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議說：你寫“無事忙”別光憶舊，也摻雜點現在的事情。
我坦白地說句心裏話，一開始寫這雜記，我就沒打算多寫現在的事兒，隻想寫過去和外國的事。一是隻想為讀者提供點茶餘飯後的閑情趣話，當作消遣，不想談太嚴肅的話題；二是以和為貴，談現在的事容易得罪人，弄不好會惹麻煩。因為有些我看著高興的事，別人也許挺堵心。
比如說，今天讀到《今晚報》上黃桂元先生一篇文章，我就打心裏高興。題目是“冷清的回潮”，從這篇文章我知道上海在花大力氣重排“樣板戲”，後遭到了觀眾的冷漠。從這裏我看到中國的希望！
數年前我和幾位政協委員、文化名人一起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我用厭惡的口吻談到樣板戲，遭到一位朋友有節製的反駁，一時成為香港報紙上熱點新聞，也接到過國內讀者的匿名信。匿名信的題目就是：“我們就喜歡樣板戲，樣板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說“樣板戲就是好”的人，自有他的道理，不過並不明說。有的從“樣板戲”得到過好處，有的可以引起對當年輝煌戰果的快樂回憶。君不見一些時候以來，報紙頻頻介紹十年浩劫中叱吒風雲者的消息嗎？因演李玉和當上文化部負責人的先生仍受歡迎；因交白卷而當上革委會領導的先生甚為得意；林彪的得意幹將現在生活怎樣？“井岡山”、“紅三司”的司令們近況如何？都有人關心。甚至連某位操過生殺之權的人翻案文章也有發表的地方。盡管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作過曆史性的結論，“史無前例”的頭麵人物，不管是刑滿釋放還是監外就醫，仍被一些人看作明星。
關於樣板戲，許多人寫過很有分析、很有說服力的文章，如著名的老一代學者王元化，如雜文家舒展，作家劉紹棠。最令人感動的是親自參加樣板戲寫作的汪曾棋，以過來人的身分，以客觀冷靜的態度揭露了江旗手以什麼原則，用何等手法，迫令文藝工作者炮製那些玩意兒，也說了其動機和目的。
我沒有那麼多理論，我之反對樣板戲是因為當年造反派每到夜間用鞭子抽我的時候，怕我的叫聲被別人聽見，就用擴音器放《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所以我一聽見樣板戲音樂就渾身打哆嗦。去年在北京的一個聯歡會上，本來大家都玩得很高興，忽然宣布某位表演藝術家要清唱樣板戲。剛聽了兩句我就往廁所跑，因為胸中作嘔，難以忍受。在我心目中，樣板戲代表的是一個充滿罪惡的時代。那是中國人的恥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場劫難。“樣板戲”是那個時代的象征，抄家、批鬥、迫害無辜的日子過去僅僅十多年，中國人就那麼健忘嗎？今天許多令人遺憾的現象，就是那時播下的種子。一場“除四舊”除斷了多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素質？
有人覺得我一聽“樣板戲”就哆嗦很可笑，懷疑我太脆弱。不幸這種事也有先例。我國翻譯過一篇前蘇聯（可能是波列伏依寫的），題目叫作《名曲》。寫一個前蘇聯學者一聽見放貝多芬某支名曲的唱片，就大發雷霆。人們都笑他不懂音樂，後來才知道在希特勒侵蘇時，他被法西斯俘虜。每當他受刑時，就聽見蓋世太保放這支樂曲。“不管這首曲子多麼優美，他都聯想到法西斯的刑具……”人們為了尊重他，再不當他的麵放這支曲子。
希特勒當年並沒把這樂曲定為“樣板”，專為他的暴行服務。這隻能算作個別事件。那八出戲在當年可是被定為“偉大旗手親自培育”的“樣板”的，“樣板團”的“樣板服”都被全國效仿，各地在“學唱樣板戲”時，唱錯了是要按“破壞樣板戲”罪名治罪的。今天聽到那“三突出”的豪言壯語，引起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痛苦回憶的人，怕不是個別的吧。在全國人民致力於經濟建設的今天，唱這些東西對促進團結、穩定到底有多少好處？
傳統戲劇、高雅藝術上座率低令我難過。但聽到上海唱樣板戲遭到冷落，我是由衷地高興。老一輩革命家領導我們撥亂反正，才有了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麵。成績得來不易。若連這都否定了，中國還有什麼希望！
上海人冷淡樣板戲，不愧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人民。
§§重逢在台北
在台北見到馬玉琪，互相對視了半天，說出同一句話來：“想不到咱們倆能在這兒見麵，真想不到……”
我認識馬玉琪的時候，他還不折不扣是個孩子。1950年馬玉琪跟我弟弟在上海戲校是同學。52年上海戲校停辦了，他倆都回北京。一個進了中國戲校，一個進了藝培。還總找到一塊玩，那時他不過十多歲，我除了囑咐他們好好玩，別淘氣，沒說過幾句話。
過了些年，我成了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鞍山地界。馬玉琪和葉蓬（伯英，盛蘭先生長子）、艾美君、馬玉璋、黃文穎等畢業後分配到了鞍山。當時的鞍鋼和鞍山市領導對他們很重視，尤其是文化局長張未然女士，既懂藝術，又愛人才，把玉琪和艾美君視為“市寶”。像對自己孩子一樣關照他們。
“他鄉遇故知”，他沒因為我的特殊身份疏遠我，反而很關切。但我不想給小兄弟添麻煩，並沒多來往。他演戲我是常看的。當年的小孩子已出息成這樣一位嗓子好、天賦好、基本功紮實的青年演員了。這時候，他正式拜師葉盛蘭，很受盛蘭器重。他演出的《叫關》、《射戟》、《奇雙會》等很有葉派神韻。
到了“史無前例”時候，陰錯陽差，他也劃入另冊，跟我一塊接受專政。造反派把文藝界的黑幫分子都關進一個大院，集中批鬥。牛鬼蛇神分為三六九等，吃飯也有區別：有反戈一擊、立功贖罪表現的，戴著白袖標享受與造反派一同進餐的優待；罪過輕，表現尚可的，等造反派吃完後，排隊集體去吃；罪惡深重，死不悔改的分子，要等黑幫們也吃完，兩個造反派押解一個，站到食堂牆角去吃。這種人共有三人，一個是在下，一個是說評書的單田芳，還有一個就是馬玉琪。
在嚴密監視下不能對話，我們隻得“眉來眼去”互致問候。造反派是對我們既“觸靈魂”又“觸肉體”的，我見馬玉琪唇紅齒白的麵孔已經改了扮相，就知道他受了不少罪。有天趁造反派沒留神，我悄悄問他：“怎麼樣？”他急急對我說：“差點沒打死……”下邊話沒說完，造反派回過頭來了，他把下邊的話咽了回去。臨走時我特意從他身後經過，臉朝著地輕輕說了兩個字：“挺住”。這以後我被拉出去勞動改造，再也沒見過他。
我後來被放到一個工廠接受監督改造。工廠隻叫幹活不給地方住，我花二百元買了間草房。就這麼個狗窩也有人來投宿。來者名叫馬延濟，是清朝內務大臣韶英的嫡孫。是馬玉琪的表哥（馬玉琪姓的就是母親的姓）。這位馬先生本是水電部的會計，為人忠厚老實，唯一的毛病是愛唱京戲。他小時候，言菊朋先生是他家座上客，很得言先生點真傳。但隻有唱功，沒練過身段。他一心要下海。就找到他表弟馬玉琪。按規矩劇團請他先唱一場。在幕後先唱了句倒板，台下的內行們一聽給個滿堂好，議論說：“每月工資得值八百。”出場一亮相，底下又說“五百也可以了。”走完台步一念引子，下邊竟說：“三百也就差不多。”最後決定請他仍到劇團來當會計，碰上合適機會就請上台來一場。他就留了下來。文革中文藝界深挖階級敵人，把他的到來列為“走資派”“網羅牛鬼蛇神”的罪狀，給他定了個“封建王朝的孝子賢孫”外加“嚴重曆史問題”，放到工廠勞動。他連買間棚子的錢也湊不出來，便來和我搭伴。轉戶口時街道就給寫作“同居”。這樣我與馬玉琪的關係又密切一步。到了1976年，我滿四十五歲，被照顧提前退休，回到了北京，再也沒見玉琪，偶然聽到點他的消息，卻是令人難過和憤懣的。
“四人幫”垮台，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落實政策，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開放高潮，使我受到鼓舞，想要彌補二十年虛度的光陰，埋頭寫作，無暇它顧。等有機會打聽他的消息時，人們告訴說他已移居香港，並且棄藝從商了。
八十年代中，我在深圳過春節。忽然有人送了一張請帖來：馬玉琪當晚在深圳劇院演出《四郎探母》。來人傳馬玉琪的口信，請我一定到劇場一會。我驚喜之餘，早早趕到戲院，進了後台。玉琪已開始化裝，他沒見老，但是胖得邪乎。他正跟身後圍著的幾個說話，他一邊說那幾個一邊記，記完又用廣東話問道：“先生，還有什麼地方要鼓掌喝彩？請再指教一下……”玉琪一見我來，匆匆把這幾位打發走，把我拉到化妝桌旁，連寒暄都沒寒暄，就跟我說起他這晚上的戲來。好像不是相隔十年沒見，而是昨天才分手。他說在香港的生意還可以，就是放不下自小迷戀的京戲。總不唱就要回功了。所以找機會來唱兩出。
玉琪在上海戲校開蒙時曾學旦，後來社會上對越劇女演男和京劇男演女頗有非議，轉到中國戲校後便專攻小生。我認識他許多年，還沒看他演旦角戲，這天的《探母》他前演鐵鏡公主，後楊宗保，頗見功力。但體態發胖，底氣有不足之相。廣東人又不大會欣賞京劇，盡管有專業捧場者按筆記本的指點叫好鼓掌，那天的氣氛也說不上熱烈。我暗暗有些難過，心想本來可以成為一代名優的人，今後怕隻能作個票友了。
此後，我每到香港都和他通電話。有時他是在電影廠幫忙（我弄不清他是教把子還是拍片），有時他又去內地做生意。香港朋友談到他，多會提起兩件事。一是凡有大陸來的同學和朋友，馬玉琪都無私地給以幫助；二是他近年在商業上不大順心，頗有重踏台毯之念。1987年我到香港，又給他打電話。果然，在電話中他告訴我，他決定重返舞台，明天就應約到台北去唱戲了。隻得在電話中告別，我祝願他此行能成功。
這一去就是九年。這中間聽說他不止一次回來，盡管鞍山那地方給他留下苦難的回憶，他仍沒忘記那裏的朋友和觀眾，還到那裏去演出過。他到北京我多半不在。隻有一次通上了電話，約我一塊吃了頓中飯。告訴我他在那邊幹的不錯，沒工夫多談。
這次我一到台北，就對東道主說：“請幫我打聽一下馬玉琪先生的地址。”旁邊有位記者笑道：“是盛蘭京劇團團長嗎？不用打聽，我這就有。”說著他就給我抄了個號碼。電話一通，我自報家門，馬玉琪大聲問：“你在那兒來電話？在台北，老天，你到台北了，別費話，快來吧，見麵再詳談，請記下我的地址……”
我參加完一個晚宴，驅車找到了馬玉琪的住所。
這所房子，從外邊看是台北的公寓，進到他屋裏，覺得又回了北京。甚至不是現在的北京。倒像是當年王府大臣家的一角，花梨木房罩把廳房隔成兩單元，懸著宮燈，掛著古畫，青花大瓶，官窯瓷罐，多寶格上是玉佛銅鼎，木刻牙雕。花梨木家具上鋪的是緞子繡花軟墊。一派傳統文化氛圍。
他把我拉到裏間椅上坐下，沏了碗蓋碗茶，又說了一句：“真想不到，我們會在台北見麵，回想從前……”
我說：“往事不堪回首，現在大家都好了，這才是真格的。”
平靜下來之後，我注意觀察了一下，發現一個奇跡：不是深圳看到的那個肚子腆出，麵孔圓胖的馬玉琪了，好像時光倒退了二十年，又見到了那個剛從戲校畢業不久，英俊瀟灑的小生。比以前成熟，但仍然年輕。
我說：“你的體型恢複，嗓音都還原了，大概下了不少功夫吧？”
他點點頭說：“當然得下橫心，吃點苦。可是太值了，我找回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告訴我，到台灣九年，他拚搏了九年。先與郭小莊女士合作。後來經濟基礎強些，就與魏海敏合作成立了盛蘭京劇團。他說：“我不能忘中國戲校對我的教育，恩師的栽培，台灣人喜歡京劇，帶有懷念故土、不忘根本的情結，我要唱就得唱好，使葉派藝術在台灣再現。”盛蘭京劇團成立後，得到兩岸同行和各界人士的歡迎支持，張群先生特為他題寫了團名，每次演出京劇界前輩師友都熱情協助。他唱《探母》，章遏雲女士擔綱蕭太後；他唱《臨江會》，李桐春助演關羽；他好學不倦，師友們都伸出熱情之手。袁世海先生跟他講自己和葉盛蘭合作時，所看到的葉先生細節表演；葉少蘭把自己家傳的心得無私地轉授給他；他向畫家程十發請教昆曲，跟趙榮琛學程派唱腔。盛蘭京劇團每年在台灣至少要演出兩季，每次都造成轟動。他給我看近幾年演出的說明書和劇照，演出的劇目比在大陸時擴展了許多。《臨江會》、《群英會》、《雌雄鏢》、《奇雙會》，這都是他在大陸很少演出的劇目，至於旦角戲程派的《罵殿》，在大陸時他根本就沒會這出戲。他又新排了清裝戲《清宮秋雨》和移植的朝鮮劇目《春香傳》。幾年時間，盛蘭劇團在台灣打開了局麵，立穩了腳根，成了台灣京劇界頂梁柱之一。從張學良先生、蔣緯國先生與他合影中那種讚許和鼓勵的表情就能看出他業務上取得的成就。
隨著事業的發展，馬玉琪的經濟當然有了不小改善。但他個人生活仍保持著我曾見到的那樣簡單，甚至可以說樸素。他不用工人，自己洗衣做飯搞衛生。錢多半花在幫助朋友、同行，和收藏文物工藝品方麵。他收藏了許多精美的戲裝、文玩、書畫。目前正籌備舉行他收藏的扇麵展。他拿出一些扇麵給我看。真是多姿多彩，美不勝收。不是白石老人、大千居士的遺墨，就是梨園界名人的一些作品——四大名旦合畫花卉，曆代名伶的墨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他見我看得如醉如癡，笑著說：“你挑一幅去作紀念吧。”我怎敢奪人之愛，連聲婉謝。但他隨手挑一幅胡佩衡先生在上一個甲子年畫的蘭草，誠摯地送給了我。玉琪的性格我熟悉，再推他就嫌我生分了。我再三致謝收了起來。
已到深夜，談興尚濃，忽然來了電話。他接過電話沒談幾句就哆嗦起來，驚慌地問，“在哪兒出的事？你現在在哪兒？好，我一定幫忙，後天我就趕到香港好了……”放下電話，臉色蒼白，坐在電話桌前半天沒有一絲動靜。我等他緩過點後忙問：“出了什麼事？”
他告訴我，剛才電話是從泰國打來的，曾經由他幫助過的一個大陸出來的朋友，剛在經濟上有點基礎，夫妻二人去泰國旅遊，丈夫在那裏被人殺死了。沒有抓到凶手。作案情形很像是港台黑社會跟蹤過去做的。那女人困在泰國無法脫身，來電話要他幫助。要他盡快趕到香港去想想辦法。他說：“近來這樣的事發生不止一起，是這邊的人早就策劃好的。有的為了敲詐錢，有的因為別的緣故。如果當事人不滿足黑社會的條件，他們就盯住你。不在本地作案，專等你到外國旅遊，辦事時跟蹤而去，在那邊下手……”說著他搖搖頭。
夜已很深，他又在考慮如何著手幫助那位女士的事，我便起身告辭。臨走說：“何時到大陸，給我個電話，咱們後會有期。”他說：“目前我正在考慮處理掉一些家具。把有些東西整理一下，到北京買幢住房。每年回去住幾個月，再到這邊住些日子。兩邊跑著，心裏才踏實些。在這事業上雖然順，可沒有生根的感覺，總還好像在作客，我的根在北京。那裏氣氛環境，民情風俗，連街上走道的人說話聽起來都親切。慢慢我年紀大了，演出會減少。我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藝術研究、教學和文物收藏上。兩邊都是我的家，兩邊都有我存身之處，憑我所有的能力，為兩邊的交流，為民族文化的複興作點工作，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其它奢望了。”
他把我送下樓，雨夜中我頻頻回頭，望著這位戰勝了苦難，自強不息的小兄弟。祝願他的計劃會實現，相信他的計劃會實現。
回來後我想寫一篇文章談他那些扇麵。它們算不上宏偉巨作，但絕不是凡俗之物，它們是珍寶。中國少了這一份珍寶，它的文化財富就不完美、不豐富、不多彩。把它們彙集起來就展示出中國在這一藝術領域的偉大成就……想著想著，我思路有點模糊起來。我弄不清在想的是馬玉琪還是他收藏的那些畫。
§§新台幣、雲門舞集和韓舞集
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台灣同行的熱心奔走，我赴台的心願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薪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覺得曆史運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地把我的拿到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台灣去，總會有用到新台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氣性！”也就是神經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薪傳”，是八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令我激動流淚。閉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隻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薪傳”，著實為此歎息了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