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忙雜記”一開篇，提到一位親戚幫人放電影，軋掉了半個手指頭。此事所以不忘，是因為我沾了他愛好電影的光，我最早看的兩次電影，都是他帶我去的。
頭一次去的那個影院，就是他付出過鮮血代價的地方。叫什麼影院，在哪條街上，我都說不上來。隻知道在三義莊附近。第一次大戰前那裏是“德租界”，一次大戰德國敗了，中國參加了戰勝國一邊，戰後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區”。若稱全名是“天津特別市特別第一區”。因叫著挺拗嘴，所以反而記住沒忘。在我記憶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窮、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這個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國收了回來。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燒紅蓮寺》，電影既是無聲的，中間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卻不用幻燈機，也不朝正麵牆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寫好墨筆字的玻璃板放在個大手電筒前邊，由一個人舉著朝頭頂天花板上照。並且沒有準地方。上句話打在左前方屋頂，下句話就許打到後腦勺那邊去。這對打電筒的人雖然方便，看電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電影的人一邊眼睛盯著銀幕，一邊還要搖頭晃腦，看滿房頂上的字幕。雖然對增進健康大有益處，對欣賞藝術卻不大方便。好在那時的觀眾多是初接觸電影，以為看電影就得是這個樣子，倒沒見有人提出抗議。我年紀小，不被劇情吸引，倒對這變魔術似的字幕很感興趣。雖然認不得寫的是些什麼，隻見鬥大的字滿屋頂亂飛，滿影院的人都跟著搖頭晃腦，既感到好奇又覺得好玩，簡直樂不可支。
第二次則是他和他的兩個朋友帶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們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追星族”。每有胡蝶主演的片子上演，他們都結伴去看，回來後還要議論一整天。這很有點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親申斥，並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電影。他便拿我作掩護，說是帶我上街玩，其實與他的朋友們會合後，就去了電影院。這電影雖然也是無聲的，但字幕卻不滿天飛，而是固定打在銀幕旁的牆壁上，既沒了看屋頂上飛字的樂趣，我對那哭哭啼啼的電影又覺得無聊，便吵著要回家，為了不讓我搗亂，他給我個特權：“想吃什麼給你買什麼。”條件如此寬厚，我再不愛看電影也不堅持回家了。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我一生總犯錯誤，大概因為從那時起便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讀者或許不明白，在電影院裏怎能“想吃什麼買什麼”呢？這得作點注解。那時電影院裏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麵前的椅背上掛個鐵絲彎的茶杯架，為你供應茶水外，還隨時用盤子端了糖果之類來叫賣。多是較高檔的食品。自有了那許諾之後，她們一來我就要買，我一買她們來得更勤。最後那親戚隻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圓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場時帶走，您就別來零碎踹了，照這樣我電影看不踏實，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開，過了會兒把一包用繩捆好的糖果送了過來，並對我那親戚說：“我不要價了，這算是賣剩下的貨底，您看著給。”那親戚合計了一下，掏出幾張票子送上去。女招待點了點，居然送回兩張來說：“用不了這麼多，那兩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個朋友嘛。”
那時天津人有句順口溜：
“女招待，真不壞，要五毛給一塊。”孩子們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壞人。這次親眼見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卻與那順口溜不同。覺得她們也是很通情達理，並且對小孩滿友好的人。從此我便不再對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紀大些後，讀了劉雲若先生的《舊巷斜陽》，對那階層人才有了些真正的了解，便對這些人同情多於反感。
到今天為止，劉雲若先生的著作，還是我看到過的唯一以女招待為主角，並且以同情眼光看待她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