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古代戲曲史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時期太原為歌舞繁盛之地，並有著胡漢交彙、中外交流的特點。宋金元時期是全國的雜劇中心之一，特別是元代湧現出一大批雜劇作家。明清時期，明代仍以演出北雜劇為主，到明末時昆曲傳入並流行；清代康乾時期梆子戲傳入，到鹹同時期形成中路梆子。
第一節 五代之前的樂舞及其演出場所
太原地區樂舞及倡優百戲傳統源遠流長，到魏晉南北朝更成為全國有名的歌舞繁盛之地。其原因既有對傳統的傳承，更是因為此期山西胡漢雜處，大量北方少數民族入居山西各地，匈奴、鮮卑、羯、氐紛紛建立政權，特別是北魏權臣爾朱榮、北齊高氏父子均以晉陽為基地，使少數民族甚至西域歌舞大量傳入。既有民間習俗作基礎，又有上自皇帝、下至朝臣貴族窮奢極欲生活方式的推動，太原地區歌舞優戲蔚然成風。隋唐五代時期，晉陽是統一政權的基地、北都，割據政權的都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進一步推進，成為全國歌舞百戲的中心之一。
一、南北朝時期以胡漢交融為特點的歌舞繁榮
早在戰國時期，以晉陽為基地的趙國就有了歌舞活動。“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又）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不類三代之樂”，透露出當時對三代歌舞進行改革的信息，且改革的趨勢是“其聲動人心”。《史記》還記載，趙烈侯好音，“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槍、石二人是”“鄭歌者”，可見烈侯所愛正是“動人心”的“淫聲”。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夔龍夔鳳紋編鎛5件，散虺紋編鎛14件，大小相次，音序相接。又有編磬1組13件，就是實物證據。
到南北朝時期，晉陽成為歌舞繁盛之區。由草原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將領，甚至大臣、帝王，因其民族習俗喜歌善舞，少有漢族士大夫的矜持與約束。契胡貴族、北魏權臣爾朱榮常駐晉陽，“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晉陽是北齊神武帝高歡的龍興發達之地，因此，神武帝在晉陽建了“大丞相府”，以晉陽為陪都。高氏父子酷愛歌舞，並躬自實踐。史載高歡曾“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文宣帝高洋則常常“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發胡服，雜衣錦采”。後主高恒“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自彈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一位“塗傅粉黛”後“躬自鼓舞”，一位“自能度曲”。“散發胡服”說明高洋演的是少數民族歌舞。高恒彈琵琶，使“胡兒”和樂，可能也是胡樂。豪放性格、歌舞才能加上人主之尊，上行下效勢所必然。
高恒還對歌舞人員濫加賞賜，其中包括許多西域人，“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齊末，“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如和士開，“其先為西域胡商”，因“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還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鹹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
太原地區發掘的一些北齊貴族墓葬，展示了他們豪華的樂舞生活。壽陽縣出土北齊河清元年（562）厙狄回洛墓一舞俑。該男子麵展笑容，頭戴尖頂胡帽，身穿敞領緊身寬袖至膝花絲綢袍，雙臂前展，雙拳虛握，膝屈腳翹，正在歡快起舞。舞俑從麵貌、舞姿、服飾看都是西域胡人無疑。其所穿舞衣肘以上袖管緊窄，而自肘以下突然張開呈喇叭狀。這種服飾最早見於戰國時期中山國王族墓出土的一件銀銅人燈，銅人左衽衣之袖管即是這種風格，但以這種寬袖渲染舞姿的做法，似乎開始於北魏。台灣曆史博物館藏有兩件該時期的舞女俑，河南宜陽縣豐裏鎮馬窯村楊機墓出土的樂俑等也穿這種衣袖。河北磁縣的兩件北齊女舞俑也繼續這種“喇叭袖”，後來且流行於唐朝。此式衣服最早出現於左衽銅人，左衽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胡人的典型特征，即所謂“披發左衽”。後來又出現於北族政權的北魏、北齊，很可能是北方胡人的服飾傳統。
太原出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睿墓，北壁和東西兩壁北端繪有宴饗行樂圖，北壁正壁婁睿夫婦頭戴花冠，身穿圓領金線錦袍服端坐於帷幔中，東西兩側則排列樂伎，西部一組五至六人女子樂隊，在吹笙、吹簫、吹笛和彈奏琵琶等。東側有男子舞伎，因漫漶，隻可看到豎箜篌和曲頸琵琶。太原出土的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則保留了完整的宴樂壁畫。徐顯秀夫婦坐於帷帳下的榻上，兩側前排左麵四名男樂伎，正演奏鐃鈸、五弦琴、曲頸琵琶和笛子。右側為四名女樂，演奏響板、豎箜篌、笙和琵琶。無論左右，琵琶均作反彈式。上列三位墓主人，厙狄回洛是代郡人，北齊大寧初年擔任朔州刺史，改任太子太師。去世後，追贈太尉、定州刺史。婁睿出身鮮卑望族，北齊外戚，是追隨高氏的高級將領，封東安王，以軍功進大司馬。徐顯秀是北齊政權的太尉太保尚書令，因作戰英勇，成為高歡的親信將領，進入東魏的政權高層，入北齊後封武安王。
不僅皇帝與貴族，普通百姓中也流行並創作樂舞，最典型的是做過並州刺史的蘭陵王孝瓘，即長恭，“常著假麵以對敵”，而被武士編演成《蘭陵王入陣曲》。不過學界流行的“著假麵”之說，《北齊書》的記載略有區別：
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麵，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正史記載未言其“著假麵”，而是“免胄”，即由於“胄”遮蓋麵孔而使人不識。
濃鬱的歌舞氛圍，使晉陽地區出現大批樂舞人才，其中有一位不知名的，“晉人有魏先生者，逸其名，無書不讀。隋初，太常議樂，先生調律度，金石絲竹各得其所。太常欲薦而官之，不可，賜帛二百段而歸寓雁門”。
綜上所述，南北朝時期，晉陽地區樂舞繁榮，特別是北齊時達到高潮。其演出的有歌、舞、樂，有的還伴有簡單的故事情節，高洋“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發胡服，雜衣錦采”，也有了一定的裝扮及化妝。其演出場所主要在宮殿、廳堂之內，往往與宴會相伴，為宴會助興。這個時期並州地區活躍著許多少數民族歌舞人員，特別是大量的西域樂舞伎湧入，使該地區整體上呈現出顯著的胡漢交融現象。
二、隋唐五代時期歌舞的進一步繁榮及表演舞台的出現
隋代最能反映晉陽地區歌舞情況的，是出土於太原晉源區虞弘墓的樂俑及槨座、槨壁浮雕與壁畫。虞弘先後在北齊、北周和隋朝任過官職，隋封為儀同三司，魚國人。虞弘夫婦合葬墓中出土伎樂男俑七件，分別抱箜篌、琵琶、銅鈸、笙、笛；樂伎女俑三件，分別抱排簫、琵琶、箜篌。石槨座前壁上欄右起第二、三、四、五、六5個龕內，均各存“剔地起突”浮雕樂舞伎二人，分別執曲頸琵琶、橫笛、五弦琴、腰鼓、箜篌、銅鈸等樂器，並邊吹邊舞、邊鼓邊舞，第三龕右側人物，則在五弦琴的伴奏下，不拿樂器，專事舞蹈。槨座後壁彩繪中，也有一龕內一位男伎正在另一樂伎的伴奏下歡快舞蹈。雕刻的“龕”，兩側均刻繪上下對柱，覆蓮礎，柱之對接處上下分別刻仰、覆蓮，柱頭又飾覆蓮，蓮彩為紅色。這種柱式極為少見，但太原地區有些同時期的造像碑裏的龕柱與其相似，現存太穀縣裏修村的古戲台前台石柱也刻作類似風格。柱間相牽擬帷幔者作紅、綠、黃諸色，概為對廳堂場景的模擬。
石槨壁又有三幅樂舞圖案，均為淺浮雕“減地平鈒”。槨內左壁南部一幅高95.5厘米，寬58厘米。分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約占三分之二，刻有一座高台，最底一層砌築部分向外斜出。其上即中部以角柱及束腰柱相隔，其中飾以圓形圖案。最上部分為護欄，以矮圓柱及兩道上栿組成，亦向外斜出成喇叭狀。座基、護欄均向外斜出的造型，整體上也略似“須彌座”。這座台子是用來表演的，台上三人手臂相牽，彎腿屈膝，兩側人物臉側向居中者，相互配合正歡快起舞。台下二人互視，全露者一人抱瓶，亦似受到台上舞者的感染。舞者頭頂雕忍冬纏枝似雲，飛鳥穿越其中。畫麵的下部飾以獅、馬圖案。此前的相關研究中，一直沒有發現漢代以後到唐中期以前關於露台的記載。馮俊傑先生說：“發展到中唐時期和五代末才先後出現了作為舞台使用的樂棚和露台。”這個發現，可將用作表演的露台曆史，推前到隋代，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填補劇場史空白的意義。但畫中的露台不好判斷建在什麼樣的場所，不過繪於墓中，既有可能是對現實生活中世俗場所如宮殿設施的反映，更有可能是對神廟的模仿。
再一幅槨壁雕刻是一幅宴樂圖。墓主人夫婦對坐於重簷攢尖頂亭式建築前的月台上宴飲，亭左右圍合的庭院內，除侍者外，台前正中一人正扭動勁舞，舞者似戴有羊麵具，腳趾亦飾著兩瓣，呈羊蹄狀。肩上披帛飄飛，腰部長綬帶揚起，下裳長至膝，裙裾亦作絮狀。腳踏邊飾雲紋，中心作環形圖案的地毯，舞姿動感十足。其左右各有樂者三人伴奏，分別執豎箜篌、橫笛、篳篥。下方，飾以兩組獅食人圖案，其中一幅獅將人頭吞入的同時，人已將劍插入獅腹。
虞弘墓中人物，無論主、仆、樂伎、舞伎，均高鼻深目，西域人形象。其所用樂器，彈琵琶等使用樂器的方式，以及舞蹈動作均西域風格。舞者飾以長長的彩色披帛、領巾，或腰係綬帶，或長袖，舞蹈時形成飄飄之勢。又均著緊身衣和長靿靴，更強化了西域舞蹈的勁悍風格。隋代晉陽地區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的盛況可見一斑。其表現出的演出場所有廳堂內、庭院中、田野上。而最可令人關注者，是有了露台，並用作表演。雖不是現實中的實物，但一定是以現實為模仿對象。
唐代晉陽也有歌舞以及在台上表演的記載。肅宗至德二年（757），叛將史思明圍攻太原，李光弼堅守，“思明宴城下，倡優居台上靳指天子”。廖奔先生判斷“倡優演出中戲弄皇帝，可見演的是帶有故事情節的戲劇。演出場所是在台上，其形式應是仿照當時的舞台演出，隻是這座台是臨時架設的罷了”。此前，李白回憶其遊樂晉祠時的情景：“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揚花似雪何，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瀉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遊樂時有歌舞“美人更唱舞羅衣”，唱得應該嘹亮動人，“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而歌舞者是“美人”，歌舞的時間是晚上“初月輝”時。太原出土的一件唐代舞俑則留下了彼時太原舞女的生動形象。該舞女頭梳椎髻，穿橙色窄袖衣，折襇高腰裙，表情陶醉。《踏搖娘》一類的歌舞戲也曾在晉陽一帶流行，並進行過改進。《舊唐書》記“近代優人頗改其製度，非舊旨也”。另外，還有唐代神廟祭祀表演的記載，唐李諲撰《妒神頌》碑文描述娘子關妒女祠祭賽活動：“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嚐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僚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峨峨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其中反映的巫覡主持、軍人參與祭祀活動，並有鼓樂演奏的情況，是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