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上述看法的矛盾之處其根源何在？也可以換一種問法：何種環境規製政策是正當的？其實，上述問題都涉及了生存權的問題，生存權在上述困境中居於突出地位。人們雖然口頭上支持環保，環保具有道德優越性，但是具體到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時，環保的道德說服力就變弱了，環保主義者甚至無法贏得美國大選。具體到生存權問題，不同人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生存權存在衝突，需要權衡。有些做法在國內看來是正當的，而在國際層麵上卻有失正當。環保主義不應該占據道德高點，而忽視現實的邏輯，應該從理性的計算出發，權衡各種利益。
環保領域的外部性問題尤為突出，人們偏好美好的環境，卻往往不願為此付費，因此純粹的市場路徑並不能解決問題。筆者並不讚成功利主義的原則，因為功利主義沒有考慮資源分配問題，尤其是在複雜的全球領域內，僅僅強調效率是不夠的，會導致嚴重的分配不公和國家間的分化，最後走向“強權即真理”的邏輯。
環保領域的理性計算首先應保證世界上最貧困和弱勢者的生存權利，也就是約翰·羅爾斯所謂的“差別原則”。該原則不僅服務於構建社會平等，還服務於構建一種公平有效的社會合作體係，以利於緩和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價值衝突，在國際層麵，則有利於緩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衝突，實現各方共贏。
在“差別原則”的基礎上，建立環保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框架，也就是效率原則。“差別原則”解決的是“應為”的問題，關注於人際間的資源分配；而成本一收益分析解決的是“如何為”的問題，關注於權利與權利之間的資源分配。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助於避免環保主義的不切實際，在保障最貧困和弱勢者的生存權利的前提下製定環保政策，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考慮環保措施的經濟與技術可行性，防止把有限的資源浪費在不會產生很大收益的環保措施上。
這裏的理性原則實際上是差別原則+效率原則。然而遵從理性原則，有時會麵臨理性與民主價值的衝突。民眾在進行選擇時並不都會進行成本一收益分析，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民眾並不一定是理性的。更何況，我們試圖維護的最貧困和弱勢者可能會由於主客觀原因缺乏足夠的知識和信息做出判斷。解決的辦法在於，增加公眾在決策中的作用，使政策製定者能夠對他們的呼籲做出反應，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協商民主”的途徑。“差別原則”是為了矯正現實中的不平等以及對弱者的忽視，服務於他們的意誌，不等於遵從他們的認識，在能源與環境的專業問題上依然需要專家的意見，因為建立在“差別原則”基礎上的理性政策將更符合更多人的更大利益。成本一收益分析從根本上而言是要限製政府部門的自由裁量權，製約利益集團操縱政策。當社會形成理性的氛圍之時，公眾的知識也得到了增進，從而更有助於最貧困和弱勢者的利益，這本身就是一種民主。
協調理性原則與民主原則的重要機製是市場，通過市場反映的供求關係調整資源分配。然而，由於環境領域外部性的存在，完全依從市場並不能保證正義的實現，需要規製手段與市場機製的綜合作用，規製手段首要的則是對於既有的不公平實行糾偏，包括對於曆史上的不公平進行糾偏。在環保方麵，往往受到最大傷害的也是最貧困和弱勢者，他們由此喪失了獲取其他權利的能力。差別原則+效率原則正是從著眼於改善最貧困和弱勢者的境況出發。
全球貿易與文明衝突
能源與環境問題讓世界更加緊密地聯係到了一起。由於新興經濟體對能源需求的劇增，出現了新興經濟體向海外開拓資源的現象，出現“能源流向的逆轉”。麥克法蘭在《玻璃的世界》一書中把古代中國描述為“設界有餘，滲漏不足”。古代中國人基本上忽視了海外原料供應的巨大潛力，因為他們沒有此種需要。這種情形已經不適合於描述今天的中國了。2013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其中能源貿易占據了重要的部分。目前以及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原來的發展中國家不再是單純的資本流入國，也將逐漸成為資本流出國。
隨著全球貿易的頻繁發生，文明之間的碰撞也將更加頻繁。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所麵臨的問題不僅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不足，還涉及文化融入問題。在西方向世界擴展之初，實行的是帝國體係，通過建立海外殖民地，獲取資源、強推貿易。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從注重硬實力，轉向用軟實力敲開他國大門。西方國家推行以“民主”、“自由”等價值為核心的“普適文明”，同時實現了自身的民族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貿易領域的規則製定依然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進行，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規則內化為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
的確，西方文明更加適合全球市場的發展。但是西方國家在推行普適文明時也遭遇了瓶頸。以英美在伊朗的策略為例。1951年，伊朗民選首相摩薩台上任，他支持民主價值，實行社會改革，同時也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推行石油國有化。這觸犯了英美國家的利益，英美國家通過情報部門發動政變，推翻了摩薩台政權，扶植巴列維王朝複辟，實行專製統治，但是英美得到了石油利益。隨著曆史檔案的曝光，今天美國各方都在譴責美國當時的做法，但是卻回避不了國內民主與全球民主之間的衝突，西方國家在國際問題上依然沒有脫離“帝國體係”的框架。
全球化是現代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全球化雖然意在實現全球的“統一資源、統一市場”，但必然麵臨資源民族主義的現實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缺乏話語權的窘境。實際上，全球化就是把發展中國家裹挾其中，統一遵循發達國家遊戲規則的過程。而要實現全球正義必須關心地方正義，正因如此，確立“共同體文化”就尤顯重要。進行海外能源開發和能源貿易的公司尤其應重視社區融入問題。隨著跨國公司的興起，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全球企業和企業公民，他們雖然具有一定的國家背景，但是日益淡化國家色彩，對企業社會責任也很重視。而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公司以國家公司為主體，有的還是國有企業，這種強烈的國家色彩往往引起投資對象國的警惕。加之目前的國際貿易規則是以發達國家的標準製定的，其背後的理念也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很難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依賴輸出文明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確立“共同體文化”有利於為發展中國家贏得更多的反製性話語權。
（作者單位：神華研究院發展戰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