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秋是陶羊子青梅竹馬的伴侶，她活潑、爽利、單純、神氣，有著令人親切的世俗美，有著善變的女兒情態。任秋用眼斜睨人時的風神嫵媚，提水時的綽約多姿，令人難忘。可惜天不假年，美麗的任秋死於非命，未能與陶羊子執手偕老。粗服亂頭的山野女子阿姍，作為陶羊子最後的伴侶，雖著墨無多，麵目略顯模糊，但其身上體現出的淳美人性同樣是動人的。考察儲福金一係列長中短篇作品，從《雪壇》《柔姿》到《石門二柳》《神秘的藍雲湖》再到《花野》《紫樓》迄於《黑白》，就會發現，儲福金確是長於表現女性之美的高手。這種氣質，這種筆力，當是從歌詠女性的偉大巨著《紅樓夢》、是從一代文學聖手曹雪芹處賡續而來的美麗傳統。
黑白世界包含著宇宙的生死衍變，世事的興亡交替，蘊藏著種種攻與守、進與退、悲與喜、舍與得的辯證法。世間萬事萬物，皆如棋子般彰顯著黑白。一“黑”一“白”，象征了善惡是非，愛恨苦樂。《黑白》在天道、人道和棋道的交融中，彰顯一顆顆鮮活棋魂。作家描摹人物筆力考究，多半針腳細密，一似江南蘇繡；有時也如淡極而雅的水墨畫，粗細並舉，虛實相濟，緣此進入陶羊子、任守一、方天勤、祁督軍、芮將軍、梅若雲、樵斧、鐵盤、秦時月、西南王、鬆三、宮藤、秋明等眾多棋手的內心。凡達官貴人，尋常士子，草根眾生，均不脫黑白二色。《黑白》不但人各有麵，而且一人多麵：不同的人物有黑有白，同一人物的人性中亦有黑有白。黑與白的纏繞，意味著靈與肉的掙紮，人與獸的搏擊，美與醜的對峙。然而作家終究是包容的，友善的，多的是春風化雨的溫馨，少的是秋霜烈日的嚴酷。書中所有人物，包括著墨不多的社會小混混胡桃，無名無姓的旅社女老板，糨糊、英格西等一幹普通棋手，以及工於謀略的俞參謀，江湖騙子黃士天等，各有其可愛處與可取處。作家筆下沒有純然的壞人，就連絞盡腦汁謀取功利的方天勤，身上也不乏重諾守信的一麵。寫及位高權重跋扈霸道的芮將軍時，作家對其雄盡而退、不失氣節的人生亦不無褒揚。顯然，儲福金對人性的理解，更傾向於是美的，善的，溫和的溫婉的，這與汪曾祺的人性觀可謂不謀而合。
蘇城，南城，昆城；鄉村，都市，山林。《黑白》在闊大的時空背景上搭建起敘事平台。袁世凱複辟，張勳進京，直奉大戰，北伐戰爭，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抗戰勝利，諸多重要事件紛然躍入讀者眼簾。棋王，棋癡，棋魔，棋妖，棋怪，棋仙，棋迷……小說通過一個個為棋而生的人物行跡，充分展現著大曆史的波瀾壯闊，大時代的慘痛酷烈。《黑白》在聚焦棋人棋事的同時，每每以閑筆點染時局：“北伐軍打到了南城，祁督軍倒了，蘇城來了國民政府的官員，說要實行新政，利國利民。但蘇城的物價還是漲著，原來二毫買的肉，需要三角。”寥寥數語，揭櫫換湯不換藥的曆史本相，一種無言的感喟隱含其間。神州板蕩，國事蜩螗，戰亂離喪；小說由此彌漫著人生如寄的悲涼，人生如夢的幻滅。自幼便失怙喪母寄人籬下的陶羊子，其少時心境想來當如京劇《鎖麟囊》所唱：“春秋亭外風雨暴，何處悲聲破寂寥”；而在經曆了一番番車馬喧闐錦衣玉食、一次次世態炎涼榮辱浮沉之後，風華不再的陶羊子的心境，寧不是“回首繁華如夢渺，殘生一線付驚濤”？這位身懷絕世藝業的天才棋王，其最後的理想竟然隻是歸隱林泉，采菊東籬，隻是“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隻是“獨樂樂”而非“眾樂樂”。有心人不免為此扼腕歎息，然而置身亂世，也許這便是最好的選擇了。顯然，《黑白》並不獨尊修齊治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倫理，而更為推崇高蹈出世的老莊哲學，推崇“岩上無心雲相逐”式的超脫，“閑敲棋子落燈花”般的悠然。這固為一種可嘉的審美理想和人生態度，卻也因此與碧海掣鯨的雄壯圖景失之交臂，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性的豐贍與多元，進而影響到文本氣象。既然陶羊子做不了時代的哈姆雷特，既然陶羊子無意於也無力於在一派顛倒混亂中擔負重整乾坤之責，其人格構成中也便天然地缺了某種強悍的男性度，失了一種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小說的魅力與局限，於此均得呈現。
《黑白》是紮實的，精致的，這紮實和精致既體現於開篇布局，氣度不凡，更體現於敘事狀物，旖旎低回。不消說黑白二子的騰挪搏殺，天人交戰的困頓尷尬，亦不消說園林的精美，戲曲的悠揚，琵琶的清亮，二胡的蒼涼，就連日常生活小節的描摹，也往往透著十二分的細膩微妙：“當了副官的天勤，說話時蹺起二郎腿，手敲著那張沙發的把手。他的動作中已經有了官的架勢，隻是起身時，他還會習慣地拍拍屁股，像在鄉村的田埂上站起來一般。”但這並不意味著《黑白》的十全十美，斫輪老手儲福金偶爾也會犯下技術性的小失誤。比如作品中的小舅常得成這一人物，就顯得單薄化和單向度，近乎一個不太成功的道具。常德成在醫院裏對陶羊子說的一番話：“命運在哪兒？人有力量的時候，是想不到它的，總以為一切都能靠自己得到，什麼都能做，什麼都能成功。根本不相信有什麼命運是不可以改變的。一旦躺倒在病床上，才發現，人一直走在命運的巨掌之上，人是那樣渺小，人的力量微乎其微。一切都是注定了的，不信也得信。”明顯流於教化、直白和枯燥，缺乏必要的生活氣息，正是當年馬克思在《致斐·拉薩爾》中痛詆不休的“席勒式”腔調：把個人變成了某種時代精神或文化理念的單純的傳聲筒。陶羊子帶任秋逛街時，任秋高興地說：“今天讓我完完全全地滿足了購買欲。”口吻亦不免過於“現代”，與文本的規定性語境不相協調。說到底，小說的語言，總須要像小說才好。這是值得作家注意的。
2008年2月2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