的問題。這種方式的“中國問題”的改變並不以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和平意願、合作精神、對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感到委屈和憤懣為轉移，而是中國走向成熟和強大必須直麵的問題和挑戰。
“中國問題”的轉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中國已經從一個“偉大的國家”（great country）、“偉大的文化”（great culture）演變為國際關係中真正意義上的“大國”（great power）。
國際關係理論對什麼是“強國”有不同的定義，但標準的現實主義定義是“隻有擁有大國間的戰爭能力、因而能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才是強國。[18]或者，“隻有能擁有意誌和能力可以改變國際係統性的事件”的國家才是強國。[19]2001年，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奇在東京演講時稱中國是“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文化”，但還不是“大國”。2002年美國總統布什在會見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時，第一次開始稱中國是一個“大國”。而對國際觀察家來說，中國實力地位的這種變化，是因為“中國已經促成了從非洲的安哥拉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眾多國家的經濟轉型；而且中國正在將自己的商業力量轉變為政治實力，開始闊步於全球舞台。”[20]1999年，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西格爾（Gerald Segal）認為，中國未來即便發展得最好，充其量也隻是一個“二流的中等大國”。[21]但今天這樣預測已經成為一種笑柄。
“中國崛起”最重要的推力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改革開放起步時的1978年相比，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10倍。而從1980年到2006年，拉丁美洲經濟總量則一共增長了10%。2005年，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3大貿易國、第4大經濟體。2005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量是14 000億美元，1978年中國貿易總額隻有200億美元，是世界的第30大貿易國。2006年1—10月，中國的貿易增加了25%。2007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可望超過美國。同期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達到650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其他的市場經濟體。[22]中國目前是所有東亞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美國、歐洲等世界主要力量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廣泛而又緊密的經貿聯係正在成為改變和重新塑造大國關係的“無形的手”。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並超過了日本成為了美國第4大出口市場。美國2005年出口到中國的商品是1990年的9倍，而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墨西哥同期從美國進口的商品隻增加了4倍；美國對日本的出口和1990年相比在2005年隻增加了15%，2005年美國對日本的出口額甚至低於1996年。[23]在經濟力量的拉動下，中國綜合實力整體上正在得到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的軍事力量等都在同時發展。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定（Harry Harding）指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一種“多維性”（multi-dimensional）的崛起。[24]
一個“大國化”的中國必然按照自身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考慮選擇自己的國際行為。這些行為不僅表達中國對國際秩序的尊重與對國際規則的認可，同時，也必然展現中國在自身能力提高之後的利益需求。2006年12月，中國邀請48個非洲國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到北京參加中非經濟戰略論壇，以及中國領導人對非洲的頻繁訪問和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與商業合作的急劇擴大，都反映了中國新的能力和新的利益。但中國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和利益追求能力，並不等於在區域或者全球層次上必然擠壓、削弱或者傷害其他大國的利益。即便出現了競爭性的利益，其他大國如何能夠“包容”中國的崛起和能力的發展，是大國崛起進程中最為關鍵性的問題。
其次，中國的崛起，正在帶動東亞的權力變更，而使得整個東亞秩序處在新的轉型過程中。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聯係正在不斷加強，中國的“魅力攻勢”正在使得中國的商品、漢語的學習以及和中國的工程合作在東南亞的不少國家中四處可見。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經濟交往，讓堪培拉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變得更加靈活。澳大利亞正在積極推進和中國的經濟合作。2006年澳大利亞民意調查表明，澳洲人傾向於把中國和美國一視同仁看作對澳洲最重要的國家，並歡迎中國成為世界級大國。[25]中國與韓國的關係在經貿聯係不斷發展的同時，兩國的防務交流開始啟動。2006年11月，韓國總統盧武鉉訪問北京，進一步確立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國的大國崛起並不必然帶來區域內國家政策的再選擇，或者關係的再調整，但至少已有的東亞秩序出現了究竟是繼續強調雙邊基礎上的軍事同盟，還是致力於發展和建設區域和次區域的多邊製度之間的爭論。美國不少人抱怨中國利用反恐擴大區域內的國際影響，但事實是中國積極參與和推動東亞多邊合作進程的發展，代表了大多數區域國家的利益與政策選擇的方向，從而比美國博得了區域內更多國家的好感。[26]
第三，中國崛起的“非和平方式”基本可以排除，問題是中國崛起的過程究竟會以什麼方式影響主導性大國與周邊國家的利益，並實現“共贏”原則。
中國的“大國化”發展以及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並沒有改變東亞區域，更不用說全球層次上的力量對比。中國的崛起隻是產生了某種“權力變遷”（power shift）——東亞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作用在上升，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在東亞，美日軍事同盟依然具有崛起中的中國無法“匹敵”的權力優勢。美日兩國的經濟規模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40%，軍費總額占據世界軍費開支的57%。[27]中國的軍費開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每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但2005年，中國軍費支出占中國GDP總額隻有1.55%，而美國是3.9%。[28]雖然中國的軍費開支增長較快，從1995年占國民生產總額的1.08%，上升到了2005年的1.55%，10年中軍費開支擴大了300%。但如果算上中國在這十年中年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軍費開支發展是自律的和合理的。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不用說和美國存在著巨大差距，即便常規軍事力量和日本相比，也存在著軍事裝備的技術水平、訓練水平和軍事打擊能力上的差距。在常規軍事力量上，即使日本也對中國保持著明顯的優勢。[29]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強大的軍事、外交、經濟和科技強勢麵前，且不說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建立“和諧世界”的國際戰略，即便中國崛起想要“嚐試”非和平方式，也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性。美國的戰略家心中很清楚，今天中國的“大國崛起”在當前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係中，並不存在“非和平”道路。中國想要通過大力發展軍備和組建與西方對抗的同盟體係來贏得大國利益，利用曆史上曾經經常出現的大國崛起的方法，隻會徹底“斷送”中國崛起的勢頭。
“中國崛起”對今天東亞區域內的其他大國來說，其結果隻能有兩種：一種是“共贏性”（positive sum）的，另一種隻是“零和性”（zero-sum）的。[30]在西方大國看來，中國崛起增加了給西方“製造問題”的能力，但“中國崛起”給西方帶來的衝擊是可以“管理的”，而不是對現有西方秩序的“顛覆”。抓住中國崛起能夠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是目前西方大國應對中國崛起普遍思考的話題。“大國化”的中國必然要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展開全球外交。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自身利益的擴展過程，也是中國需要參與國際規則製定和發展的過程，是中國按照自己的原則塑造對外關係的過程。[31]例如，中國按照不幹涉內政原則發展同非洲國家的關係，但卻被指責為中非經貿關係無助於非洲民主的發展或者中國正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中國在2006年12月和伊朗簽署了160億美元的天然氣采購合同，反對對伊朗采取強硬的製裁措施，同樣被指責為對於解決伊朗核問題沒有幫助。顯然，“中國崛起”與“中國問題”之間存在著難以避免的兩難處境。在西方人眼中，“中國崛起”永遠會帶來“中國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正在多樣化和深刻化。西方媒體和觀察家對中國的指責既有人權和自由問題的，也有所謂中國的“交往夥伴”問題的；既有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的，也有中國在非洲、拉美、中亞以及中東經濟和資源外交的；既有中國經貿與金融體製是否足夠“自由化”問題的，也有中國在支持和庇護第三世界“獨裁國家”的，因為中國和西方眼中“壓迫性的政府”——蘇丹、津巴布韋、緬甸等國家都有良好的國家關係。在西方國家心目中的這些問題，共同構成了它們眼中的“中國困境”（China Dilemma）。[32]
然而，“中國崛起”對世界來說將永遠帶來“中國機遇”。這些“機遇”是明顯的：中國的市場，中國對全球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程度的帶動，中國參與國際危機管理的能力，中國對世界維和行動的貢獻，中國對大國關係穩定的作用，以及中國在國際秩序發展進程中的貢獻。從戰略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崛起是世界戰略穩定局勢的重要力量。2007年1月11日，針對中國的導彈打衛星事件，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這一行為群起攻擊時，英國《衛報》（Guardian）的網絡討論卻幾乎是“一邊倒”地為中國叫好，認為中國的導彈打衛星行動是對美國霸權的一種“製衡”，是美國拒絕談判簽署外太空非軍事化的結果。
“中國崛起”與“中國問題”之間的聯係與互動在東亞表現得更為深刻。觀察家們認為，東亞的變化即使不是由中國“主導”的，也基本上是由中國來“推動”的。[33]從1991年冷戰結束到今天，東亞經曆了兩波重要的變化：一是冷戰後美國政策調整所主導的東亞變化。這一進程突出表現在美國根據自身在後冷戰時代東亞的戰略利益，建立起了繼續維持前沿駐軍、強化美日、美韓以及美國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軍事同盟關係、並同時奉行“擴展”與“接觸”戰略。這一波的東亞變遷進程，形成了地區安全新的均勢狀態，啟動了多邊經濟合作進程，並成功地促使傳統地區安全熱點問題“維持現狀”。二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由中國的變化所推動的東亞變化。其明顯的標誌除了中國自身的政策、戰略和行為走向之外，就是1999年的東亞“10＋3”首腦會晤，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中國作用的突起與發展。其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一東盟“10＋1”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中國斡旋朝鮮核危機、中國在涉台政策上的調整與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共同利益的擴大。而這一波“中國變化”所推動的東亞變革正在不斷產生新的“漣漪式”的效應，從直接的後果來說，促成了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東盟等地區主要角色之間關係的重點變化，而從間接的後果來說，則產生了美國與地區內傳統盟國及友邦關係的轉型。21世紀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在“樞紐一輪轂構想”的主導下，經曆了一波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的新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已經沒有爭議地從歐洲轉到亞洲，特別是轉到了亞太地區，對於中國軍事力量發展和中國軍隊的意圖、戰略和能力的懷疑、猜忌與不信任，在很長時間內是難以消除的。2006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所列舉的美國受到威脅的4種軍事攻擊中，有三種和中國有直接的聯係。[34]不管中國做什麼，將中國視為美國今後最重要的戰略對手的既定方針不會改變。
20世紀90年代如果說存在戰略領域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論點的基本依據是中國的政治製度、不確定的軍事發展動向以及未來可能使用武力謀求利益的方式，[35]那麼，今天的“中國研究”在安全與戰略領域的顯著變化，是國際學術界如何能夠跟上中國政策快速調整的步伐，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元素”已經不可阻擋的情況下分析與了解中國的未來。一方麵，中國日益增強的生產能力對全球市場的依賴以及所需原材料的巨大進口需求，都在推動中國發展更為活躍的國際經濟政策和全球政策，“發展”的勢頭甚至大大超越了大多數人的預計。例如，中國目前的“走出去戰略”（Go-out Strategy），使得國際社會不得不去“緊跟”中國政策變化的步伐，並做出相應的理論性的預測。另一方麵，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崛起”的和平與合作主題也在不斷地改變中國與大國關係的基本內涵。90年代美國對“中國威脅論”辯論的主要內容是華盛頓是否應該實行“遏止”（containment）中國的政策；今天，美國已經形成的共識是，美國無法“遏止”或者“控製”中國，但美國可以充分地去“影響”中國——“影響中國發展的方式和影響中國適應全球係統的方式”。[36]
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懷疑論”甚至“敵意論”，在西方的中國研究中依然隨處可見，有人甚至相信中國追求“霸權政策”是中國人的“本能”，是出於中國所謂“共產主義”政權的性質[37]，但中國研究的基調已經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與中國進行防務合作與交流不再簡單地被指責為是對中國采取“綏靖政策”（appeasement），而是更多地被理解為是積極地影響中國未來的重要舉措。共和黨右翼曾強烈指責克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接觸”戰略使得美國生存在了一個變得“更不安全”的世界，因而反對向中國在安全領域作出妥協。甚至認為，這種妥協是因為克林頓政府被中國在金錢上“收買”了。[38]布什政府上台以來的美中關係保持了穩定和發展的勢頭。2005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發表演講，稱美國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雖然美國官員強調“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代表“未來”，是美國對中國的希望，但至少佐利克的講話反映了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與地位變化而尋求重新定義中國的努力，也是布什政府希望在美國國內政治中重建有關中國政策的國內共識。佐利克在演講中傳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聲音，那就是“中國的利益不應該狹隘地來定義，而是應該在和美國一起努力建立未來國際係統的過程中最好地得到維護和實現”。[39]
中國在東亞的戰略選擇麵對很大的現實壓力和戰略困境。一方麵，崛起的大國在國際關係中永遠是政策與戰略關注的焦點，也是各國防範、猜忌，甚至遏止的對象。這一點來自於現實主義的外交戰略理念、國際關係的理論總結以及權力政治的曆史經驗。另一方麵，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國在不斷國際化的同時積極爭取國際影響，擴大自身在全球市場中的利益空間，並采取“走出去”的戰略，是現實的、不可回避的利益選擇的結果。中國的戰略目標已經難以逆轉地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爭取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擴大到了“爭取合作、善意的國際市場”和“爭取穩定、安全的資源來源”。[40]但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國際安全中的“後來者”。麵對美國在全球與東亞的霸權地位，中國究竟采取什麼樣的戰略選擇，是一個事關中國未來的核心問題。對於處於權力絕對優勢地位的美國，中國的戰略性選擇從理論上來說，無非是“製衡”與“搭便車”這兩種選擇。前者是指發展自身的實力與組建新的同盟關係，即沃爾茲所說的“內部製衡”（internal balancing）與“外部製衡”（external balancing）這兩種形式的製衡戰略。[41]這樣做可能能夠比較好地發展以軍事和政治標準衡量的中國能力建設，但風險巨大而且代價高昂，特別是有可能引發中美軍備競賽甚至戰略對抗的危險。
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說，一個後起的崛起中大國在國際關係的險惡環境中必須規避的災難之一，就是處於絕對權力優勢的國家對崛起國家“先發製人”的戰爭打擊。現有國際體係的主導性大國為了避免崛起中的大國取代自己的體係地位，避免日後受到羽翼豐滿的崛起中的大國更大的威脅，有時有可能借助挑起事端的方式“先下手為強”，通過軍事打擊來拔除後起大國軍事上的挑戰和威脅能力。[42]而後者是指“綏靖和默認”政策，在跟從美國的同時尋求做一個美國“霸權和平”環境下以盡可能小的代價來獲得有限的利益滿足。這樣做雖然成本較低，但中國作為大國的國家意誌將受到難以避免的壓製甚至扭曲。對中國所采取的對美戰略目前比較客觀的評價是“處於這兩種基本的戰略選擇的中間”。[43]這是除了中國之外即便是俄羅斯等國也普遍采取的應對戰略。總之，中國的努力改變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國際地位，但國際環境對中國的挑戰性隨著中國的崛起不是降低，而是進一步增強了。
東亞安全：“問題變化”進程中的“美國因素”
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地區角色與作用是第二位的東亞正在出現變化或者可能變化的“問題領域”。美國在冷戰後東亞的戰略選擇不是英國式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而是一種典型的維持前沿駐軍、同盟體係，以及承諾安全義務為代表的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這一戰略無疑是東亞目前地區安全的結構性因素，目的是讓美國能夠依靠其同盟與友邦的協助，在區域安全體係中主導與保證以美國實力及幹預政策為基礎的“霸權穩定”。1996年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派遣兩艘航母特遣編隊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霸權穩定”被普遍認為是後冷戰時代東亞安全的必要條件，原因是如果美國撤軍或者放棄在東亞的同盟關係，拒絕為區域安全承擔義務，東亞將陷入新的軍備競賽和角逐產生新的區域霸權的爭奪之中。
然而，美國主導下的“霸權穩定”是否是東亞安全的充分條件，目前仍存在著很大爭議。美國的區域軍事霸權並不能解決台灣海峽地區的分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在亞太駐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愈加猖獗；朝鮮自1998年“大浦洞”導彈試驗之後，2002年10月再度爆發核危機，2006年7月再度試射“大浦洞2”導彈和2006年10月進行核試驗。強調反美的安全需求，一直是平壤謀求核武器的重。要理由。目前，台獨勢力是否能放棄危害兩岸和平的台獨主張，尚不清楚；朝鮮是否能夠在六方會談的框架內“棄核”，也無法完全確定。如果朝鮮最終不棄核而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有核武器國家，這對東亞安全局勢究竟有什麼影響？目前還不能完全確定。美國的地區介入及地區影響力有利於東亞穩定，但美國究竟以什麼方式在促進和維護地區穩定，卻是另外一個問題。包括中國在內，沒有一個東亞國家願意看到美國“退出亞洲”，美國在東亞軍事、經濟與戰略存在的積極因素是不言而喻的。但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外交與防務政策的“主動性”大大提高、朝核危機的長期化以及台獨勢頭的延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和作用正處於新的轉型過程中。美國的能力沒有下降，東亞區域內的權力再分配也沒有出現不利於美國的逆轉，但美國的影響力下降似乎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這個過程並不意味著美國的作用必然削弱，而是從目前局勢來看，美國的地區霸權與地區事務的主導性作用之間的差距卻在擴大。
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東亞戰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繼續保持美國在東亞的前沿駐軍、軍事同盟戰略，在戰略上通過遏製所謂的“中國威脅”來降低東亞地區陷入歐洲式的軍事同盟重組和集團對抗的曆史，保持美國的地區軍事義務的同時，通過“接觸”和“擴大”這兩個政策手段讓美國既不失去利用中國市場、引導中國變成一個美國所希望國家的機會，又能讓美國掌握主動擴大地區內的戰略與軍事合作關係與影響力。[44]它的中心目標是一種基於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東亞未來，以及擔心這種未來將極大地損害美國利益而作出的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戰略調整。約瑟夫·奈本人後來曾非常坦率地解釋該戰略製定時美國有五種政策選擇：一是從東亞撤軍和追求“大西洋第一主義”；二是扶持和建立東亞地區自己的同盟係統以便相互製衡；三是建立區域安全製度，仿效歐洲模式實現東亞版的集體安全模式；四是建立新的、擴大的同盟體係，像以前對待蘇聯那樣“遏製”中國；五是將美日同盟變成真正意義上的、雙方有密切合作和平衡的軍事支持義務的軍事同盟；與此同時，保持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45]目前的美國東亞戰略是克林頓政府采納了第五種選擇的結果。其目的就是在戰略上“牽製”和“看管”中國的同時在經濟上互利、在政治上改造中國。
然而，從1854年美國艦隊首航東亞，並開始與中國和日本建立商貿往來的根本目標，是讓美國從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東亞獲得經濟與戰略利益，是為了讓美國能夠充分開發與利用東亞的市場發展強大的自由經濟聯係。正是因為中國的崛起以及今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使得美國前所未有地實現了自己160多年前來到東亞的基本目標。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美國的地區安全的最大目標是防範一個“和美國具有同等競爭力”的敵對大國的崛起，但今天的中國並非是對美國擁有敵意的大國，中國的崛起是否能形成和美國擁有同等競爭力還是一個遙遠的話題。盡管從GDP或者從PPP標準上來看，到21世紀中葉中國可望在國家實力上接近美國，但從另外一個權力評估與測量標準來看，例如從“人力資源”和科技能力，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實力接近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為此，有的學者尖銳地提出，中美之間在過去20年，甚至未來30年內都不會出現實質性的“權力轉移”。[46]
從戰略層麵上來看，美國在東亞受到的挑戰雖然有中國崛起的一麵，但本質的問題卻是美國究竟願意保持絕對的“美國霸權”，還是在和中國及其他區域角色合作基礎上實行對區域安全的共同治理的問題。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就一直是當代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權力現象。冷戰的結束和兩極體係的崩潰，讓美國“霸權”與其他國家相比的能力差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國的強大表現為它在綜合的實力指標上遠遠領先於美國之後的任何其他國家，世界其他大國與美國的力量差距甚至超過了羅馬帝國。[47]但對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上的“強權”始終存在著眾多的爭論。換句話來說，美國是大大領先於其他國家的優勢大國（preeminent power），那麼，怎麼來描述和定義美國的“優勢權力”卻是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理論與政策研究文獻中，常見到的描述美國權力性質的概念有“霸權”（hegemony）、“國際主導”（primacy）、“單極”（unipolarity）以及伊拉克戰爭後的“帝國”（empire）或者“帝國性”（imperialist）。美國的權力優勢又常常被認為包括了這些相關的概念。[48]傑維斯教授在評價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內的外交與軍事政策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種“集美國霸權、優勢地位與帝國政策為一體的綜合戰略”。[49]
“極”（pole）的概念在國際關係中指的是國際係統中相對而言的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50]冷戰時期，美國和前蘇聯組成了國際體係的兩極權力結構，因為這兩個國家不僅是兩個超級大國，而且，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資源上大大領先於其他國家，因而構成了國際關係中兩個“極”。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單極體係並非僅僅在於美國領先於其他大國的超級實力，更在於國際係統中其他大國並沒有在迄今為止的後冷戰時代發展出針對美國的軍事同盟的重組，國際係統中的軍事同盟體係的主體還是美國為核心的全球軍事同盟體係。“缺乏受到實質性的製衡與挑戰”，成為了定義美國主導下的單極體係的基本定義。[51]從這個標準來看，今天的國際體係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主導下的“單極”體係。
雖然大多數學者將“單極”和“霸權”聯合起來，稱美國為“單極霸權”（unipolar hegemony）或者“霸權性單極”（hegemonic unipolarity），但也有的學者並不同意美國是這樣的國家，而將美國稱為“非霸權性的單極”（non-hegemonic unipolarity）。[52]霸權的定義和“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霸權”同樣是指在國際係統中的能力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但“霸權”與“極”的差異是，前者更強調在國際關係中的實質性影響力，而不是與其他國家單純的權力差距。能夠在國際係統中成為“單極”的國家並不必然就是“霸權”國家，也並不必然隻有在“單極結構”中找到“霸權”國家。[53]冷戰時期的兩極體係中的美蘇兩國在各自的陣營中都是“霸權”國家，而1945年之前的世界多極係統中，英國常常也是一個具有霸權性質的強權國家。“霸權國家”可以在國際係統中定義為有意誌對其他國家施行與其能力相稱的影響力的國家。[54]或者說，隻有憑借自己超強的實力、並能因此而追求自己超強的影響力的國家，才是“霸權國家”。為此，有的學者認為美國並不是全球意義上的“全球霸權”，因為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袖地位遭到來自世界主要大國中的俄羅斯與中國的抵製；[55]同時，即便對一係列的中小國家，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伊朗、朝鮮、2003年之前的利比亞、古巴、查韋斯領導的委內瑞拉以及古巴等國，也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挑戰美國。
2001年1月上台的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內推行新保守主義的外交與戰略理念，奉行強硬的、以軍事打擊和進行政權更替為代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在環境保護、太空非武器化以及發動伊拉克戰爭等一係列問題上實行赤裸裸的單邊主義政策。美國的國際行為和戰略主張讓許多學者批評為正在發生“帝國化”的轉型，認為美國正在試圖推行一種“帝國”政策。有關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戰略是否在讓美國走向“帝國”的分析與抨擊一時非常“熱門”。[56]
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有關對強國的“帝國”討論，已經不再是指曆史上曾經出現的那種專製、獨裁與軍事侵略和擴張為統治法則的“帝國”，而是指政策與戰略的傾向與特征。能夠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成為“帝國”或者“帝國性”國家，不僅僅是其單極霸權地位所具有的實力優勢，而且是指一種從“霸權”地位出發更具有擴張性的霸權政策。用埃肯伯利（G。 John Ikenberry）的定義來說，是指美國在已有的實力與影響力之外，追求以單邊行動和強製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和目標。[57]用維爾肯森（David Wilkenson）的定義來說，美國不僅憑借自己的超強實力和影響力。，而且還有意願更多地依靠個體的行動、而不是與其他國家的協調和共同行動，來達到改變國際關係現狀的目的。[58]與此同時，考察是“霸權”政策還是“帝國性”政策的另外一個指標，是美國是否能夠接受其他國家對美國超強地位的合理批評、製約與挑戰。傑維斯教授指出，“霸權”政策同樣不願意或者不接受其他國家對霸權國家優勢地位的競爭與挑戰；但“帝國性”的政策是指“一個強權不斷擴張自己的能力和影響，並常常通過征服與幹預來阻止其他國家對該國在國際係統中的地位與影響的挑戰”。[59]顯然，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戰爭政策顯然已經具備了“帝國性”政策的形態。這種“帝國性”政策的結果恰恰相反，用中國人的話來說，美國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由於陷入伊拉克重建的泥潭，再加上大西洋兩岸在伊拉克戰爭爭議中所出現的“漂移”，以及在世界輿論中麵臨的孤立狀態，布什政府不得不從第二任期開始重新檢討美國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義者也相繼離開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團隊。第二任期內的布什政府開始修補。與其盟友的關係，重新關注其外交政策的國際影響，而不是一味地依仗美國的超強實力與美國價值“折騰”世界。
同樣，在東亞地區安全中的美國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美國自身的政策轉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也是塑造東亞地區安全未來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國在東亞地區安全議題上隻是一味地根據自己的權力優勢，不是通過鼓勵與說服，而是通過強製與幹預的方法來推行美國的戰略利益，這就是一種近乎“帝國性”的政策。然而，帝國性的政策從來都是不能成功的，即便“單純強製性的政策手段”也無法真正地達到目的。[60]國際關係無論是理論還是曆史，都證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硬道理”。美國在東亞安全中如果追求“帝國式”的政策，隻能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安全戰略上采取抵製和對抗美國的政策。因此，美國學者相信，類似伊拉克戰爭這樣的“帝國性”的政策隻能激起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對美國采取至少“軟製衡”（soft balancing）在內的製衡措施。在伊拉克戰爭上，美國大部分的北約盟國拒絕向伊拉克派兵，以及拒絕在聯合國同意就對伊拉克動武配合美國的要求，這樣的“不合作”政策就是一種對美國的“軟製衡”行動。“帝國性”的政策說到底將削弱美國本來可以得到的來自其他國家的支持和合作，讓美國在國際行動中變得更加孤立。因為其他國家相信當美國頑固地堅持單邊主義的安全政策，是因為美國並不那麼需要或者看重它們的合作；這時保持和美國的合作反而將轉移它們想要爭取實現的國家利益。[61]“帝國性”的霸權政策在國際關係中是最不穩定的。
如果美國在東亞采取“霸權”政策，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領域中的“公共物品”，那麼，這樣的政策能夠讓東亞真正贏得安全嗎？對這一問題客觀上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美國“霸權”的核心理論是美國是一種“良性霸權”（benign hegemony）或者是一種“仁慈霸權”（benevolent hegemony） 。[62]這些理論認為，由於美國的民主製度以及自由價值觀，美國總是不斷地為推動世界各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而努力。這種深深根植於美國人民自由信仰的外交傳統總是讓美國能夠不斷地去促進和發展世界各地的自由與和平利益。但是，這樣的觀點同樣是站不住腳的。美國的民主製度確實有國內政治中的三權分離、獨立的輿論，以及廣泛的民主參與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牽製作用，但這並不等於美國霸權的性質就是“良性的”、“慈善的”，或者是“柔性的”。國際關係中任何權力的本質都是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並為權力的自私動機所驅動。正如米爾斯海默教授所指出的，在國際關係中，有關權力根本就沒有“良性的”這樣的修飾詞。美國在國際係統中受到的製衡越少，美國霸權政策的“猙獰麵目”就會暴露得越多，美國就越難以抵禦自己超強的實力地位的誘惑，而越容易在國際關係中推行幹預性和強製性的霸權政策。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和先發製人戰略，說到底是美國今天在國際係統中超強的單極霸權缺乏實質性製衡的結果。伊拉克戰爭已經充分證明，一個缺乏製衡的單極霸權距離讓國際社會都認為無法忍受的“帝國性”政策隻有一步之遙。
但是，美國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霸權維護政策。這種霸權維護政策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讓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掌握主動，充分擁有影響其他國家政策選擇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從保持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利益來說，保持霸權地位和影響力是美國可以有效影響世界秩序與安全進程的強有力的手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兩種理論支持美國的霸權戰略。一種是新自由製度主義的“製度霸權論”，另外一種，當然是新現實主義的“霸權和平論”。
“製度霸權論”認為，美國保持和發展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單極霸權地位和實力，有利於美國在國際係統中主導國際製度、國際規範和國際規製，因而可以利用這些製度與規範因素去影響和製約其他國家，更有利於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作用。“製度霸權論”的本質並不是要求美國盡可能地使用和炫耀自己的單極實力，而是通過主導國際製度來達到自己的戰略與政策目標。這就是所謂的美國應該成為一個“自由霸權”。埃肯伯利教授就明確提出：“美國越傾向於自由霸權，其他國家就越能感覺到利益的誘惑來對美國采取合作性的行為；美國越傾向於帝國性的霸權，其他國家就越覺得有必要抵製美國或者從美國的身邊走開。”[63]這種“製度霸權”是美國可以爭取到更多的盟友和支持者對於潛在挑戰者或者麻煩製造者的方法，即便“製度霸權”對挑戰者缺乏吸引力；“製度霸權論”者則認為，美國可以利用自己的霸權實力和地位，更加容易地威懾、打敗或者綏靖挑戰者，避免難以忍受的軍事衝突或者戰爭。
“製度霸權論”者還認為，霸權所產生的國際影響有利於創建和發展在各個“問題領域”內的國際製度，這些製度將使得美國的盟友和友邦獲益。因為美國之下的大國或者中小國家，都樂意接受多邊主義與國際製度作為最好的利益載體，他們並不具備可以單方麵利用實力原則保障和追求利益的實力。支撐這些國際製度的美國霸權實力越強，國際秩序就越穩定，美國的同盟國和夥伴就越能從對國際製度采取“搭便車”的行動中得到好處。因為創建和維護這些國際製度，都不需要這些國家花費巨大的外交和政治代價。美國的盟友與合作夥伴一旦能夠充分地在國際製度中受益，就會降低它們反對美國霸權的能力和意誌，這將進一步有助於美國霸權的維持。[64]
另外一種，當然是新現實主義範式基礎上的“霸權和平論”。由於國際關係中的動蕩和衝突，往往來自於權力的再分配，來自於能力擴張之後對於秩序和現狀的不滿，來自於能力上升之後新的利益需要與強化了的意誌表達的決心，因此，有相當一部分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際係統中的權力分配越集中，國際安全越容易得到維護。[65] 20世紀90年代以來，“霸權和平論”有了新的發展，有關美國單極霸權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理論越來越同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戰略與利益需求有緊密的聯係。
按照沃爾茲的理論，國家在國際關係中麵對“強者”時，一般有兩種基本的反應，要麼“製衡”以抵禦強者所施加的威脅，要麼“搭便車”接受強者的保護以獲得安全。[66]由於強國從戰略傾向上來說都不願意“搭便車”，因此“製衡”更容易出現。接受沃爾茲理論的新現實主義者竭力主張單極霸權是無法長久化的，因為大國對製衡“強者”的需要會有助於大國的崛起，有助於產生和擴大新的國家聯合以決心牽製霸權國家。[67]
但有相當數量的學者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有人認為，如果擁有單極權力優勢，但不尋求對國際事務的霸權控製，反而將產生軍事衝突和戰爭，因為“單純的權力優勢的事實隻能保證一個競爭性大國的迅速崛起……均勢理論意味著繼續保持單極的努力隻能注定是不確定的，很可能是消極的”。[68]因此，想要占領單極的優勢地位，必須同時保持單極的霸權影響，甚至是單極的霸權控製。單極體係中的霸權能力和影響力，被認為是保持和平的關鍵。因為這樣的霸權地位意味著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有潛力成為挑戰者之間保持實力的巨大差距。當挑戰者認為這種差距幾乎是無法逾越和盡快縮小的時候，它們將可能最終選擇放棄挑戰單極霸權國家。霸權維護就直接等同於巨大的權力差距，就等同於讓挑戰者避免受到“挑戰”所帶來的誘惑。[69]國際係統中的和平與穩定就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
從美國現有的霸權理論來說，美國究竟想要什麼樣的“權力現象”的結論是明顯的：追求和保持美國霸權性的單極強權最大限度地符合美國的利益，符合美國主導下的、美國期待中的國際關係的穩定與和平。美國自90年代以來的東亞安全戰略也正是依照這樣的理論演繹和論證來製定和實施的。未來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總體基調、戰略構成和戰略態勢都將在繼續保持和維護美國的東亞“霸權優勢”，而不是簡單的“實力優勢”基礎上的演變和發展。
雖然美國國內有人批評布什政府過多地陷入伊拉克戰爭和伊拉克重建，因而忽視了對所謂“中國崛起”的關注，或者說中東問題“轉移”了美國本來應該對“中國威脅”的重視，但這樣的批評隻是“政治性語言”，而不是“客觀性語言”。自2003年5月伊拉克戰爭告一段落之後，五角大樓迅速地進行了亞太戰略的調整。調整的重點不是其東亞安全的戰略原則，而是增強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使得美日同盟的協同作戰能力、依靠美國在東亞軍事基地而可能進行的軍事反應與幹預能力都有了新的增強和發展。2006年美國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DR），以及《中國軍事力量報告》，第一次直言不諱地將中國稱為美國“最大的潛在挑戰者”，從而將以往還把俄羅斯與中國並列為“潛在的戰略性挑戰者”縮小為中國就是美國最大的“潛在戰略挑戰者”。[70]這一係列事件說明，美國並沒有因為反恐而忽視對所謂“中國威脅”的重視與關注。美國的東亞戰略既是麵對後冷戰時代東亞區域安全特征、從美國利益至上原則出發所指定的戰略，也代表了蘇聯崩潰後西方學術界對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走向進行診斷和爭論的結果，也由此而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地區安全討論的重要主題是美國在東亞所主導的霸權秩序，以及中國的崛起究竟將如何共存的戰略性難題。從美國的立場來說，維護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穩定與有效性是地區安全最重要的指標之一。[71]
問題是，麵對一個崛起的中國，美國在東亞究竟是追求“霸權影響”，還是“霸權控製”？這兩個概念的區別是，“霸權影響”是美國強調自己的主導地位的同時願意通過國際製度、多邊和雙邊的協商來反映和解決自己的關注；而“霸權控製”是美國更多地依據自己的實力和雙邊的行動來強製推行自己的國家意誌和利益要求，甚至不惜以直接訴諸武力的方式排斥和否定一切對美國的挑戰行動。這兩個概念的差異不是采取外交行動還是軍事行動的差異。在這兩種政策選擇中，事實上都會結合外交談判、使用和威脅使用武力，以及預防性防禦等政策要素，它們的差異是美國究竟能顧及其政策的國際影響還是單純強調美國的霸權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前者的重點是通過運用多種手段追求美國的影響力，並在“施壓”的同時更多地考慮采用“引導”與“說服”的方式；而後者的重點則在於更多地采取強製外交和單邊行動的方式來達到美國的目的。雖然爭取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建設性的對美合作關係，是中國不可動搖的戰略決心[72]，但美國東亞戰略的基本態勢和政策選擇，毫無疑問是決定中國未來戰略思維的重要因素。
東亞安全：“問題變化”進程中的“日本因素”
以防務體製與防務力量發展為代表的日本“普通化國家”進程，是今天正在改變東亞地區秩序的又一重要力量。這是一個平行於中國崛起的東亞最重要的“問題變化”。[73]美日安保同盟在冷戰後經曆了重大的調整和發展，已不再單單是美日雙邊關係的基軸，而是成為了美國維持亞太地區戰略力量優勢與保障強製性幹預能力的主導性力量，更成為了美國在東亞維持霸權地位的主要幫手。自1997年9月《美日中期防衛指針》出台以來，過去10年美日軍事同盟的發展是如此迅速、全麵和深刻，這一同盟關係無論是在雙邊軍事義務的範圍、程度，還是該同盟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和性質，與冷戰時代相比，都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1996年的《日美聯合安保宣言》以及1995年完成的日美軍事同盟再定義，讓美日同盟完成了從冷戰時代到後冷戰時代的轉型。日美軍事同盟的功能和戰略目標也從冷戰時期的日本本土防禦轉向了同盟的區域安全“責任人”的戰略定位。[74]從表麵上看，美日軍事同盟升級拉動了日本防衛政策與防衛態勢的變化，但事實是日本自衛隊體製的全麵鬆動與日本防務戰略在冷戰後的巨大轉型促成了美日同盟的升級；日美軍事同盟的升級又進一步推動了日本防衛體製向“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海外軍事行動能力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圍繞著台灣問題、中日之間的釣魚島領土紛爭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就從來沒有平息過。日美軍事同盟已經完成了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擴張向冷戰後防範和製約中國軍事力量崛起的過渡，形成了日美同盟為一方、中國為另一方的亞太戰略均勢格局。但無論是從軍事力量的技術先進程度、軍費的投入以及綜合海外作戰能力等各方麵來說，美日軍事同盟都對中國占有絕對的優勢。因此，現有的東亞戰略均勢格局是以美日軍事力量的優勢為基礎、以美日軍事同盟為手段、以美國的安全義務為主導的非對稱性戰略均勢，其基本態勢是美日軍事同盟占據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霸主”地位，其目的不僅是防範中國有可能出現的消極軍事動向，也是為了維持以保持現狀為導向的地區安全結構。日本在這樣的均勢重建過程中，完全依賴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應對日本麵臨的新的安全需求，以及在心理上、法律上、政府責任上和軍事力量動員和使用的程序上進行結構性的改變。適應日美同盟和日本新的戰略目標的需要，是美日同盟在東亞推行霸權穩定秩序的基礎。[75]
然而，東亞的戰略均勢同時也是一種合作性的均勢，而並非集團對抗性的均勢。中美和中日之間都存在著廣泛的政治、經貿、社會和文化聯係。這些雙邊關係的穩定和發展，不僅符合各自的利益，也是東亞區域穩定與繁榮的基礎。受這一合作性均勢的作用，美日軍事同盟的“中國指向”，並沒有發展為直接的美日與中國之間的戰略性衝突。盡管1995年美國前國務卿克裏斯托弗明確表示美國將對中日釣魚島紛爭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堅定地”對日本履行軍事義務，但中、日、美在釣魚島和爭議性的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上並沒有出現軍事對峙。從目前各自的政策趨勢來看，即使從最壞的角度來說，美日與中國的戰略性對抗是潛在的、長期化的，而不是即時的。美日軍事同盟增強的直接作用，是為了發揮“威懾”和“防範”的效應，以便繼續維持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地區的秩序現狀，並進一步強化以美日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優勢與實力優勢。日本對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國願意維持現狀、同時加強合作性戰略均勢所決定的。但是，目前建立在美日實力優勢基礎上的東亞非對稱性勢力均衡是脆弱的。這一均勢的穩定性取決於美日與中國之間軍事與戰略力量的巨大差距，以及日本願意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與發揮日本自身的戰略角色。如果這樣的差距被日美認為“不可忍受”地縮小，以及日本尋求在日美同盟之外的戰略定位，那麼，這樣的均勢不僅不能維持一個合理的地區秩序，甚至將激化東亞大國的戰略競爭與衝突。正如埃肯伯利教授所指出的，由於日本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美日同盟今天最大的弊端是已經越來越難以在“包容”中國的崛起與日本的“大國化”進程之間保持平衡。[76]
不可否認，日美同盟對於穩定日本的軍事力量發展態勢、保持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構下發揮日本的安全角色具有重要作用。從中短期來看，美日同盟這種既在戰略上“防範中國”、又在政策上“看管日本”的雙重角色不會消失。日本認為，為了防範中國的崛起和為了抵消中國未來巨大的戰略影響，必須緊密維持美日安保同盟關係。這一關係不僅可以讓日本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獲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也可以繼續維持日本在軍費方麵的低投入，以保障日本經濟的競爭力與和平主義的防衛原則。但經曆了過去10年的發展，日美同盟已經取代原來單純依靠美國在亞太前沿駐軍和承擔安全義務，正在成為日美兩國心目中同盟基礎上東亞安全嶄新的“和平結構”。換句話來說，今天東亞秩序中的美國霸權在軍事與戰略規劃中的核心元素，已經從10年前同盟體係的更新、但還是以美國單方麵的軍事能力和軍事幹預為主，演變成為“美日特殊關係”基礎上的“美、日共管”。這一新態勢的出現，是過去10年來東亞安全最大的“革新因素”之一。按照美國重量級戰略專家的估計，這一“美、日共管”東亞安全的態勢將至少維持到2020年。[77]
從短期來看，日本軍事力量的“大國化”進程不會突破現行日美安保體製中兩國的分工與協作關係，美日之間的“主”、“次”區分不會輕易改變。從1990年以來，日本的實際軍費開支早就突破了占國民生產總額1%的“三木原則”，但浮動的幅度並不劇烈。日本的軍費開支還將在1.1%的水平上徘徊。從軍事力量的結構來看，雖然近10年來日本的海上和空中自衛隊的攻擊和戰鬥力量在不斷發展，但總體並沒有超越本土防禦性質的軍事力量結構。美日導彈防禦係統的聯合研製，日本軍用偵察衛星係統的大幅度發展，日本加緊研製中遠程空一地打擊武器，為了配合對美國采取幹預性軍事行動時日本後勤支援能力的發展，而研製與部署的“大隈級”運載艦項目，等等，這一係列新的軍事力量發展項目，都還沒有超越美日軍事同盟中“日本支援義務”的定位，遠程力量投送能力建設還處在“技術規劃”而不是實質性“部署階段”。可是，美日軍隊已經在過去10年中完成了從聯合指揮、通訊、軍事行動原則到裝備力量配備的“一體化”進程。日本所發展的導彈防禦係統、日本本土部署X波段雷達、2007年“喬治·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部署日本以及日本日前已經公開承認的駐日美軍核潛艇裝備有核導彈的事實，都已經充分證明了日本未來在美國亞太作戰構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不可替代。日本在“有事法製”基礎上通過的一些新的法案，都是朝著美日協調台灣問題立場的方向發展。日本對美國所能提供的軍事行動合作與支持，已遠遠超越了美國在東亞最大的軍事同盟國的角色，而發展成了美國可動員與依賴的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78]美國從日本防務戰略轉型獲得的利益並不僅僅在於日本軍事力量融入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最重要的是，美國現在已。經不用顧及美日軍事同盟未來在東亞發揮軍事幹預作用時同盟國內部的“政治因素”。換句話來說，日本在防衛戰略上向美國的實質性傾斜讓美國不需要再擔心使用駐日軍事基地時所受到的來自日本政治上的反對。這是在外交、戰略和軍事力量的部署及使用等一係列問題上，日本構成美國在亞太軍事力量配置結構中“樞紐”（hub）、而其他的同盟國隻是“輪轂”（spoke）的根本原因所在。
過去10年來，美日同盟的升級轉變了東亞安全秩序的基本態勢。在日本和美國“共管”東亞安全的新態勢下，日本在外交和戰略上放棄了在中美關係中有可能采取的獨立和自主立場，轉向了赤裸裸地“聯美製華”戰略。這在小泉時代表現得最為明顯。小泉執政的6年，日本不但完成了日美基地使用上的新條約談判，決定在“必要時”向美國開放所有的日本軍事基地和承擔必要的軍事義務，而且，美日同盟針對台灣海峽問題時的聯合軍事幹預政策已經昭然若揭。1999年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時曾模糊“周邊”不是地理概念、而隻是“事態”概念，日本對美國采取軍事幹涉行動時是否配合要依據具體的事態性質而定，這多少還表現了日本在中、美戰略關係中想要保持一定“獨立性”的願望，但目前這一政策已經被廢棄。2005年2月美日外交與防務“2＋2“磋商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將確保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關注”。日本在東亞政治中的“棄中迎美”是過去10年來東亞政治中最突出的戰略事件之一。小泉政府不顧中國和韓國的嚴正關切，6次參拜靖國神社，就是日本這一戰略與政治轉向的結果，而決非小泉首相個人所辯白的那樣，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他心中的和平願望或者悼念先人是為了不忘記侵略曆史。
美日同盟的升級、日本自衛隊體製的崩潰和日本朝野下決心從國家力量建設到心理建設兩個層麵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必然繼續引領日本走向新的“大國化”進程。目前，在東亞，中國的“大國崛起”與日本的“政治崛起”同時發生，中日兩國是否會進入悲劇性的“大國對抗”（great power rivalry）是東亞安全目前所麵臨的巨大考驗。
中美日的戰略協調與合作，是東亞安全的戰略基軸。美日同盟的升級固然增大了對中國在台灣問題等核心國家利益上顯示“國家意誌”的威脅，從長遠來說，也勢必構成對中國走向藍色海洋文明的戰略遏製，但隻要協調與合作，戰略層次上的任何競爭與衝突都是可以管理和控製的。這當然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戰略選擇，也取決於美日究竟準備以什麼樣的方式對中國作出戰略反應。但在中日關係處於長期緊張，以及日本始終奉行強硬的對華政策的前提下，從中、近期的角度來說，日本對中國構成的戰略挑戰，甚至要嚴重於美國對中國的挑戰。[79]
日本在戰略上接受美日共管東亞安全，以及在威脅認識上“一邊倒”的恐華、疑華和反華心態，必然決定日本對華采取不友好的強硬政策。過去10年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有了很大發展，日本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看法也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在1998年之前，日本比較擔心中美關係的惡化將使得日本難以作出政策選擇，但現在，日本不僅接受了美國在中國政策問題上的基本論調，而且對中國的消極看法甚至超越了美國。在曆史問題以及所謂擺脫“自虐”心態的主導下，日本朝野近年來整體上對華認識越來越消極，對“中國威脅論”的鼓噪和對中國未來“唱衰論”的宣傳越來越多。近年來訪問台灣地區的日本議員從人數上已經超過了訪問台灣地區的美國議員。出於對台灣“民主現實”的尊重、傳統的親台情結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日益增加的警惕感，日本政府雖然維持了“一個中國”政策，但政界對台灣的幕後支持在發展，對台灣民主的同情和支持在不斷蔓延。再加上日方頻頻宣傳的中國軍艦在釣魚島海域頻繁出現的報道，防衛白皮書對中國導彈威脅日本的直接說法，在大眾心態和政策取向這兩個層麵，日本都越來越傾向於支持美國對中國采取嚴厲的政策。布什政府上台伊始有關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不是“戰略夥伴”的說辭，曾在日本媒體與學術界獲得比較廣泛的認同。在涉及一些有爭議性的中國問題時，不少日本學者的看法甚至比美國人還要情緒化。日本《世界周報》2002年10月10日刊登富山泰的文章，題為《美國警惕中國軍事實力增強——解讀預測“利害衝突”的兩份報告書》，明顯讚同2002年7月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和五角大樓發表的兩份報告中有關中國未來的消極論調。以中西輝政和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右翼，則公開鼓吹要宣布中國為日本的“敵人”。
東亞安全中的“日本因素”正在成為地區安全局勢複雜化和大國關係中戰略競爭尖銳化的重要根源。日本在克林頓政府時代就中美政治關係的發展有可能“超越”日美政治關係的擔心已經結束。日本認為，布什政府的亞洲政策不僅明顯出現了“重日輕中”的變化，而且，中美關係的局限性將使得日本繼續穩固地保持在亞洲第一盟國的地位。日中兩國在爭取同美國維持友好關係的“競賽”中，日本不需要擔心來自中國的衝擊。美國對中國未來動向的關切與日本對中國的關切已經變得越來越沒有什麼區別。日本根本不需要在脫離美國的政策基調之外，去扮演協調美中關係的獨立角色。相反，日本勇於承擔責任，在台灣等問題上對中國“直言”，有助於美國在美中關係中發揮“防範”中國的作用。日本清晰而又堅定地表達在中國問題上的關注，日本獨立地在地區事務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有助於中美關係朝著符合日本利益和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為此，在中國政策上“向美國看齊”，甚至故意地“與美國拉開距離”以便提升日本的外交聲音和獨立意誌，已經成為日本當前中國政策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要求美國采取穩定與中國關係的政策，那麼，現在恰恰相反，是美國在要求日本對華政策中要考慮停止參拜靖國神社，與中國恢複高層政治接觸，需要在意和中國關係穩定等行動。近兩年來，日本討論和醞釀終止對中國的ODA援助，一個重要的理由是日本公開宣布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戰略競爭者”。東京還竭力反對歐盟取消對中國的軍售製裁，甚至要求世界銀行停止對中國的貸款。2006年10月新上台的安倍首相訪問中國，其幕後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對日本新政府施壓要求東京緩和與中國的關係。[80]
“911事件”後，中美兩國抓住反恐鬥爭進一步加強了兩國的合作，使得中美關係出現了新的穩定與建設性合作的發展趨勢。但日本在“911事件”後的對華政策基調，並沒有因為國際恐怖主義局勢嚴峻而突現的“非國家行為體”威脅上升有任何改變，相反地，加緊利用反恐時機加強日本防衛體製的鬆動，進一步強調日本的“國際貢獻”和加速日本的“大國化”進程。日本通過的《反恐特別法案》進一步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自衛隊體製限製，將日本對美國軍事行動所提供的後方支援的範圍從日本的“周邊地區”，擴大到了隻要美國軍事行動發生的地區。雖然這份法案有一定的時間限製，但該法案的通過客觀上進一步加強了日本在日美軍事同盟中所承擔的義務。其次，日美軍事同盟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鑒於日本在海外派兵以及武器使用問題上的國內法律限製越來越鬆動，美國也相應提高了給予日本的盟國地位，日美軍事合作的縱深在進一步擴展。2002年8月下旬，美國同意在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內部正式設立日本自衛隊的聯絡辦公室，進一步密切美日之間的軍事交流和接觸。美國在亞洲地區對日本基地和日本軍事同盟關係的依賴度在進一步上升。從事阿富汗戰爭的美國軍用物資幾乎一半是通過駐日軍事基地轉運的。參加阿富汗戰爭的軍事人員和進攻性戰機、軍艦的四分之一來自於駐日美軍。阿富汗戰爭前，日本曾為出港的美軍航母編隊提供護航任務。阿富汗戰爭期間，日本三次出動海上自衛隊，為印度洋區域內作戰的美軍提供後方支援。2002年美國國防部發表的《中國軍事力量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針對台灣的軍事力量發展，“威脅”到了日本在內的東亞鄰國。這與2001年日本防衛政策白皮書認定中國對日本構成“導彈威脅”的基調完全“一唱一和”。從2002年以來，曆次美國國防部發表的《中國軍事力量報告》和日本防衛白皮書都要重複中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建設構成了對日本及周邊國家“軍事威脅”的措辭。台灣媒體報道說，日本甚至正在考慮向台灣出售軍備[81]；進入2007年以來，有關日美兩國正在共同製定“協防台灣”的報道也絡繹不絕。[82]日本不斷發展的親台立場，隻能讓台灣的台獨勢力感到有恃無恐，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平就會不斷地受到複雜的國際局勢的挑戰和衝擊。2007年2月23日，台灣民進黨主席、2008年大選候選人尤錫堃在會見台灣社領導人時公開叫囂，要在10年內讓台灣變成“正常國家”。[83]
東亞安全“問題變化”進程中的“日本因素”取決於日本究竟如何製定和執行其安全戰略，並能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應對因“中國崛起”而讓日本感覺到的所謂“威脅”問題。在2005年中國對台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兩岸政黨對話已經啟動以及台獨勢力因為陳水扁家族內部貪汙腐敗問題而聲名狼藉之際，美日加強針對台灣局勢聯合軍事幹預的動向，隻能激起中國方麵的強烈戒心。美國著名的日本問題專家邁克·望月（Mike Mochizuki）坦率地指出：“在台灣海峽軍事衝突減弱的情況下，美日針對台海的聯合軍事幹預計劃隻會加大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84]如果日本政治精英刻意渲染和誇大所謂“中國威脅”，並總是以這種“威脅”來作為日本政治和社會動員的工具，以便盡快地實現“修憲”和“普通化國家”的目標，日本誇大“中國威脅”不僅是別有用心的，而且也是將本來應該正常與合作性的日中關係當成了日本國內政治的“人質”。這是今天日中關係中最危險的地方。2007年2月26日，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在名古屋表示，由於中國軍費的增長，他擔心日本未來會有成為“中國一個省”的危險。[85]這種危言聳聽的言論和背後陰暗的日本“中國觀”，是今天東亞安全的巨大隱患。
東亞安全：“問題變化”進程中的“朝核因素”
圍繞著東亞地區安全的“舊問題”還沒有解決，“新問題”卻在層出不窮。朝核問題的激化就是一個“老問題”中不斷演化出來的“新問題”。朝鮮核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突現了東亞大國關係的複雜性。2007年2月13日，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第五輪會議所發表的共同文件，莊嚴宣告了30天後朝鮮通過凍結寧邊核設施、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為條件，換取美國等國對朝鮮提供100萬噸重油援助、取消金融製裁等交易性協議。這意味著六方會談已經出現了實質性轉機。但未來六方會談究竟如何發展，疑團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化解。
重開六方會談很可能是一個新的爭論過程的開始。例如，六方會談應該什麼時間恢複、朝鮮究竟以什麼“身份”——有核武器國家的身份還是依然非核國家、六方會談中朝鮮的“棄核”與美國的取消金融製裁究竟如何掛鉤，這一係列問題深刻說明了朝核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然而，不管未來朝核問題及六方會談的走向如何，進一步加強中美合作，是真正打開政治與外交解決進程大門的“鑰匙”。2002年10月朝核危機爆發，從本質上來說是半島冷戰狀態未能結束的結果。例如，朝鮮核問題能夠最終實現外交與政治解決嗎？如果六方會談進程繼續延誤，有核武器的朝鮮將會導致“第二次朝鮮戰爭”嗎？朝鮮的核武器如果長期化與“合法化”，東亞是否將成為核武器擴散的“重災區”？哪個國家將是未來核擴散的主要對象，日本還是韓國？一旦東亞出現“N”個有核武器的國家，現行的東亞區域安全結構將是崩潰還是仍將繼續維持？同樣，一個迫切的理論與政策話題是：朝鮮的核擴散是否會將東亞帶進一個在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多極時代”？未來東亞地區安全局勢的演變，毫無疑問，將同整個朝鮮核問題的解決方式存在密切的關係。正如戴維·康（David Kang）所指出的：“朝鮮追求核武器是為了安全，那麼，無論是經濟製裁還是經濟接觸都無法使得朝鮮最終下決心放棄核武器。”[86]從2002年10月朝核危機爆發到現在，六方會談機製遲遲無法帶來政治與外交解決的決定性突破似乎證實了他的這一判斷。在朝鮮於2006年10月9日進行核試驗之後，美國的安全保障看來也不足以打動平壤下決心棄核，“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還會“放棄”核武器嗎？如何在東亞政治環境中讓朝鮮棄核無論如何都將是一個更加艱難的問題。
朝核問題的本質是對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顛覆。從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到2006年10月朝鮮進行核試驗，4年的時間內不管有多少可以檢討的“問題”，核危機升級已然是事實。縱然平壤有“萬般委屈”，強調核試驗是對美國軍事威脅與金融扼殺政策的回應，但一個有核武器的朝鮮給中國帶來的最大挑戰是對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顛覆性破壞。以前一個緩慢和時斷時續的多邊會談進程是各方所能容忍的，因為各方相信朝鮮隻不過將核問題當“籌碼”，談判是一個需要耐心和理性的“交易過程”，核試之後的根本事實是朝核問題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在沒有核試之前各方還能通過“策略性模糊”刻意回避朝鮮擁核現實來保障“戰略性清晰”——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政治與外交解決原則，那麼，現在這種“模糊”與“清晰”之間的界限已經被打破了。朝核問題的基本性質已經不再是平壤為了生存與安全通過追求核武器能力所產生的區域不安全挑戰，而是平壤的核能力生生地打入一個“楔子”後東亞安全架構未來的演變。今後六方會談拖延的時間越長，朝核問題對地區安全的“發散性”衝擊就越大，冷戰後持續了16年的東亞地區安全戰略結果被徹底顛覆的可能性越大。
“朝核”問題產生的“顛覆性”衝擊不僅僅在於日本走向核武裝的可能性，還在於我們將如何去麵對一個民族主義情緒急劇上升的韓國，以及未來統一進程實現之後可能仍然不願意放棄核武器的朝鮮半島。10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意強調日本政界無人想要改變日本的“無核三原則”。安倍的這一講話可能連他自己內心都不相信。目前不走向核武裝符合日本的戰略利益，也是日本國內普遍存在的反核思想的結果，但並不等於今後日本不會核武裝。朝核問題在日本激起的又何止是民族主義，還有日本對自身戰略性力量建設的空前熱情。韓國的盧武鉉總統在2006年10月5日強調首爾不會改變對朝鮮的“和平繁榮政策”。韓國不想在朝鮮核試之後激化事態，因而願意繼續推行“陽光政策”，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但韓國政府的這一表態，無意顯示了首爾要在朝核問題上扮演“大國角色”的決心。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朝核問題的地區安全效應是驅動日本、韓國等其他重要的東亞區域成員走向核武裝，那麼，存在多個有核國家的東亞區域安全結構將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目前，一種觀點是即使日本、甚至韓國都走向核大國，也不可能改變東亞地區安全結構中美國所主導的“霸權穩定”，美國作為單極大國的地位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動搖。但是，如果我們拿著物質主義理論來看待這樣的權力分配的巨大變化的話，我們同樣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地區安全很可能處於深刻的重新進行結盟調整的過程。[87]
解決朝核問題的進程究竟又能給東亞的大國關係帶來什麼樣的作用，這是當前東亞安全麵臨的新課題。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試驗引發的衝擊波仍然在東亞持續震蕩。今天東亞安全的結構特征依然是美國主導、中美大致形成戰略均勢基礎上的“霸權和平”。一旦朝核問題久拖不決進而事實上“合法化”，將帶動日本和韓國競相追求和擁有實質性的“戰略力量”，東亞秩序將徹底轉向均勢基礎上的“多極和平”。但東亞不是歐洲，無論是從曆史還是從傳統來說，“多極均勢”並不代表我們所希望的未來。朝鮮核試驗所帶來的直接安全影響，短期內讓日本和韓國體會最深，但朝鮮核能力所產生的戰略性挑戰衝擊最大的是中國與美國。這種衝擊對美國來說，是如何穩定今天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和美國主導下的東亞戰略秩序；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則需要去思考和保證中國在地區安全結構中不斷上升的戰略角色和戰略地位。華盛頓和北京需要共同應對朝鮮核試驗之後東亞不確定的未來。朝核問題必須讓中美兩國重新審視自己的地區戰略利益。
毫無疑問，今天的東亞安全秩序存在著多種弊端和缺陷。台灣海峽的分離狀態以及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依然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對中美兩國來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維持現有地區安全秩序，符合各自的基本利益。從目前來看，繼續實質性地推動六方會談進程的深入，讓多邊會談真正從一個“議事機構”轉變成實質性“解決問題”的機製，是中美兩國必須和其他各方一起努力的方向。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試驗之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兩國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在相互靠攏，雙方對於為了穩定區域秩序而考慮的解決問題的迫切性在進一步上升。中國方麵在2006年12月的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二輪會議上的立場是在明顯向美國傾斜。[88]
保證六方會談解決問題的能力，首先是不能“急”，保持對六方會談機製必要的信心是至關重要的。自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試驗之後，中、美、韓等國都在展開一係列的“穿梭外交”。充分溝通信息以及對各方的立場與意圖進行清晰與務實的了解和判斷顯然是推動會談走向突破不可缺少的工作。即便恢複六方會談的時間長一點，但各國將預先的準備做足一點並非壞事。如果缺乏必要的準備以及願意妥協的決心，即便六方會談複會也將繼續流於形式。其次，必要的“原則”必須堅持。正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6年10月13日會見到訪的韓國總統盧武鉉時所說的，中國政府的朝鮮半島無核化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目前朝鮮有核武器的確是“事實”，但卻是“非法的事實”。任何對朝鮮有核化事實的承認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特別是2005年9月第四輪六方會談所簽署的《共同聲明》中的各項原則必須重申和得到保障。如果朝鮮願意啟動“棄核”進程，金融製裁的取消必須同時跟進。朝美、朝日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應該在朝鮮“棄核”進程開始後同步進行。結束半島的冷戰狀態、實現朝鮮與外界關係正常化應該是“棄核”過程的一部分。當然，實質性的“棄核”行動應該是包括援助、正常化談判以及安全承諾的前提。第三，各方都應該充分顯示解決問題的“決心”。為此，相關的政策手段與政策選擇的配套是必要的。布什政府在核試驗之後對“外交解決”的強調應該是一個積極的信息，但美國同樣需要對在平壤現行體製不變的情況下實現突破保持必要的信心。中國除了“斡旋”角色之外，在會談繼續陷入僵局之際顯示“決斷力”同樣也非常重要。第四，中美需要合作來防止任何一方繼續采取激化與惡化事態的舉動。例如，即便恢複六方會談後暫時無法形成突破，朝鮮進行“第二核試驗”以及美日等國強製性海上攔截行動在缺乏確鑿證據之前都必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