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場將防弊視為要政，行法亦不姑息。在《欽定科場條例》中，對防止考場舞弊的有關規定是相當嚴密的。可自從出現科舉考試，科場舞弊也就隨之而來了。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科舉考試成為士子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生為能金榜題名，不惜冒著作弊要被殺頭的風險，一個個鋌而走險。
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深惡痛絕，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和極其嚴厲的懲治手段。《清史稿》中稱：“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製多沿明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可實際上，清朝舞弊案接連不斷，層出不窮，防不勝防。當時，科場舞弊手段越來越巧妙，有的考場上夾帶、抄襲、頂替，諸多弊政屢見不鮮，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夤緣請托、賄買關節案件，作弊人員和受賄官員都要被處以極刑，並株連全家，連累無辜。
清代曆史上，有三次大的科場舞弊案，分別是順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場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辛卯科場案和鹹豐八年的順天鄉試戊午科場案。下麵分別述之。
丁酉科場案
明代後期，政治腐敗，科場舞弊現象就十分嚴重。清王朝建立後，恢複科舉取士，科場積弊也隨之沿襲下來。有的房官私下許願，有時兩主考相互串通，更有京師權要之密囑。從順治二年（1645）清廷開科，幾乎每科都有舞弊案。如順治四年（1647）丁亥科會試，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職；十一年（1654）順天鄉試，主考範周、吳正治評閱試卷，隻有姓名，全無次第，給事中宋牧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旨交刑部。盡管各案均有處罰，然降謫輕微，人不為意，積弊醞釀，遂成十四年（1657）丁酉之大獄。當年鄉試，數省發生舞弊案，其中以順天、江南兩闈舞弊嚴重，史稱“丁酉南北闈案”。順治遂興大獄，震驚朝野。
事情得從順治十四年十月說起。這年是丁酉科考試，順天鄉試考榜剛發不久，監察官六科給事中任克溥便上本參奏說：“據傳聞，舉人陸其賢花銀三千兩，通過某監察官收買了分科的考官李振鄴和張我樸，因而得中。據悉北闈的作弊不僅此一例，特報告陛下，請聚集大臣會審察實。”順治一接到奏狀，立即給吏部和督察院下了一道嚴格的指令：“貪贓枉法實乃科場中的最大犯罪。分明是考取國家人才的重要場所，怎能容忍賊子們為所欲為、亂我江山！”又特令：將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以及舉人田耜、鄔作霖七人立即處斬，沒收全部家產，家人一律流放。此外，這一屆的主考官曹本榮和宋之繩另外處理。這場舉世矚目的順天鄉試案，就這樣雷厲風行地開了殺戒。但它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是科順天鄉試，正主考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曹本榮，副主考為侍講學土宋之繩，房考官有大理寺左評事李振鄴、右評事張我樸、國子監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14人。本案首犯李振鄴，浙江歸安（今吳興）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少年高中，誌得意滿。然身為朝臣，浮薄輕狂，被點為試差後，便將此視為聚斂錢財、結納權貴之良機，奔走於名門望族之中，串通關節25人。入闈後，因不便隨意出入，便用藍筆書寫一紙，令親隨靈秀尋對，盡行獲見。出闈後，靈秀以此條示同伴馮元，被馮元奪去，欲以此挾製李振鄴。其餘房考官各通關節不等。賄托人多，而取中名額有限，於是考官之間反複推敲，比閱卷更費心思，最終隻能是爵高者子弟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棄之；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非夙著者又擯之。在考官們各懷私心地瓜分之後，錄取榜終於出籠了。與李振鄴通關節的25人中隻取中5名。榜發後，眾情洶洶，而李振鄴等人猶不知檢束，競相誇稱：“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通，我以情故，得副榜也。”“某某，我極力欲中，無奈某老從中阻隔也。”曆指數十百人，怨恨者愈甚。
時有貢生張漢，在京候考時投靠李振鄴，以期中式。而李振鄴也因張漢足跡頗廣，可通過他招搖權貴，聯絡富豪，而從中獲利。二人各懷鬼胎，狼狽為奸。入闈前，李振鄴將關節告訴張漢，令其尋覓買主分肥。張漢每日奔走於貴胄豪門之間，希望名利雙收，遂對李振鄴多有隱瞞，以致二人反目為仇，成劈頰對罵之勢。李振鄴入闈後，尋得張漢試卷，故意塗抹棄置下等。張漢得知，怨恨至極，遂剪發寫揭文，投送科道衙門。同時，還有浙江嘉善落第考生蔣廷彥、蔣文卓兄弟刻寫揭文張布於市，揭露房官張我樸以權謀私，並涉及吏科給事中陸貽吉。當時正值順治帝巡幸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興），麵召諸大臣及科道官，嚴諭各官要恪盡職守。任克溥認為正是迎合聖意之機，即據張漢、蔣文卓揭文為憑具疏參奏。順治帝下令嚴查。
初審，隻有李振鄴家仆馮元拿出李所寫關節條子，贓證有據，25名人犯一網打盡。李振鄴不甘心在眾人都犯罪的情況下，隻他一人受罰，遂於大堂之上極力攀咬張我樸、蔡元曦等。一時間，贓官們自相攻擊，互揭其底，賄通關節暴露無遺。最終，奉旨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曦、陸貽吉、項紹芳及本科行賄中式舉人田耜、鄔作霖7人斬決。行刑前，李振鄴仍期盼諸大臣營救，故忍死不肯揭發諸大臣。眼見刀起頭落，求生無望，遂頓足呼叫怒罵，欲揭諸大臣賄托之弊，但為時已晚，劊子手沒有給他任何機會。7人被斬後，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尚陽堡（今遼寧昌圖，清代前期較輕犯人的流放地）者108口。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以失察罪降五級調用。其餘罪犯陸續捉拿，朝為朝廷顯貴，暮入獄中為囚，朝署半空，囹圄幾滿。據史載：北闈案發後，時任宰相的前明吏部尚書“三朝元老”王永吉，幸災樂禍，推波助瀾，“倡言必須嚴懲”。可是不幾天，他侄子王樹德行賄事被揭露出來了，這個圓滑的老官僚驚得目瞪口呆，連忙上本請罪，被降級，隨即病死了。
順治為了表示他的寬宏大度，下令赦免了有牽連的數十人，又將新舉人集中在北京瀛台複試，每一名舉人由兩名武士持刀挾護。複試結果革斥不通者8人。其餘的依然作為王朝的新貴載入了丁酉科名冊。
皇帝親自處理了順天鄉試案，極其嚴酷地懲治受賄的考官以及通關節的應試者，開了“科場作弊者死”的先例。十一月，當方、錢二人回到京都後，監察官陰應節又給順治上了一道奏本，說：“主考方猷，作弊多端，引得南京城裏民情沸騰，如他取中的方章鉞，就是京都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此外，還取了如懸成、亨鹹等一些官員子弟，並且他們和這位主考大人有聯宗關係，因此請皇上嚴加追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順天鄉試案正審理得如火如荼，江南的鄉試案又接踵發生。
順治十四年十月，南京發榜後，整個南京城群情激昂，士子們針對主考方猷、副主考錢開宗的所作所為寫了許多揭帖，到處散發。當二主考返京都途中，路過常州和蘇州二地時，落榜的士子們沿路跟蹤，隨舟唾罵，甚至向他們投磚拋瓦，以發泄胸中的積憤。還有人撰寫《萬金記》傳奇，以萬字加一“點”、錢字去兩“戈”影射江南正副主考方猷、錢開宗，極力渲染丁酉南闈之行賄和作弊。甚至幾人合作了一首《黃鶯兒詞》，加以嘲諷說：“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雲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把這兩位主考行賄受賄的行為揭露得淋漓盡致。
十一月，當方、錢二人回到京都後，監察官陰應節又給順治上了一道本，說：“主考方猷，作弊多端，引得京城裏民情沸騰，如他取中的方章鉞，是京都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此外，取了如懸成、亨鹹等一些官員子弟，並他們和這位主考大人有聯宗關係，因此皇上嚴加追究。”
這又是火上潑油。被順天案搞得焦頭爛額的順治一見江南主考也如此荒唐，怒不可遏，立即提筆批下：“著禮部、刑部嚴行審查，並將中式舉人方章鉞等解拿來京，察明案情速奏。”後又附上了一筆：“少詹事方拱乾，讓他自己寫明白情由回奏。”
隔了一個月，這位不知趣的少詹事竟強詞奪理說：“陛下，臣雖然祖籍江南，但和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我子章鉞也不在回避之列。”口氣軟中含硬。這就使順治更進一步看清了方拱乾的嘴臉。
在審問江南案的同時，翌年二月，禦史上官鉉進一步參奏。此時江南的新舉人已來北京，準備參加即將舉行的會試。順治帝命除將已由江南總督舉劾的有“關節者”立即逮捕，餘者都在瀛台複試，方式與北闈複試相同。結果，隻有吳鳴珂三試皆優，即準與新貢士一起會試。餘者，74人準參加下科會試，24人罰停兩科，24人革去舉人。最後審問結果，主考副主考方、錢二人就地正法，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將南闈全部考官17人（一人已病死）立即斬絞，考官們（包括已病死者）的父母、妻、子全都流放寧古塔（在今吉林，清朝前期是重犯流放地）。被控有“關節”的8名新舉人，各責四十板，連同他們的父母、妻、子全都流放寧古塔。
此8人之中的吳兆騫（通常說法是吳在瀛台複試時，因驚恐不能下筆而交了白卷），是江南著名文士。名公巨卿多為之惋惜，但是除了給予同情、贈以詩詞（吳梅村有《悲歌贈吳季子》）外，不敢出一言相救。康熙初年，吳兆騫的好友顧貞觀寫了情真意切、聲淚俱下的《金縷曲》，使納蘭性德大為感動，由納蘭求其父明珠，費了許多周折，吳兆騫才得於康熙二十年赦還，經北京後回鄉，不久便病死了。吳兆騫得赦歸，是極個別的例子，絕大多數人和他們的親屬，都永遠回不了家鄉，隻有在異鄉頑強地生存下去。據謝國楨先生考證，這些人家有不少在戍地曆盡艱辛，定居下來，子孫繁衍，世代傳播著中土的先進文化，對於東北地區的開發做出了重要貢獻。而此中的悲酸苦澀，實在令人唏噓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