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總體大修繕二次，一在嘉慶十五年（1810），一在光緒六年（1880）。就單獨廟宇或建築而言。叔虞祠修、改擴建三次，最大、也是奠定現存麵貌的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那次。均由官方主持，有時用官費。魚沼飛梁，或曰神橋，或曰板橋修三次。其他廟宇修繕資金籌集，蓋由民間捐款、地畝攤派、廟產收入、行業集資、家族籌措。乾隆二十八年周景柱《周廉訪太原晉祠記》載，叔虞祠以外“則祠中為廟者八：曰聖母、曰玉皇、曰三清、曰泰山、曰台駘、曰藥王、曰真君、曰苗裔堂”。“去朝陽洞少許為唐叔虞祠，祠僅三楹”。其中玉皇廟、三清祠、關帝廟均在“昊天神祠”中，加上前後又建的文昌廟、公輸子祠、呂祖閣、靈官殿、財神祠、土地廟、老君祠，見於記載的清代祠廟共有十三（合祀者算一廟）。此碑還載另有流盃亭（後或易名為小闌亭）、朝陽洞、呂公閣、寶翰亭，“即明高汝行謂祠之亭榭凡十有二，大抵圮廢，少有存者”。
第二節?晉祠的神靈世界及其變化
晉祠最早祀政統神係叔虞，宋代增加民俗神“女郎”，但又被迅速政統化為“昭濟聖母”；同時增加民俗神苗裔。元代則有了昭惠靈顯真君、岱嶽、府君、藥王諸神。明代又增加水母、玉皇、三清、台駘，但不見了府君。清代再增加關帝、文昌、公輸子、呂祖、土地、靈官、財神、老君、龍王。整體上神靈隊伍不斷擴大，諸神共處，使晉祠成為一個神靈的社區，但增加的都是民俗神係和民俗色彩濃厚的道教神係。除北齊時佛教有過短暫的進入外，以後沒有佛教神，使晉祠始終保持世俗化特色，而這一特色恰恰是戲曲與之結合的條件，甚至可稱溫床。專門的佛寺奉聖禪寺則居於祠外南半裏之地，既互相依存，又保持一定距離。
具體分析，對戲曲及其劇場影響最大的是晉祠主神的變遷。劉大鵬在其編撰的《晉祠誌》裏總結：
晉祠神廟雖多，而列入祀典，奉常有司歲時薦饗者，惟聖母廟、唐叔虞祠、水母廟、王恭襄公祠而已。其餘神廟皆土人是享是宜，雖精靈難測，而誠敬無文，惟上下之神祗有春秋之禴祀。
納入國家祀典的四位神靈中，唐叔虞、聖母、水母先後成為晉祠的主神。這種變化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聖母替代叔虞，發生在宋代。第二次是水母出現並日益隆盛，雖未代替聖母，但也躋身於主神地位，與聖母相酹，發生在明代。
一、聖母替代叔虞
以前述宋代廟史，大體可作如下推斷：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太平興國九年（984）建好的在今聖母祠位置的叔虞祠，因地震或山體滑坡或其他原因“摧圮”，之後遵旨“完葺”，但不久又發生過地震和山體滑坡，“宋仁宗時（1023—1063）地震，巨石摧壞，無複甕形矣。相傳懸甕山移半裏，而奉聖寺不動”。大殿所靠懸甕山移半裏，其結果可想而知，於是紹聖三年（1096）四月“再新廟宇”。金泰和八年（1208）殘碑提到：宋天聖（1023—1031）間“又複建水（女）朗祠於其西，至熙寧中加封昭濟聖母，今聖母殿者是也”。就是說天聖一直到金泰和間，聖母殿坐西朝東，居魚沼之西，而“舊製唐叔虞祠於其南向”，“今汾東王殿者是也”。雖不能斷言天聖時叔虞祠就已移至今日所見位置，但宋代已移沒有問題。
而這一移對二神的地位產生重要影響：已知晉祠至遲在隋朝就成為祈雨之地，唐高祖起兵前“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恐高祖為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為不利”。一般而言，祈雨總是在有水的地方，一般是泉潭，向居於或管理該水的神靈，如龍神、水母，也包括一些居於水旁的其他神靈祈求。晉水流域早在漢代就已成為灌溉區，以後累世不斷，出水量大時，惠及三十多個村莊。建在魚沼上的叔虞祠也有過這樣的職能。但叔虞祠因地震離水而改建在現存位置後，上述條件即不再具備，人們轉而向占據水上位置的“女郎”、“聖母”祈雨就成為自然的事。在中國注重“祈報”、“祈福”的實惠主義宗教傳統下，特別是民俗宗教氛圍裏，實用的聖母就會提高地位，而僅具紀念意義的叔虞祠必然衰弱。實際上，因雨因水而致叔虞與聖母地位顛倒的道理早已有人注意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博學鴻詞翰林檢討朱彝尊《遊晉祠》感歎：“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虞祠反若居其偏者。”雍正四年（1726）《蔣刺史遊晉祠詩碣》雲：“靈妃之廟誰氏建，錫號昭濟肅豆籩。鄉人禱雨隆報祀，朱幡繡柱蛟龍纏。叔虞桐封祠最古，反居堂下門東偏。荒庭寂閉香火，破扉開闔棲鳥鳶。司土習俗未釐製，廟令不語隨安便。”
宋代晉陽地區的尷尬地位也是推動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可稱之為“政治因素”。宋滅北漢毀晉陽城後，晉陽百姓的怨恨情緒長久不能消除，直到金元時元好問還在描述：“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並憤而道：“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宋王朝雖為了“示貸而安歹側”，也對叔虞“製命有司，以時致享”，但借叔虞祠被地震摧毀的機會，淡化這位晉人的象征，也是自然的。而迅速獲得顯赫地位的“女郎”，恰恰是有功於宋王朝的。《山西通誌》記載：“宋太平興國中，曹翰從征太原，攻西北，築土山瞰城中。軍中乏水，城西十餘裏穀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後來被安置進晉祠的“女郎”神正是資料中提到的“娘子”。既有民俗基礎，又有王朝順勢推動，恰遇了叔虞祠被摧毀的機會，“女郎”神立刻成為“昭濟聖母”，後又將其考證為叔虞的母親邑薑，再來個“子為母屈”，晉祠主神由叔虞變為聖母就被最後固化。當然這種轉換有個過程，元豐八年（1085）資政殿大學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呂惠卿，至晉祠遊覽時題詩一章：“剪葉疏封意，歸禾協濟心。遺風固唐遠，積德本周深。逝水悲興廢，浮雲閱古今。祠宮尚翬翼，鳴玉漱鬆陰。”此時聖母殿已建，但詩寫的重點仍是叔虞。元佑間（1086—1093）“出帥”河東的曾布，在“易守真定”調離時還要率僚吏“告違於晉祠之神”。宋宣和五年（1123）薑仲謙《晉祠謝雨文》碣序文中說：“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宋宣和五年（1123）《晉祠禱雨文》碣。同時祭聖母和叔虞，等等，正是這種過渡形態的體現。
不過曆來以維護正統為己任的士大夫們，一直有正本清源的衝動。元好問在金元易代之際就提到：“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元至正二年（1342）王思誠撰寫《重修晉祠廟記》時，仍把“唐叔汾東王”放在“顯靈昭濟聖母”之前。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巡撫蘇佑為叔虞抱不平：
至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唐叔虞之神。歲以三月二十五日有司致祭，載在祀典。自至元迄今二百餘年，棟梁摧折，不蔽風雨，神失所棲，祀事弗虔。其旁有所謂聖母祠者，香火日極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顧寂寞水濱，不知為正神，其所係豈特瓣香酌酬已耶！
強調了叔虞的“祀典”、“正神”地位，且譏諷“其旁所謂聖母者”。隆慶六年（1572），在外任過官職的邑人高汝行撰《重修晉祠廟碑記》，將叔虞祠作主廟，而將聖母廟作為“附於祠者，廟凡有八”之一。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太原知府周令樹在其《重建晉祠碑亭記》中說：“然流俗冒昧，徒以手文瑞，故相傳聖母為宜子孫之神，遠近尊奉，作殿當陽，香火雲集。而唐叔之祠反退居其旁，朽椽數楹，草茀不可以拜。”康熙二十年（1681）知榆次縣事劉星《劉東軒遊晉祠雜詠詩碣》有“血食但知酬水母，歲時誰識有唐侯”之語。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縣周在浚主持重修唐叔虞祠，提到叔虞與聖母“並隆”：“因念叔虞以桐葉啟封，曆數千年廟食於茲。而祠宇頹墜不及聖母，豈非有司之過歟？……世俗重禍福，忘秩祀，故特隆盛耳……夫澤物之功，固不可泯；而啟土之主，亦豈能忘！予故因攝邑之役，捐資葺而新之，庶使不歸於草莽，與聖母祠並隆，亦禮所宜也。”
二、水母超過聖母
主神變化的第二次，崇水、祈雨仍然是基本原因，但也飽含了民間與官方爭奪神權的深刻意味。晉祠裏晉水源出於難老、善利、魚沼三泉，其中難老泉出水量最大，但叔虞祠、聖母殿先後都建在魚沼之上，難老泉雖北齊就建了亭，備受重視與推崇，卻一直沒有專門的神與之直接聯係。明代由於人口增殖，山西自然環境加速惡化，晉祠的水崇拜有增無減。明洪武時皇帝安排禱雨。洪武二年（1369）夏大旱，山西行省參加政事楊憲奉命抵省祠禱雨，成功後“奏請加封聖母，太祖禦製誥文以封之”。景泰二年（1451）、成化二十年（1484）也分別由皇帝派員致祭。其他官民更是祈雨活動不斷。明嘉靖間當地久已流傳的柳氏傳說與之結合，在泉上建起了梳洗樓，祀柳氏水母。關於柳氏水母，馮師俊傑有詳細的考述，在此不贅。行龍先生還指出柳氏“娘家”為金勝村，與爭取水權有關。總之，其基本動因仍是泉、雨即水崇拜。
還有一種因素需要考慮，就是明代的傳說中“柳氏水母”與宋代已進入晉祠的“聖母”本是同一個神。高汝行《太原縣誌》記道：
俗傳晉祠聖母姓柳氏，金勝村人。姑性嚴，汲水甚艱，道遇白衣乘馬者欲水飲馬，柳不恡，與之。乘馬者授之以鞭，令置之甕底，曰抽鞭則水自生。柳歸母家，其姑誤抽鞭，水遂奔流不可止，急呼柳至，坐於甕上，水乃安流。今聖母之坐即甕口也。俗說如此。愚謂有天地即有山水，水陰物，母陰神居。人因水立祠，始名女郎祠，後禱雨有應，漸加封號，廟製始大。
劉大鵬轉引的清代《太原縣誌》的這方麵的記載，其他記述大同小異，但隻寫到“聖母之坐”為止。因晉祠這時已有了水母樓，給人的感覺就隻是在說水母，隻是將水母也稱作聖母而已。但高氏撰《太原縣誌》時，梳洗樓還沒有建起來，而且後麵寫女郎祠雲雲，顯然是指聖母殿的聖母，即昭濟聖母。也就是說，同一個“聖母”，同時被官方解釋成“邑薑”，被民間解釋為“柳氏”。
對這種行為隻有一種解釋：民間要保持聖母的民間身份，最起碼她的出身，人家本來就是“女郎”，而邑薑“聖母”太高貴，離他們太遠。但到明代時“聖母”為“邑薑”的身份已不可改變，因此另建“樓”安置她們心目中的、親切的、與他們有親緣關係的“聖母”，直到把一神“聖母”分裂為兩個神，即“聖母”和“水母”。這是一種民間與官家對神權的爭奪。水母是地道的民俗神，並沒有像宋代“娘子”、“女郎”一樣馬上得到官方、甚至皇帝的支持，但在入駐晉祠後，當地民間對其的祭祀活動越來越隆盛，至遲到清末時，已超過了聖母。據清·劉大鵬《晉祠誌》記載，每年“六月朔起至七月初五日止，晉祠總渠甲暨四河各村渠甲，致祭敷化水母於晉水之源”。祭祀活動長達一個月又五天，而聖母也不過十天。祭水母時“兼祭”聖母，有了明確的主次。
晉祠神多，祭祀活動又很頻繁，加上王恭襄公祠、祠外奉聖禪寺、北門外關帝廟、老爺閣、真武閣、三官閣、華嚴閣、龍王廟、白衣庵、淩霄閣、山神廟、土地祠、上生寺、明月寺、老君廟、雨花寺、真武廟、仙翁閣、蘭若寺、崇福寺、古興化洞等各寺廟的神靈，都有祭祀活動，再加上祀井神、祀至聖、臘祭等等，一年四季，晉祠一帶現實世界與神靈世界密不可分，人民幾乎每天都在與神打交道，生活在濃重的宗教氛圍當中。劉大鵬雲：“晉祠一帶自元旦迄歲除，祀事孔多，報賽亦殷，敬神可謂虔矣。夫祭原以盡禮，然涉於煩且僭，則未免漬神也。遵禮而行，庶乎近焉。”
不過對神的信仰也非鐵板一塊，除了有知識的士大夫們經常反思外，普通百姓有時也提出疑問。萬曆十年（1582）邑人四川布政司使《重修晉源聖母祠記》雲：
或曰：“旱潦之數，係之天，非神所得奪。然食民之報，而不以時請救於上，是徒偶於位。如故吝其施，必希當事者之禱，而後應，俾輸怨於天，惠歸於己，是攘天之德，下欺吾民也。推怨非仁，利得我之為非義，神果如是乎？且也禱雨有應，殊非偶位者比。”這樣的責問是民間理性力量存在的表現，雖在彼時，尚不能成為主流。
乾隆二十八年（1763）周景柱“乃歎夫運會之遷移，非獨人事然也。雖鬼神亦有代相盛衰者焉。方在唐時，叔虞之祀尤烈，自昭濟之號隆，而桐珪受封報功崇德者，乃漸而泯矣”。實際上，“運會”遷移的關鍵在於，晉祠已由唐代政治鬥爭的角力場，到宋代的祈雨壇場，明代時民間聖母出現，到清時甚至成為集會市場，民俗力量的擴張勢不可擋，皇帝、官府、士大夫隻能因勢利導，順之應之。而民俗力量的擴張正是戲曲及其劇場繁榮的前奏與基礎。
第三節?晉祠劇場之曆史變遷
世俗化的晉祠，作為祀神、遊樂的場所，必然成為歌舞戲曲的繁盛之地。對晉祠劇場，馮師俊傑先生有詳盡考述，研究成果總結為：
晉祠自聖母廟創建之日起，就擁有劇場，劇場的中心就是蓮花台。實際上它是一座宋人創建的露台，具有祭祀和演樂兩大功能。金代修起了獻殿，分擔了露台的祭祀作用，此後蓮花台主要用來上演戲劇。這情形經元入明而未變，直到明萬曆年間創建了水鏡台，這才結束了露台的使命。後世分別以聖母廟水鏡台、關帝廟鈞天樂台為中心，形成兩大劇場；又以聖母廟獻殿、唐叔虞祠獻殿、東嶽廟獻殿為中心，形成三個小劇場，廟外還有兩個衛星劇場。這才滿足了龐大廟群此伏彼起的賽社演劇活動的需要，適應越來越多的人們喜愛戲曲以及戲曲演出規模越來越大的具體要求。晉祠劇場的演進軌跡，與中國戲曲發展的曆史是一致的。本文不再對晉祠劇場係統敘述，隻進行一些相關討論。
一、最早的歌舞場所可能是魚沼飛梁
目前的研究推斷，晉祠最早的劇場是作為露台的金人台。那麼還有沒有其他劇場？要有，在哪兒？筆者認為以我國古代禮樂祀神的傳統，晉祠可能很早、甚至宋代以前就有這樣的場所。太原出土的隋代虞弘墓棺槨壁上刻有露台，說明晉陽地區宋代以前存在露台。晉祠早期專門表演場所的具體位置存在多種可能性，而可能性最大的是魚沼飛梁上的平台。魚沼飛梁俗呼為板橋，又稱神橋，橋成十字相交，東西平坦，南北向外下斜如翼，東西跨15.5米，南北寬18.8米。在正中相交處將護欄略向外東西各折出約45.5厘米，形成一個東西深6.3米，南北寬5.82米，接近方形的平台。前後左右陟降都很方便。
魚沼飛梁位於聖母殿前台階下，下以泉水聚以為沼，其布局方式類似佛教淨土變中描繪的極樂世界。《阿彌陀經》雲：“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鋪地。”敦煌壁畫裏多有這方麵的畫麵，大多是大殿的蓮花寶座上端坐著阿彌陀佛，座前左右兩側則是各位神態各異的菩薩，座前一般是伎樂在表演。再前麵是清澈的寶池，是為“七寶池”，池中之水為“八功德水”。許多早期的寺院以此理念作為寺院的布局方式，晉祠正是對佛教寺院這種布局的模仿。既然佛教淨土變極樂世界的畫麵裏，座前有樂舞表演，將此理念遷移到飛梁上也就極有可能。飛梁北魏時即已存在，但以筆者文前判斷不在現存位置。1953年重修時發現與聖母殿台基互相銜接，疊砌在一起，唇齒相依，據此可推測現存者與聖母殿在北宋時同時重建過。在蓮花台、金代獻殿建成以前，這是最好的祭獻包括獻歌舞雜伎的場所。特別是進入北宋後，神廟前建露台已成風氣，以宋人的觀念，使飛梁發揮點作用是完全可能的。或許這是晉祠最早兼有露台功能的建築。當然以上隻是推測一種可能性，實際上，現存聖母殿前的係列建築都完成於聖母殿之後，整個中軸線上，特別是金代獻殿位置都有可能有過露台。
二、蓮花台是用作表演的露台
清·劉大鵬《晉祠誌》說蓮花台創建於宋紹聖年間，蓋以台上鑄造最早的東南角、西北角兩金人的鑄造時間推斷。實際上鑄金人的時間不是建台的時間，因為金人至遲到清初還沒有被置於蓮花台上。清初朱彝尊記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殿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熔鑄歲月，是正和年造。”明確指出鐵人在叔虞祠西南、聖母殿階下。現存蓮花台上鐵人，以方位講在叔虞祠的東南側；以具體位置講，距“聖母殿階下”相去甚遠。乾隆二十八年（1764）周景柱《周廉訪太原晉祠記石刻》言：“橋之南當廟甬道有鐵人四，如浮屠氏所稱天王者，各高五尺。宋紹聖中或鑄以事神祈福，勒歲月姓氏於上，至今七百餘年尚未泐。”另外，宋元明碑刻詩文，特別是明高汝行撰寫的碑文的詳細廟貌描述中均未提到蓮花台。不過在其《太原縣誌》卷首《晉祠之圖》中，現蓮花台位置已繪有琉璃閣，且有基座。現存琉璃閣亦自有基座，故示意性的繪圖中之基座不好判斷是否為蓮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