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皇位爭奪的鬥爭中，有三個皇子的勢力比較大，即十四皇子允？八皇子皇允，四皇子胤禛。在這關鍵時刻，隆科多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四皇子胤禛。康熙帝駕崩之時，隆科多是唯一一位知道這一消息之人。在這種千鈞一發之際，按照常理，隆科多應該告知當朝大臣，然後共同遵照康熙遺詔（如果康熙生前沒有旨意，那麼應該遵照康熙的心意共同擬定）擁立新君。曆史上多有這種情況，如明成祖病逝行軍途中，就是太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商議，以錫棺收殮成祖，照常進膳，同時封鎖消息，派人密報太子，使得朱高熾能夠在第一時間防止突發事件，順利即位。康熙重臣有領侍衛內大臣6人和大學士5人，但隆科多顯然沒有跟他們通氣。隆科多此刻顯出包天大膽，撇開了宗室王公，撇開了當朝大臣，一個人擁立了新君胤禛，這就是雍正。隆科多雖然是康熙寵臣，但如果以一人之力操縱新君嗣位，自然是不合製度，要冒極大的風險。後來隆科多自比諸葛亮，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一語，反映了當時隆科多的壓力。
雍正如願以償，當上了皇帝，隆科多可謂功勞卓著。因此，雍正對他極為尊崇，稱呼他為“舅舅隆科多”，讚譽為“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雍正並非隆科多姐姐所生，僅僅有甥舅名分而已，皇帝承認不承認又是一回事。但雍正如此公開稱呼隆科多，自然是一種極大的優待。雍正還給隆科多及其兒子加官晉爵。
然而，隆科多選擇的新主子雍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史家公認，雍正善於耍兩麵派，性格強硬，心胸狹隘，喜怒不定。在這樣的主子下過活，廉潔慎重、自守尚且不易，何況居功自傲的步軍統領隆科多？果然，不到兩年時間，隆科多與胤禛的蜜月期就到頭了。那時，胤禛的皇位已經坐穩當了。
胤禛剛登基，對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許多事情上都谘詢他的意見，一派君臣和睦相協、同舟共濟的景象。但到雍正二年下半年，雍正已經對他有所責難，並開始有步驟地打擊他。為什麼在短短兩年時間內，雍正的態度就轉了一個大彎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權結黨，已對雍正的皇權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比如，自比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一語，又稱康熙死日他曾身帶匕首以防不測。這雖是在他快倒台的時候說的，但難保在平日不會有此類話語流露。還有，隆科多曾自誇九門提督（步軍統領）權力很大，一聲令下就可以聚集兩萬兵馬。這些話語多少暴露了隆科多擁立胤禛的真相，自然為雍正所忌諱。實際上，當日暢春園的氣氛必然是非常緊張的，步軍統領所統轄的兵力也確實約有兩萬名官兵，而隆科多說他帶匕首防身也情有可原。但這些話語後來都成了隆科多的罪狀。
隆科多同年羹堯一樣，都對其他官員的任命予以幹涉，稱“佟選”和“年選”。雖然隆科多走的是正常的途徑（他任吏部尚書），但選官這種事情一向是皇權所為，你一個臣子居然選起官來了，不僅是擅權，而且有結黨之罪。
隆科多對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於雍正二年底主動提出辭去步軍統領一職。這一招正中雍正下懷，他早就不想把這個要職留在隆科多手裏，而且準備讓與隆科多不甚親密的鞏泰來接手這個職位。以準許隆科多辭去步軍統領一職為契機，雍正開始公開打擊隆科多。
雍正三年（1725）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軍統領之職；五月，雍正將隆科多之奸公諸朝臣，指責隆科多：屢參允！欲將他置於死地，但對其黨羽鄂倫岱、阿爾鬆阿等人卻加以包庇，此舉是企圖將允！黨羽收歸到他的門下；六月，以行止惡劣為名，革隆科多次子玉柱乾清門頭等侍衛、總理侍衛事、鑾儀使之職。
雍正四年（1726）正月，隆科多家仆牛倫索賄案發，審問時牛倫供出隆科多曾受年羹堯、總督高世顯、覺羅滿保、巡撫甘國璧、蘇克濟等官員的賄賂，雍正帝下令將牛倫斬首，其主人隆科多革去吏部尚書。
雍正五年（1727）閏三月，有人告發隆科多從輔國公阿蘭布處要走玉牒底本，留藏家中。玉牒是皇家家譜，被視為神聖之物，明令除宗人府衙門外，外人都不得私看，即便是因公需要閱看，也應當在奏請皇帝同意後才能敬捧閱看。隆科多私藏玉牒，犯下大不敬之罪，雍正帝借此再次大做文章。經時，正奉命在邊境與俄國代表談判兩國疆界的隆科多，被雍正帝中途召回。隆科多在邊界問題上忠誠於大清王朝，與俄國代表曾展開針鋒相對的較量，堅決要求對方歸還侵占中國的大片蒙古土地，他走後其他清政府代表軟了下來，對俄一再讓步，簽訂了屈辱的《布連斯奇條約》。此時，一心要懲處隆科多的雍正帝並未慮及這許多，下令革去隆科多一等公之爵，並命諸王大臣對其進行共同審訊。
雍正五年十月，諸王大臣會審結果，給隆科多開列了41款重罪；其中大不敬之罪五款：私藏玉牒；將康熙帝禦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等等。另有欺罔罪四款；紊亂朝政罪三款；奸黨罪六款；不法罪七款；貪婪罪十六款。諸王大臣認為隆科多罪案昭著，應當立即處斬，財產沒收入官。
雍正帝最後裁決說：隆科多犯下41款重罪，理應將他處斬。“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禁錮。”
隆科多在暢春園外禁所一年也沒撐得住，於雍正六年（1728）六月死去。曾被雍正帝譽為“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的隆科多，大起大落，就這樣結束了一生。
年羹堯、隆科多二人，對雍正來說，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藏良弓。對他們自己來說，則是知進不知退，知顯不知隱，泰極否來，自釀其禍。
左右逢源真“本事”
在清代，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左右逢源的權臣首推乾隆時期的權臣——和珅。關於和珅是怎樣左右逢源，討得乾隆帝的歡心而權傾朝野的，在此後的《清代的巨貪宰相——和珅》一章中將作詳細的介紹，這裏就不贅述了。除了和珅之外，左右逢源的權臣當屬“多磕頭，少說話”的曹振鏞式的人物。曹振鏞，安徽歙縣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大紅人，曆任工、吏、戶、刑部尚書、軍機大臣。位極人臣，真可謂為官有道。清人朱克敬《瞑庵雜識·瞑庵二識》披露其自白雲：“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他的處事和為官之道就是“多磕頭，少說話”。
有一人寫四闋《一剪梅》，諷刺曹振鏞之流。
其一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這是說外官打探京城官場消息，賄賂京官）。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讚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其四雲：“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曹振鏞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官訣，還向門生後輩加以提倡，甚至告誡那些專負糾彈之責，本應“多說話，不磕頭”的禦史也行此官訣。《瞑庵雜識》記雲：“道光初，曹太傅振鏞當國，頗厭後生躁妄。門生後輩有入禦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興！’”這些禦史聽了曹振鏞的話，都“循默守位”，能不說就不說，得過且過了。當時清朝各地督撫事無巨細均不敢自斷，上奏請旨，道光皇帝每日批閱奏折不勝其煩，苦無良策，曹振鏞體察上意，給道光出了個點子，讓道光專揀一些字跡潦草、文理不通的奏折，嚴加駁斥，果然後來督撫再上奏折都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奏折數量就急劇下降了。
“多磕頭，少說話”實際上已成為晚清官場上通行的做官訣竅。清代官吏“修煉”出不少官訣，而“多磕頭，少說話”則是其經典中的經典。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中，華中堂曾對賈大少爺說：“多磕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中記載，曾國藩每見到地方上來人到京城，也總是教以“多叩頭，少說話”。《官場現形記》在晚清官場風行一時，慈禧太後知悉後，她“索閱是書，按名調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
王文韶，是曹振鏞之後精於圓滑趨避之術的另一個典型，他曆鹹豐同治光緒三朝，曾在地方上做過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在朝廷曾做過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可謂官運極佳。此人做官的訣竅則是遇事圓滑模棱，明於趨避。故被人稱之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據說，“琉璃蛋”的外號還是西太後說出來的，因為他逢事需要表態時，總是推三躲四，裝聾作啞，後來入軍機處後“耳聾愈甚”。一日，二大臣爭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後問王意如何，王不知所雲，隻得莞爾而笑。西太後再三追問，王仍笑。西太後說：“你怕得罪人？真是個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聾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聾作為躲事避風頭的手段。
這兩位“多磕頭、少說話”，裝聾作啞的清朝官僚，死後都被皇帝賜諡號“文正”，成為大臣中的殊榮。
皇帝與權臣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除了上述的幾種情況外，有的權臣如曾國藩，在鎮壓太平天國勝利後，因權力過大，擔心同治帝的猜疑，故功成身退，以求自保；有的權臣如榮祿，權大欺主，出賣了光緒帝，最終榮得升遷，等等，這裏就不一而足了。
皇帝和權臣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官僚政治製度發展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核心是要解決君主與大臣之間的矛盾問題。從古代至今，為君者不容易，為臣者也不容易；君臣相得、善始善終更加不容易。對臣而言，為君者昏庸不行，太英明也不好；對君而言，為臣者不能幹不行，太能幹也不行。因此，君臣相處總要不斷地調整自己，既要互信，又要互防。個中的分寸確實不易把握。在封建政治製度下，在“忠君”思想影響下，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否則，將受到至高無上的皇權的處罰，甚至滿門抄斬，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