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區向來是采取寬大政策的，如施政綱領第七條的規定：“對於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願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為如何，一律施行寬大政策，爭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或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於一切陰謀破壞邊區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仿此。”這是邊區對犯過錯誤的人的一貫態度。
（6）治安處罰法規
1942年2月，邊區製定了《違警罰暫行條例》。條例規定區級以下政府，對於違警以外任何案件，僅可進行偵查及調解，無審問，拘留與處決權。什麼叫“違警”行為？即違反治安的行為，包括妨害社會安寧之違警行為（如散布謠言煽動人心，私造火藥者，疏縱瘋人或狂犬奔突公路或入人宅者）；妨害秩序之違警行為（如無故亂放警號者，違法經營工商業者，旅店留住重大罪犯而不報告者）；妨害公務之違警行為（如無故損壞政府布告文件者，無故損壞部隊專用物件者，在政府機關門前喧嘩不聽禁止者）；妨害交通之違警行為（如無故損壞電杆或郵務設備，車輛不依規章登記標號者）；妨礙風化之違警行為（如遊蕩輕薄行為不檢者，公開演唱有傷抗日之戲曲者及變相賭博行為）；妨礙衛生之違警行為（如出賣毒質藥劑者，以符咒邪術治病者，將汙物投入井水者）等。以上違警行為如果情節嚴重違犯刑律者，移交司法機關審理；如果情節輕微，則由政府有關部門按違警罰處罰，根據違犯具體行為，可分別處以拘留、罰金、訓誡、沒收、停止營業數日或勒令歇業等行政處罰。
2.邊區司法組織機構建設簡況及其任務
陝甘寧邊區的司法機構及其任務，是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而設置的。其設置主要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檢察處、地方法院和高等分庭等。這些機構及其任務的設製，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障。
（1）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
陝甘寧邊區司法機構的建設及其任務，是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而建設的。中國共產黨為了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於1937年7月，主動將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改為的特區政府撤銷，特區政府原設的司法部和各省、縣、區的裁判部，也隨即撤銷。於同年9月6日，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受國民政府領導。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先於邊區政府成立，於同年7月9日即成立（見雷經天兩年半工作總結），是在原蘇維埃特區政府司法部的基礎上建立的。原司法部部長謝覺哉被任命為高等法院院長。至1950年1月，先後還有董必武、雷經天、李木庵、王子宜、馬錫五等人任過院長、代院長，駐延安城。民國28年4月4日公布的《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邊區高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之管轄，邊區參議會之監督，邊區政府之領導。”第六條規定：“高等法院管轄之事項如下：關於重要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關於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案件；關於不服地方法院之裁定而控告之案件；關於非訟事件。”高等法院內設檢察處、民事法庭、刑事法庭、書記室、看守所、總務科。高等法院院長由邊區政府任命，於1939年始，由邊區參議會選舉產生。高等法院之司法人員，由院長呈請邊區政府任命。高等法院的主要任務，在抗日戰爭時期，嚴格製裁漢奸、特務、叛徒和破壞邊區的反革命及壞分子，以鞏固邊區革命根據地，鞏固民主政權及維護法律秩序，保障革命的順利進行；處理民間糾紛，發展生產；教育犯人轉變惡習不再犯罪；教育大眾，從而減少社會上的犯罪事件。
各縣設有裁判處、裁判員和書記員，負責審理該縣的一審民刑案件。當時的審級製度，基本上實行兩級終審製，即以縣裁判處為第一審，邊區高等法院為第二審。如果當事人不服第一審判決，可依法向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1942年6月，陝甘寧邊區曾一度實行三級終審製。即在邊區政府下設“審判委員會”，管轄不服邊區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之上訴案件。實踐證明，實際糾正第二審不恰當的判決案件和錯誤案件並不多，而且這樣逐級上訴，判決不能及時生效，訴訟時間長，當事人花費大，對訴訟人不利，甚至勞民傷財，徒增訟累。因此，邊區政府於1944年2月撤銷了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司法審判仍改為二級製，邊區高等法院仍為終審法院。
高等法院雖然事煩人少，在院長的領導下，全體工作人員工作積極負責，能勝利完成黨和政府交給的各項司法審判任務。
（2）檢察處的建立及其任務
1937年7月9日，邊區高等法院成立。8月，內設檢察處，僅設有檢察員1人，由徐時奎（徐世奎）擔任（1937.8-1938春）。其職權由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高等法院檢察處，設檢察長及檢察員，獨立行使其檢察職權。檢察長的職權：執行檢察任務；指揮並監督檢察員工作；處理檢察之一切事務；分配並督促檢察案件之進行；決定案件之裁定或公訴。檢察員職權：關於案件之偵查；關於案件之裁定；關於證據之搜集；提起公訴，撰擬公訴書；協助擔當自訴；為訴訟當事人，或公益代表人；監督判決之執行；在執行職務時，如有必要，得谘請當地軍警幫助”。
各縣的檢察工作，因為沒有設檢察員，於1938年2月，邊區政府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決定，由各縣保安科科長兼代執行檢察任務。
1940年，正式成立了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檢察處，檢察長李木庵，檢察員劉臨福，駐延安城內大西山下辦公。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人民檢察機關。
1942年1月，邊區政府根據精兵簡政精神，決定撤銷了各級檢察機關，公訴職權由各級保安機關代行。
（3）地方法院及高等分庭
1941年，先後有延安市地方法院、綏德分區地方法院、新正分區地方法院、慶陽分區地方法院成立。因為邊區地域遼闊，交通不變，人民訴訟多為不便。為了便利訴訟起見，於1943年4月4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出文決定邊區各分區設立高等法院分庭，代表高等法院管理轄區內各縣第一審判決上訴之案件，並經邊區政府第43次政務會議通過，頒布了《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分庭組織條例》。各分庭庭長推事人選經邊區政府政務會議通過，任命綏德高等法院分庭庭長喬鬆山，推事史文秀；隴東分庭庭長馬錫五，推事石靜山；關中分庭庭長張仲良，推事缺；三邊分庭庭長羅成德，推事陳思恭。各分庭書記員，由各專員選任。同時，各分區原設之地方法院除延安市外，綏德、新正、慶陽等地方法院宣布裁撤。這一組織決定，是馬錫五之所以能夠直接審理上訴案件的組織保障。
抗日戰爭時期，隴東分庭管轄華池、慶陽、曲子、環縣、合水、鎮元六縣裁判處（1943年改為縣司法處）的第二審案件。
3.邊區的司法製度
邊區的司法製度是新民主主義的司法製度。主要製度有：審級製度、管轄製度及訴訟程序等。這些製度的製定和實施，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依據。它不僅保障了邊區政權的穩固和社會治安的穩定，打擊了各種反動勢力，調動了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我黨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充分反映了陝甘寧邊區司法公正為民的本質特征，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和其中蘊涵的特殊規律，為我國新時期搞好法製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借鑒。
邊區的司法製度既不同於中國舊的封建司法製度，也不同於歐美日本的資本主義司法製度，與蘇聯的社會主義司法製度也有區別。它是邊區人民和邊區司法審判人員，在黨中央、邊區政府領導下獨創的一種新型的新民主主義的司法製度。
（1）司法製度的特點
第一，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司法製度，也就是各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司法製度。
第二，司法機關實行過渡性的一元化領導。除高等法院院長由邊區參議會選舉外，其他審判機關領導由政府領導兼任，如高等法院分庭庭長由分區專員兼任，縣司法處處長由縣長兼任。
第三，法院的組織分為法庭、檢查處、書記室及看守所四個部分，而法庭有民事、刑事和軍事法庭之分。軍事法庭附設於八路軍後方政治部，但仍屬於法院。
第四，司法審判獨立。審判、檢察、司法行政都集中法院，實行三者一體製。
第五，訴訟製度先實行三級三審製，後改為二級二審製。
（2）主要製度
第一，審級製度
法律規定訴訟案件須經幾級法院審理才作終結的製度。蘇維埃政權時期，實行四級二審製，從下至上，設區裁判部法庭，縣裁判部法庭，省裁判部法庭和最高法院四級司法機關，實行兩審終審製。1934年4月8日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規定：“如區為初審機關，則縣為終審機關；縣為初審機關，則省為終審機關；省為初審機關，則最高法院為終審機關。任何案件經這兩審之後，不能再上訴。”邊區高等法院建立初期，參照蘇維埃的訴訟程序，根據邊區的實際情況，從團結各民族各階級階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出發，發布了決議、指示等多種法律文件，確立了邊區的審級製度。
從1937年7月至1942年8月，形式上規定為三級三審終審製，實際上是實行兩級兩審終審製，縣承審員（裁判員）為初審，作出的裁判，如果當事人不服，可以上訴到高等法院，不服二審判決者，法律規定可上訴到國民黨最高法院。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一直未公開正式承認邊區政府，所以邊區高等法院與國民黨最高法院未發生工作關係，因此，邊區高等法院的判決，即為終審判決，故實際上是兩級兩審製。但邊區人民不服邊區高等法院的判決時，常常到邊區政府上訴，邊區政府指示高等法院依再審程序處理即為終審。但在執行中比較紊亂，有的縣裁判員把本屬自己處理的案件，因沒有把握就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不按法定審判職權範圍，案無大小，不問審級，來者不拒的現象經常發生。尤其是1940年比較突出。
1942年8月至1944年2月，實行三級三審製。縣司法處和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級，邊區高等法院和邊區高等法院分庭為第二審級，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為第三審級。這一階段一審、二審嚴格分開，除特殊重大案件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經縣司法處或地方法院判決，不能直接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糾正了過去不按法定審級訴訟的紊亂現象，有利於訴訟活動的順利開展。但一度又出現過另一種傾向，即一些司法幹部機械地執行審級管轄，對不懂審級管轄的群眾訴訟，用一紙“原告之訴駁回”的裁定推出了事。後經邊區政府批評和高等法院指示教育，才對審級不合的當事人，進行口頭解釋，將訴狀交當事人或法院代轉應管之法院訴訟。
1944年2月至1950年1月，由於撤銷了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所以實行兩級兩審製，即縣司法處（縣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為初審機關，高等法院或高等分庭為終審機關。當事人不服高等分庭判決，可向高等法院申訴，高等法院對分庭判決可以審查，但不是又一審級。
對於在邊區實行三級三審，還是兩級兩審製度，在司法領導幹部中存在尖銳分歧和爭論，以李木庵為代表的一部分人認為三級三審各國都在實行，已成國際司法的慣例，而且邊區司法幹部多係工農出身的幹部，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識淺薄，司法技術缺乏，增加一個審級是一種補救辦法。因為審級關係到人民的權利，多一審級就使訴訟人多一次的希望權，這對判決死刑的人最是關鍵。實行兩級兩審，而無三審，就是剝奪了人民的希望權。據此，李木庵，張曙時、何思敬、朱嬰等人在第二屆參議會期間，以新法學會的名義提議邊區設立第三審司法機關，這個提案雖未通過，但會議決定保留。1942年6月，李木庵接任代理高等法院院長以後，朱嬰繼續向邊區政府建議，設立邊區終審機關，邊區政府同意了朱嬰的意見，於6月邊區政府政務委員會通過成立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作為第三審。但是，實踐證明，三級審判，弊多利少，因此，審判委員會隻存在一年多，於1944年即行撤銷；另一種意見是以雷經天院長為代表，認為蘇維埃時期實行四級兩審製，邊區以縣裁判員為第一級初審機關，高等法院為第二級終審機關。實行兩級兩審的實踐證明，既有利於及時打擊敵人，又能方便群眾訴訟，是適應戰爭環境行之有效的審級製度。邊區雖屬抗戰的後方，有著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但從全局看，仍處在戰爭環境中，因此審級不能過多，特別是各級司法機關都在同級政府領導之下，審判工作受政府監督，就能有效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利。審判委員會作為終審機關，增加了一個審級，不但沒有給人民帶來便利，反而拖延訴訟，增加訟累，實踐也證明兩審終審比三審終審優越，適應農村和戰爭環境。因此，在邊區存在的13年中，大多數時間裏，實行的是兩級終審製。
第二，管轄製度
管轄民事、刑事、行政及軍事訴訟案件。
第三，訴訟程序
訴訟當事人口訴書訴有同等效力，不收訴訟費，此訴訟程序簡便。
1943年7月5日，高等法院代院長李木庵以快板詩的形式，發布通俗易懂的訴訟布告：
近聞人民訴訟，
請人代寫狀稿。
花錢動輒盈千，
窮人真受不了。
法院便利人民，
允許口頭控告。
有員代寫狀詞，
費用分文不要。
特此布告周知，
望勿自增煩惱。
之所以邊區的訴訟程序很簡便，這是為了便利人民。國民政府訴訟程序采用八大原則：原被告平等原則；公開辯論原則；直接審理主義原則；真實發現主義；重證不重供原則；經濟主義原則；不訴不理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邊區采用其中①、③、④、⑤、⑥五種，不采用②、⑦、⑧三種。因為隻要有確實證據，不一定要舉行公開辯論。由於邊區交通不便，要原被告同時到庭辯論，也是很困難的。同時民事本來不告不理，但邊區一般人民沒有法律知識，他自己應得的權利往往不知道請求，這樣法院如果不代為主張，就是沒有作到為人民謀利益的本旨。法院是為人民解決實際問題的，第一次未解決了，第二次還是要替他解決，不是判決了就再不管了，所以在邊區一事不再理也不適用。還有訴訟不交任何費用，書麵告狀，口頭告狀都得受理。民事案件受理時，都要先經過調解程序，如調解實在不能成立，才得根據法律或合理原則予以判決。
第四，實行公開、陪審、公審、辯護製度
法庭實行公開審判，除個人隱私和重大機密事件外其他案件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允許群眾旁聽，允許記者旁聽報道。
公審，即群眾參加的公審大會，法官為主審，群眾選出的代表為陪審員，參加群眾有時多達數千人。
邊區時期沒有律師辯護，當事人可以委托機關單位領導、親屬代為訴訟辯護。
審問采用解釋說服的方式。
審判案件堅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
第五，實行上訴製度，凡不服第一審判決，均可上訴到二審法院處理。
第六，實行死刑上報複核製度。凡判處死刑的案件，均要呈報邊區政府主席審核批準。
第七，實行批答製度，以彌補法律的不足。
批答製度是從1937年7月高等法院成立以來，就建立起來的司法審判製度。高等法院通過批答來貫徹黨的政策、法令，以彌補當時法律條文的不足。批答的主要事項，即對各分庭，縣司法處（縣人民法院）、監獄看守所所提出的疑難問題的詢問，有關審判的具體程序，適用法律，案件處理的請示報告，月報等實施具體答複。
高等法院堅持有問必答的批答作風，解決了下屬各單位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防止可能出現的錯誤傾向，使各級審判機關和監獄正確貫徹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法令，尤其是對廣大司法幹部業務水平的提高，正確適用法律政策，提高審判效率和對案件的正確處理給予有力的領導。
第八，實行檢討製度，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審判作風。第九，刑罰從輕。廢除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刑期為五年，後改為十年。拘役改為苦役（勞役），勞役犯不拘禁，一般派在機關單位勞動改造或為軍工烈屬耕種土地，比國民黨的將罪犯拘禁起來好處多，既改造了罪犯，又增加了生產勞動力。邊區刑罰不采取“報複”的手段，采用教育感化的方針。
第十，對犯人實行教育感化政策，對認罪服法改造轉變快的犯人，實行假釋製度，對犯人的生活盡可能地改善，並組織識字、讀報、寫信、娛樂活動，嚴禁肉刑體罰。
第十一，法官下鄉就地審判。
第十二，組織巡回法庭，便利人民訴訟。
第十三，人民法庭審判破壞土改的罪犯和敵偽分子破壞邊區的案件。
馬錫五審判方式，是陝甘寧邊區紅色政權政治製度和邊區人民司法製度的必然產物，是邊區廣大法官智慧的結晶，是黨的群眾路線、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民主建國方針政策在邊區司法審判工作中的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