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鬧完花燈，春節便過去了。再貪玩的農人，也知道該收掇農具，調理牲口，盤算一年的春種秋收了。對於一個農業大國的子民來說，這大抵是一種集體無意識。俗話說，小孩盼過年，大人望栽田，整整一個春節，我都在思考晨報這塊田，今年該怎樣種，怎麼種出個連續四年的豐收來。
三年了，大家勞心勞力一路狂奔，沒有誰顧惜力氣，沒有誰怠惰精神，由此我們如一股鐵流，摧枯拉朽地前進。不僅許多競爭對手，行業內的看客讀不懂這個團隊，就是作為團隊成員的許多人，也不知道這種力量從何而來。不憤不發，我們是一支心懷憤懣而不甘人後的哀兵；不憤不發，我們是一支一無所有卻不甘困頓的窮兵，創造的激情，富有的夢想和實現價值的欲望，使一群在本質上別無選擇的人不約而同地走上一條不歸之路——背水一戰。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絕處逢生！在尋找出路的戰鬥中，我們無法猶豫，無法懈怠，無法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因為生即大家生，死即大家死，沒有任何個人的出路。我們的鐵流終於衝出一條生路。三年的奮鬥，三年的榮耀，我們似乎可以進城了，可以穿鞋了，可以清點戰利品封王稱侯了……
大年三十的新春祝辭，我用了《甲申之願》這個題目。篇幅所限，言不盡意，不少心思和感歎依舊如鯁在喉。甲申之年，對於中國，對於湖南是否說得上是一次大考，我們姑且不論，然而對於晨報來說，卻鐵定是一次大考——一次興衰之考、生死之考。
六十年前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企圖通過一個典型案例探討中國農民革命的悲劇命運，選題之重大，目光之銳利，可謂無有出其右者。“進城”和“稱帝”這個中國農民革命的死結，幾乎沒有人解開。所幸的是這部史論終於有一個人讀懂了，這個人就是即將“進城”建國的毛澤東。曆史由此避免了又一次簡單的重複。“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一個公司和一個國家在興衰生死的命運軌跡上，常常並沒有本質的差別。近三十年來，中國大地上生生死死的大小公司，其實許許多多都在重複著朱元璋、李自成們的曆史命運。或許是太少人關注這些以公司符號作為標簽的團隊，他們從無到有的一路拚殺和從有到無的腐朽衰敗，其實並不隻是簡單的財富聚散，而是激蕩著多少人的激情、夢想和多少家族的血淚辛酸。用不著去曆數禹作敏、牟其中等所率團隊的興衰曆程，也用不著去翻閱中國大多數上市公司盛極而衰的檔案，我們很容易便能找到它們不可以長盛不衰的根由——創造者與創造物，團隊與公司之間的矛盾。創造者為創造物所累，最終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壓垮。
細說起來，這種不可承受之重至少有三種重量。其一為身份之重：一個成功的企業，就像一個新立的國家，前期團隊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功臣，是締造者，當然就對被締造物擁有所有權，加冕稱帝是當然的，封侯進爵也是當然的。所有者的身份滋長著支配欲、占有欲，於是便有了譜，有了格，有了傲慢與偏見。而這一切，都與前期的創造、激情、無所顧忌的前行形成了衝突。晨報是大家創造的，大家全是功勳卓著的鬥士。如今媒體影響大了，大家的江湖名頭也響了，於是大家難免都有一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自豪感，有了一點“世無英雄”“高處不勝寒”的王者心態。還有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主人意識”，有了利益均沾的欲念，有了按捺不住的為獲取利益而一較高下的衝動。我們是晨報的締造者，但就一定是晨報的主人嗎？許多人都說，晨報的團隊缺少主人翁意識，晨報缺少歸屬感，但不知怎麼，我真的很提防“主人”這個詞。像晨報這麼一份報紙，如果大家都想當它的主人，都是它的主人，我倒真覺得是件可怕的事情。長期以來，大家認為中國企業員工缺少主人意識，所以企業難以搞好，而我卻以為，中國企業搞不好，恰恰因為太多人想當主人，卻沒有人想當一個真正合格的雇員。太多人把事業平台和主人身份混為一團，認為有了主人身份便有了事業，這真是一個大誤會。
韋爾奇做得如此輝煌，以至於被人譽為天下第一CEO，可他卻隻是GE的雇員。雇員的身份使他更清醒地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對GE負責，對GE的股東負責。韋爾奇為GE所創造的價值可謂無與倫比，但他沒有因此而產生主人心態。正因為有像韋爾奇這樣一代又一代優秀的雇員，GE才可曆久不衰。這有一點像中國的廟宇。每個廟宇都有創始的僧人，然而沒有哪個僧人把自己作為廟宇的主人。我很欣賞僧侶們把廟堂的最高領導人稱為“主持”或“住持”，而不是稱為“教皇”。主持是沒有主人色彩的。廟宇是普天下人的，主持隻是一個管理者、經營者。去看看那些名刹的碑林吧，那裏圓寂後安臥的高僧們，都不曾是廟宇的主人，但大家都曾為廟宇的興衰而殫精竭慮。就我而言，至多也就是晨報的主持，是晨報所雇的主持。我不喜歡大家稱我為老板，因為這很假，因為我不是（除了投資關係，晨報已經是一件社會所有物，就像廟宇屬於香客，沒有人可以做它的主人）。我作為晨報主持的身份，一點也不會損害我對晨報的負責和努力。主人的身份使大家關注領土，在意疆界，熱衷利益和權限。去年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我們的團隊正在因這些東西而蛻變，好些打著工作名義的紛爭，其實都是權、利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