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是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被人們稱為“革命聖地”。就在這塊革命聖地，產生、發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陝甘寧邊區人民革命法律製度。這些法律製度雖然在中國法製史的長河中孕育流經短暫的13個春秋，但沿革清晰、內容豐富、特點鮮明，著稱於世。它既不同於資本主義法製，也不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法製，也區別於封建專製的法製，它是新型的人民民主法製，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和法律觀為指導思想，用革命的暴力在局部地區打碎反動國家機器的民主政治的產物，是邊區工農大眾意誌和利益的直接體現，是黨中央在邊區時期的政策的具體化，是鎮壓敵人，保護邊區政權的重要工具。
陝甘寧邊區是新民主主義的法製社會。法製建設以直接服務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及保衛邊區工農業生產，保衛邊區政權，保護人民合法權益為使命。
在創建人民法製的過程中，邊區的廣大司法幹部，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克服了重重困難，堅守工作崗位，調解審判處理了大量民事、刑事等案件，湧現出許許多多受人民歡迎愛戴的優秀法官。馬錫五就是其中最突出最具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他創造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為我國人民法製史，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和思想基礎的，它的產生是人民司法製度之發展完善的必然結果。
（一）人民政權的建立是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的政治基礎
列寧曾指出：“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於零。”
陝甘寧邊區法製的產生，是同中國共產黨人劉誌丹、謝子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的陝甘邊及陝北武裝鬥爭的發展，以及毛澤東等領導的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密切相關的，它是伴隨著陝甘寧邊區政府的誕生而產生的。沒有陝甘邊區和陝北的武裝鬥爭，沒有陝甘寧邊區政權的建立，也就沒有陝甘寧邊區法製的產生和建設，也就不會產生馬錫五審判方式。
1.南梁遊擊隊的建立
1928年4月，中國共產黨陝北特別委員會（簡稱陝北特委，屬中共陝西省委領導）成立。在陝北特委的領導下，開始創建紅軍，開展遊擊戰爭，開辟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七八月間，中共陝西省委任命劉誌丹為陝北特委軍委書記、謝子長任軍委委員，先後在陝北領導創建革命武裝的工作。從1930年春開始，劉誌丹、謝子長多次組織兵變，以改造反動武裝為革命武裝，但每次都遭到失敗。直到1931年9月，劉誌丹、馬錫五進入華池縣南梁地區，收編了趙連璧、楊丕勝、賈生才三支武裝，終於組建起一支獨立的革命武裝隊伍――南梁遊擊隊。10月20日，南梁遊擊隊與閻紅彥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在南梁林錦廟會合。10月30日，謝子長奉陝西省委之命到南梁，並主持黨團會議。次年1月兩支部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
1932年2月上旬，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謝子長、劉誌丹、閻紅彥等先後為總指揮，成為西北地區第一支紅軍遊擊隊。
2.照金蘇區的建立
1932年3月22日，幾十個村的農民聚集在隴東正寧縣寺村原，在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的指導下，召開大會，宣告“革命委員會”成立。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鬥爭，沒收土豪的土地、糧食、牛羊和財物，分配給貧苦農民，在農村先後成立了貧農會，赤衛軍，少先隊等群眾組織。
12月24日，陝甘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二團（簡稱紅二團），團長王世泰，團政委杜衡，在耀縣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蘇區。
1933年3月8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別委員會（簡稱陝甘邊特委）在兔兒梁成立，書記金理科，軍委書記習仲勳，團委書記師克壽，同時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簡稱邊總指）成立，總指揮李妙齋，政治委員張秀山。陝甘邊特委和邊總指的任務是開展地方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分糧食、抗租、抗稅，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展地方遊擊戰爭。
4月5日，在薛家寨召開了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會上，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選舉農民代表周冬至為主席，習仲勳為副主席，下設土地委員、糧食委員、經濟委員、文化教育委員、內務委員、肅反委員和赤衛軍總指揮部等。駐薛家寨。8月，在陳家坡召開了陝甘邊區黨政軍聯席會議，各部紅軍連以上幹部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了“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王泰吉，政治委員高崗，政治部主任黃子文，並決定堅持陝甘邊區革命鬥爭，保衛照金根據地。
11月，陝甘邊特委，革命委員會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接受劉誌丹的建議，決定撤銷陝甘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複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同時，將陝甘邊和陝北遊擊戰爭作為一個戰略全局，劃分為三個戰略區：陝北為一個戰略區，成立一路遊擊隊總指揮部；以南梁為中心的橋山山脈中段的陝甘邊各縣為一個戰略區，成立二路遊擊隊總指揮部；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及渭北為一個戰略區，成立三路遊擊隊總指揮部。三個戰略區以南梁為中心區域，將軍事後方移至南梁地區，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在南梁地區居中策應。
這次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作出的重要戰略決策，表現了陝甘邊的黨和紅軍領導人在逐漸成熟，開始認識了陝甘邊和陝北遊擊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3.南梁蘇區的建立
1933年11月7日，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在葫蘆河地區的蓮花寺成立，師長王泰吉，政委高崗，參謀長劉誌丹，下轄第三團和騎兵團，共500餘人，開始創建的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4年2月，南梁根據地擴大到大梁山以北，開辟了洛河上遊瓦子川、聖子川、義正川、樊川、吳堡川等地，並普遍建立了鄉村政權。
2月25日，在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作為陝甘邊區的最高臨時政權機關。主席習仲勳，副主席白天章（後為賈生秀）。下設土地（委員長張步清）、勞動（委員長張欽賢）、財政（委員長楊玉亭）、糧食（委員長解誌錄）、肅反（委員長賈生秀）、軍事（委員長邊金山）文化等委員會。
4.陝甘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1934年2月，楊虎城部糾集陝甘兩省的軍閥，共八個團，約萬餘人，發動了對南梁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紅四十二師在劉誌丹領導下，曆時三個月，轉戰於根據地內外，於5月下旬，粉碎了“圍剿”，並擴大了南梁根據地。以南梁為中心的遊擊戰爭，向四麵八方擴展：自北向東，沿洛河迄吳起鎮，經保安、甘泉、富縣、洛川中部，而達宜君的五裏鎮；由五裏鎮西折，沿“北山”之堯山（蒲城）、將軍山（富平）、嵯峨山（三原）而達涇河；由南轉西再北上，沿涇河北岸的淳化、三水（旬邑），轉入馬蓮河流域的寧縣（含正寧）、慶陽（含合水），直達慶陽、環縣、定邊三縣的交界，近20個縣的廣大地區，東西約400裏，南北約600裏。
5月28日，紅四十二師黨委會在南梁的寨子灣召開會議，決定恢複中共陝甘邊區特委，並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決定由張秀山任特委書記（後惠子俊任特委書記），劉誌丹任軍委主席，王世泰等12人為軍委委員，楊森任紅四十二師師長，高崗任政委。這是一次加強黨的領導，推動根據地武裝鬥爭和政權建設的重要會議。
7月，陝甘邊特委作出《關於陝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要求創建陝甘邊區的中心蘇維埃區域，轉變臨時政權，立即頒布法令，規定施政方針，以鞏固南梁根據地，並指示在十月革命紀念日正式成立蘇維埃政府。
9月19日，成立紅一團，團長陳國棟，政委張仲良，為保衛陝甘邊南區的主力紅軍。
10月10日，在慶陽、保安、安塞遊擊隊支隊的基礎上，成立了紅二團，團長劉景範，政委胡彥英，成為保衛陝甘邊東區的主力紅軍。
10月20日，成立西北抗日義勇軍，司令郭寶珊，政治部主任任浪花。
11月，消滅了慶北地區民團，建立了慶北蘇區。11月上旬，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荔園堡召開了陝甘邊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陝甘邊黨政軍負責人惠子俊、習仲勳、劉誌丹、蔡子偉、張秀山、張策、黃子文、楊森等，以及工農代表300多人。大會討論並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土地決議案》《財政決議案》和《糧食決議案》等重要文件。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赤衛軍總指揮部，主席習仲勳，副主席賈生秀、牛永清，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土地委員李生華、勞動委員張欽賢、財政委員楊玉亭、糧食委員呼誌祿、肅反委員郝文明、工農監檢委員惠子俊、文化委員蔡子偉（兼）、婦女委員高敏珍、秘書長蔡子偉（先）張文華；軍事委員會主席劉誌丹。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駐南梁寨子灣辦公。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各縣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11月7日，華池縣蘇維埃政府在河溝門成立，主席賈生秀，副主席李彥；
11月，赤安縣蘇維埃政府在吳堡川米家溝成立，主席邊金山，秘書張策；
12月，慶北縣蘇維埃政府在柿灣溝柏樹掌成立，主席強家珍，副主席高世清等等。
各級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在蘇維埃區域內，開始了分配土地的鬥爭。
1934年冬，在陝甘邊的中心區域的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等九條川道，首先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鏟除封建剝削的鬥爭。
5.陝北蘇維埃政權的創建
1927年10月，在中共組織人領導下，暴發了清澗起義。1932年春，經中共陝北特委和延川特委批準劉善忠、高朗亭等在延川、收繳了國民黨地方民團的槍支，組建紅軍西北先鋒隊，到1934年下半年，陝北特委建立了十多支的遊擊隊，建立了七個縣級革命委員會。
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奉上海臨時中央局指示，委派謝子長為西北軍事特派員，回陝北領導遊擊戰爭。年底謝子長從北平回到陝北。後中共中央派郭洪濤、李鐵輪到陝北。1934年3月，陝北遊擊戰爭在府穀、神木、橫山、靖邊、安定、延川、清澗、吳堡、綏德、米脂、佳縣等縣開展起來，尤以神木南、米脂東、安定西、清澗東形勢最好，形成幾十個，上百個村莊連成一片的遊擊根據地。1934年底，陝北有了一個紅軍主力師，幾十個紅軍遊擊支隊和獨立團，建立陝北根據地的革命政權的條件已經成熟。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白廟岔召開了陝北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50餘人，會期三天，會上，討論並通過了《陝北蘇維埃政府組織法》《選舉法》《土地法》《勞動法》和《婚姻法》等基本法規，並選舉產生了陝北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選舉馬明方為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崔田民、霍維德為副主席，下設：秘書處，秘書長惠子明，還設有土地、糧食、勞動、財經、經濟、文教等委員會及保衛局、貿易局等，駐瓦窯堡。接著安定、秀延、綏、米、佳、吳等縣的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從省到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府，在陝北革命根據地普遍建立起來。
劉誌丹和謝子長，在創建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
6.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建立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西北蘇區吳起鎮。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灣召開了會議，決定派張聞天、博古、劉少奇、鄧發、董必武、李維漢等率中央機關從下寺灣到瓦窯堡，建立黨政機關，並調查處理西北“肅反”問題。張聞天等到瓦窯堡，組成了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張聞天。11月底，給劉誌丹等遭錯誤肅反被關押、被錯誤處理的同誌平了反，解決了錯誤肅反問題。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蘇維埃中央政府到達西北蘇區以後，11月下旬，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對記者的談話。11月28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等等。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布告》，稱為統一和加強西北各省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使中國西北各省蘇維埃運動在更鞏固的基礎上更猛烈地發展起來，茲決定在西北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主席為博古，下設：
財政部（部長林伯渠）
糧食部（部長鄧發）
土地部（部長王觀瀾）
國民經濟部（部長崔田民）
教育部（部長徐特立）
司法內務部（部長蔡樹藩）
工農檢查局（局長羅梓銘）
勞動部（部長鄧振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下設之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在西北蘇區繼續行使權力。
轄陝北、陝甘兩個省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區。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西北辦事處從誌丹進駐延安。自此，延安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西北蘇區的中心。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形勢急迫。9月6日，西北辦事處更名改製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經中共中央決定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方、高崗九人為邊區政府委員（也稱主席團委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宣告邊區政府正式成立，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黨的方針政策是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的思想基礎
馬錫五土生土長在西北革命根據地，1930年參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馬錫五先後做過我黨對國民黨軍隊的兵運工作，跟隨劉誌丹組織紅色武裝，參加了創建西北蘇區的鬥爭，以後曆任陝甘邊區糧食部部長，陝甘省國民經濟部部長，陝甘寧省蘇維埃主席，陝甘寧邊區慶環專區和隴東專區的副專員、專員等職。
馬錫五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堅決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一絲不苟地堅持黨的實事求是、聯係群眾路線，熱心為廣大貧苦群眾服務。
一切工作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我黨和國家製定一切政策、法律的出發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就是要求人們辦一切事情要從實際出發。毛澤東主席於1937年7月發表的《實踐論》一文中講：“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曆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就是說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社會和曆史發展的實際去看問題，處理問題，因此不能實事求是地看問題，也不能客觀地解決問題。
1.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1942年，邊區組織力量對陝北人民的生產生活、風俗習慣進行了調查研究，並寫出專題報告。對邊區法製建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成為人民法製史上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典範。這對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影響很大。
2.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實質。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審判工作上的具體運用。馬錫五在具體工作中，嚴格執行黨的政策，深入群眾，聯係群眾，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出色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如在1939年，環縣曾發生土匪武裝叛亂事件。慶環地委、專署和軍分區，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迅速粉碎了這一武裝叛亂。平叛後，馬錫五去做善後工作，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被俘人員中，多數是當地被叛匪威脅參與的農民。馬錫五根據黨的實事求是的政策精神，對被威脅的農民采取區別對待的方針，對匪首和罪惡嚴重的叛亂分子，堅決給予懲辦，對於被脅迫的農民，則不僅免予刑事處分，且經教育後釋放，讓其回家生產，並通知所在地方政府，教育群眾，不要歧視這些人，對於生活困難者，要給予救濟。這樣，既挽救了被脅迫的農民本人，又爭取了他們的家屬親友，對安定社會秩序起了積極作用。後來，在邊區政府召開的專員、縣長聯席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曾專門接見了馬錫五同誌，聽取他的彙報，並讚揚他善於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了黨的政策。
馬錫五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過艱苦的鬥爭實踐的鍛煉，特別是1942年偉大的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三）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是人民司法製度發展、完善的必然結果
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在1943年和1944年間。這兩年是邊區人民司法製度發展的中興時期。從1937年，邊區政府建立至1944年這七年多的時間中，邊區政府、邊區參議會及邊區高等法院，製定了大量大政方針和法律法規。關於法律法規的製定方麵有：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法》（就是民主的政治。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組織法》（政府、司法機關組織法）《訴訟法》《民、刑法》《婚姻法》《經濟法》《調解法》《違警罰法》（治安處罰）《繼承法》《監所法規》《優抗優軍法》等幾十種。這些法律法規的製定頒布，是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的法律基礎。
1.邊區法律法規建設簡況
（1）憲政法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是邊區法治委員會起草的，報經1939年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以較長的時間討論、補充和修改後，於2月1日大會在民主熱烈的氣氛中通過。本綱領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期間為邊區一切工作之準繩，具有憲法的職能，是邊區的根本法，其他單行法規、條例都不能違背它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