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跟台灣作家戲劇性地見麵，就像發生在昨天。
九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筆會。臨行前聽說台灣作家也去參加，我挺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麵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之間，起名按舞字排行，下綴一個動物名。她叫舞燕，妹妹叫舞鳳、舞鸞，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台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台灣關係吧？”文化大革命期間，有親屬在台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嶽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消息。也許他們真到了台灣吧？”她就叫我見到台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七十年代末我寫了篇叫《尋訪畫兒韓》。不久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打聽落榜原因，“傳說”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台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幸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台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不料此後倒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台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台灣作品的興致。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此願望，送我一堆台灣，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略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餘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既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獲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屈，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唯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台灣同行見麵，增長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麵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會找台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膚一樣黃，要分辨出那一位來自台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裏鶴立雞群。這是台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甭客氣”。我聽了一楞，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是這麼突然出現在麵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打消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閑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地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麵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作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煙鬥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你。我看過您畫的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是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地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煙？”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煙叫忌煙！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我幹脆隨他坐在台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麵時那股別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台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人？”他說：“好像是的。”我問：“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全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位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台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嶽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嶽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緣情分總重於後天觀念形態吧。隨著會議進行，兩岸作家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由隻點頭變為出聲寒暄，由應酬式的寒暄又變為較深入地談心。日本接待人員看在眼裏，接待方法就跟著變化。開始時每逢外出，他們都把兩岸作家分別請上兩輛車，唯恐碰到一起不便。後來卻專門騰出輛專車，笑嘻嘻招手說：“中國作家，都上這一輛車吧。”
分手那天，王藍來到我的房間，送我一本畫冊。我把《煙壺》送他作紀念。我問他：“如果我選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陸發表，你不反對嗎？”他說：“當然可以，不過，不必說問過我吧。”他又一次對我說，見到舞麟會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訴他。
回北京後，我告訴嶽母二叔一家確實在台灣，二叔是教員，二嬸是演員，現在她還在拍電視劇。全家人聽了好幾天都處於喜悅興奮狀態中。
我把王藍的畫選出一組，送到雜誌發表，並且寫了一篇介紹。（但沒說這畫是怎樣得到，更沒說我倆見過麵。那時還沒這麼大膽）有一天，忽然有位長者找到我家，對我驗明正身後，便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問道：“你介紹的王藍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我看了連說：“正是。”他說：“我是王藍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計你見過了王藍，我來打聽一下他的近況……”輪到我說話時他是那樣神情專注，又用天津鄉音打聽我和王藍相會的細節，那種手足之親，關切之情令我難忘。
大概是從這開始，我對兩岸文學界交流熱心起來。凡這方麵有事找到我，搖旗呐喊也罷，站腳助威也行，都願盡一分炎黃子孫的責任。這一來也才知道自己遠非最先覺悟者，熱心此事的作家，兩岸都大有人在。在談到促進兩岸交流，加深了解，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振興民族文化時，有時是很難分辨出誰來自海峽的那一側。
我終於要踏上美麗、親切的台島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過程中，台灣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勞力。但我不想用“謝”字來衝淡同胞之情手足之義。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幸運和自豪，因為世界終究還是按我們意誌變得更可親可愛了。
我隻想大喊一聲：“我高興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的吃
近見報載，台灣食品業進軍大陸，打開市場，不僅到處可見“康師傅”、“八寶粥”，而且有了數家台灣餐館。這使我頗感興趣。
年初我去了一趟台灣，若問我參加什麼活動最多，我回答就一個字：吃！
中國人的愛吃，毫不受政治信仰的影響。兩岸在這一點上倒都保持了民族傳統。在大陸我常逃避應酬飯局。可到台灣後機會難得，盛情難卻，便全力以赴。有一晚我就吃了四頓晚飯外加兩次夜宵，幾個月節食的成績全部報廢，還差點得罪一位朋友。盛蘭京劇團團長，著名小生馬玉琪約我吃飯時，我再也騰不出時間也騰不開肚子了，他在遺憾之餘竟提出個條件：“那你得接受我個紅包，等你肚子空了自己吃去！來台灣一趟，連頓飯都不吃我的，算什麼朋友？”
接風吃，洗塵吃，開會吃，送行吃，親戚歡聚吃，朋友重逢吃……吃的結果，我得出個結論：要品嚐各菜係的味道，還得回大陸。台灣吃的是服務態度，環境氣氛，餐具排場。
大陸一些大酒店的烹調，也已走向“公式化”、“官中活”。但究竟四川菜還帶點四川味道，山東菜還有點山東色彩。而台灣的川菜館也好，魯菜館也好，都被改造創新得成了新品種：四川菜不加麻辣，單放一盤辣椒油由客人自便；山東菜加糖而甜淡，江蘇菜油大而味厚。兩位朋友請我上“京兆尹”，“京兆尹”是台灣著名的北京小吃店，一看菜單，豌豆黃，芸豆卷，艾窩窩，晶糕，奶酪……幾乎“仿膳”有的小吃都有，我要一盤晶糕，端上來一看近黑色，咬一口是草莓味。一打聽原來台灣不出山楂，原料就用的代用品！過一會又端上來一盤下邊墊著銀色鋁箔，上邊點著大紅棗的白色點心，我問：“這是什麼？”服務小姐笑道：“這就是北京的艾窩窩呀！”
盡管如此，每到飯口，所有飯館卻都座無虛席。
我問朋友，台灣這麼愛吃，經濟這幾年又很發展，怎麼在別的方麵繼承傳統文化頗有成績，唯獨在烹調技術上沒大起色？
他們說：“台灣有錢，可是沒有人材，人們到各省風味的店裏來帶有懷鄉心態，味道倒是其次的了。”說完他又給我舉了個例子，台灣某京劇戲校，每年經費是北京戲校經費的四十倍。可是它隻有二十來位教師，而北京戲校聽說有二百位教師！光有錢沒人不行，兩岸要是在這方麵也來個互補，中國人的福氣可就大多了。
台灣也有好吃的東西，那得上小食攤，大排檔去找。
我到台北有名的華西街去逛夜市，在那裏吃到了地道的台灣小吃，華西街大概類似北京的老天橋，有耍把式賣大力丸的、有舉著杠子賣膏藥的、有賣各種從大陸運來的假古董和工藝品水貨的。以上的這些都有假冒偽劣之嫌，唯獨賣小吃的貨真價實。賣蛇羹迎街擺一張桌子，桌上就放著兩條活蛇，一個站在桌旁用鐵針釺挑逗那兩條蛇，您要吃指定一條，現殺現燉，殺的時候還用碗接下鮮血來摻進酒中請您“立即進補”。賣甲魚湯的則是一條壯漢，像健美運動員似的露著兩膀子肌肉，指著一盆活甲魚發表演講，連大陸馬家軍取得體育成績都成為其演講內容，說是鱉這東西給咱們運動員作過貢獻，其效能經過考驗。
園環則有便宜可口的“蠔仔煎”、“炒生螺”、“醉蝦”之類海鮮。在台中隻吃到有名的“台中肉圓”，沒嚐“當歸雞”是什麼味，因為我想大概跟香港廣東的藥膳差不多。在台南也上夜市閑逛，老遠看到霓虹燈大招牌，上寫“棺材板”三個紅色大字。心想：“不管怎麼說，棺材板這東西總是不大吉利的商品吧，怎麼也到消閑夜市來賣，而且廣告做得這麼大？”走近一看，竟是一種油炸麵包，裏邊加了餡！不過那麵包確實切成長方形，上邊還加了個蓋，與棺材頗為形似。朋友勸我嚐一嚐，我猶豫再三，雖然覺得有點別扭，還是下決心嚐了一塊，竟意外的好吃。這些東西，在大陸從沒見過，無法比較，也不知它現在與以前有沒什麼不同。所以我覺得滿意，認為它們才代表台灣的飲食文化，烹調風格。
由大陸帶傳到台灣去的吃食也有保持住原有特色的，有兩樣東西不僅沒變味，我認為比大陸現在的產品還地道。一是山東大鍋餅，一是蘇州“采芝齋”小食品。山東人做鍋餅要往裏邊嗆幹麵，就是把和好的麵攤在案板上往裏摻大量生麵粉，這是力氣活，用手是幹不來的。必須案板上放個杠子，一頭插進牆上的鐵環裏，一頭坐上個大小夥子，坐在杠子頭上用全身力量往下壓！邊壓邊移動，來回要壓幾十遍，才能把麵和勻。這種活費人工，卻沒多大利潤，前些年在大陸已沒人經營。偶爾有賣的，也經過了“技術革新”。革新辦法不是減化加工就是增加水分。其實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做出來再不是那個味道。台灣做這生意的全是山東老兵。老兵沒多少文化，可有的是力氣，選擇別的職業有困難，而做這個則是一絕。台灣山東人不少，做出來就有人買，吃的就是那個家鄉味。他們不敢革新，怕丟了主顧。結果倒是保存了地道原來風味。“采芝齋”的瓜子、糖果也仍是老蘇州小食品的味道，它為什麼沒變化，我就不知道了。當然還有些食品是想變味也變不了的。我在台灣碰到山東老鄉賣烤白薯。盡管有台胞還習慣用日語管這叫“牙克依依毛”，那味道跟大陸的烤白薯絕沒什麼兩樣。
台灣的食品經營倒是有個特別的長處，就是“先嚐後買”。大陸也有的東西“先嚐後買”，比如有的地方賣糖果，有的個體戶賣葡萄，賣棗兒。品種既少，嚐了不買其臉色又不大好看。台灣卻不受品種的限製，而且嚴守和氣生財的原則。賣烤魚幹可嚐，賣醬牛肉可嚐，連賣茶湯，賣涼粉，賣八寶粥的也預備幾個小碗，專供品嚐用。我去台南，進入市區之前照例要先洗車，汽車洗澡的工夫我就去參觀路邊的食品市場。來到一個攤前，想弄清他賣的是茶湯還是藕粉，剛站住腳，那老板娘就笑，拿過碗來對我說：“我衝一點您先嚐嚐，對口味再買，不要買了不愛喝。”她剛衝好，我們的車洗完開來了。我連忙道歉。那老板娘卻說：“沒關係，差點耽誤你上車，不好意思。下次來再嚐。”我想若在大陸，倒是會弄得我不好意思的。
“康師傅”、“八寶粥”都很好吃，能進入大陸是好事。但兩岸若想“吃文化”的交流更深一些，不妨在兩件事上再多作點努力。一是把大陸真正地道的各菜係烹調送到台灣去，叫台灣人嚐嚐真正的地方風味；二是把台灣食品業的敬業精神，禮貌服務引到大陸來。這樣的互補，對整個中華民族都有利。都是中國人，即使全盤照搬，也不發生崇洋媚外問題。
§§和老索相處的日子
報上說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去世了。美國發出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裏”的小鎮，想起從那裏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利策獎。任過作家協會主席。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采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八十才終於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跡所感動，便帶著心髒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采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采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麵的人物。書印出來時已過了八十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作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裏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誌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拚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