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
一、《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輯考
項安世（1129-1208），字平甫，號平庵。其先括蒼（今浙江麗水）人，後家江陵（今屬湖北）。孝宗淳熙二年（1175）進士，事跡詳《宋史》卷三九七。
其著述有《周易玩辭》十六卷、《平庵悔稿》十四卷、《項氏家說》十卷並附錄四卷等。項安世經學深湛，尤以《易》學為人推重，今之研究者亦對《周易玩辭》比較關注，時見論析者，但對另一部重要著作《項氏家說》則甚少研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雲：
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
趙希弁《讀書附誌》亦著錄《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雲：
右項安世平父之說也。說經史文學為甚詳。平父，江陵人，自號平庵。辛克承刻於江陵郡齋而為之識。
據清趙宏恩等監修《江南通誌》卷一二〇《選舉誌》，辛克承乃宋淳熙進士，當塗人，可見《項氏家說》十卷並附錄四卷在南宋即傳刻流行。《文獻通考》卷一八五、《授經圖義例》卷二〇著錄並同。《項氏家說》成書時間，蓋與《周易玩辭》同時。寧宗慶元元年（1195），“慶元禁黨”起，項安世上書請留朱熹，被劾為“偽黨”罷廢，遂還江陵家居。開禧二年（1206）始複起，知鄂州。《直齋書錄解題》卷一著錄《周易玩辭》十六卷，雲：
太府卿鬆陽項安世平甫撰。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嚐逾閾，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為全書。
嘉定辛未（1211）樂章《周易玩辭後序》亦雲：
平庵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跡不涉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此其一焉。
不過，據項安世《周易玩辭序》，項安世先作《周易玩辭》，曾於“宋慶元四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己未”序之，而後又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辭》十六卷”。從《周易玩辭》的成書過程來看，《項氏家說》蓋亦初成於十年謫居江陵時期，其後則當有增修補訂。《項氏家說》自明初以後漸佚不傳，《經義考》卷二四三著錄此書，注曰：“未見。”今傳本乃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裒輯成編，《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述其始末雲：
此蓋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是書見於《宋史·藝文誌》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
《書錄解題》並同。自明初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各韻內。核其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略可見，篇帙亦尚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案各經之文次之，卷一、卷二並《易》說，卷三《書》說，卷四《詩》說，卷五《周禮》，卷六《禮記》，卷七《論語》、《孟子》等。是為說經篇，凡七篇。其八、九、十三卷則先以說事篇，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然陳振孫言是書有雲：“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雲：“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為四種單行，而複取以附於《家說》後也。今檢《永樂大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篇次》、《丘乘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即已散佚，無可考補。謹據其存者，仍合為附錄二卷，次之於末，以略還原書之舊焉。
由此可見今傳本乃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並再“謹依類排纂”，雖然“篇帙亦尚多完善”，“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但究非原本，其所缺佚，四庫館臣亦未深考。陳振孫說是書“九經皆有論著”，今傳本則隻“論著”了《易》、《書》、《詩》、《周禮》、《禮記》，附及《論語》、《孟子》。而宋人所謂“九經”，多沿唐“九經”，指三《禮》、《春秋》三傳、《毛詩》、《尚書》、《周易》，雖然其具體指涉或偶有不同，如魏了翁《九經要義》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儀禮》、《周禮》、《春秋左傳》、《論語》、《孟子》為“九經”，但其中當有《春秋》經傳則確無疑義。陳振孫既說“九經皆有論著”，可見《項氏家說》原本當有《春秋》卷，而今傳本無之，實整卷缺佚。此事四庫館臣裒輯成編時竟似全無察知，亦未見後來論者審悉。
考程端學《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著錄：“江陵項氏安世平甫《家說》。”又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亦著錄：“江陵項氏安世平庵《春秋家說》。”審《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體例，其於所錄書名皆前省“春秋”二字，由此可見其所謂“《家說》”，即汪克寬所錄之“《春秋家說》”。
從《春秋本義》、《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之著錄可證，原本《項氏家說》確有《春秋》卷，且元時曾有《春秋家說》別本單行。宋元著述稱引項安世《春秋》說者，當皆出此《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其中尤以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與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為多。汪克寬所引“項氏曰”出《春秋家說》，由其《引用姓氏》可知。俞皋不明言稱引所據之書，其中多有稱引“項氏曰”者，考此“項氏”就指項安世。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五引項氏曰“考之於經，天王避狄之難，出居於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嚐救，天王未嚐歸也”雲雲，而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一二雲“項平甫謂天王避狄難，出居於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嚐救，天王未嚐歸也”雲雲，二者文辭相同，可見俞皋所稱“項氏”即指項安世，其餘皆可推知。
項安世與宋世學者淵源頗深，他曾自言其學多出於程頤，其《周易玩辭序》雲：
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辭》十六卷，章句粗定，因自歎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為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
此自言《易》學之所出，其實項安世《春秋》學也深受程頤影響，亦屬伊洛一派。今觀《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佚文，即有承緒程頤者，如隱1-1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程頤雲：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
之後胡安國推演為著名的“夏時冠周月”說：
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用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項安世也秉承程頤，別有申論，其雲：
春非春，正月非正月也。非而書之者何？時與月必如是而後為正也。不以王冠春者，王改正不改時也。書王冠正月者，所以見時王之月與時相違也。見時正之相違，所以教後世之無相違也。
又今傳本《項氏家說》卷一《說經篇一·三正說》亦雲：“《春秋》所書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筆之，以為萬世法。知必如此而後為正，隻此便是褒貶之筆也。”項安世之說可與胡安國“夏時冠周月”說互補。
項安世《春秋》學也受到胡安國影響，如昭10-3條：昭公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項安世雲：
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
項氏立說如此者，得之於胡安國的啟示。王掞、張廷玉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〇即指出：
蓋不知叔弓為叔肸後，而誤以為叔孫氏也。項氏安世遂以為叔孫舍賢，猶使公臣帥家徒，則亦因《胡傳》而遷就之耳。
項安世還受到沙隨先生程迥影響，今不能考知項安世是否曾與程迥交遊，但今傳《項氏家說》卷七《說經篇七·
書居書在》即引“程迥可久曰”評論範祖禹《唐鑒》書法之誤：
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於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於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鑒》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又項安世與當時大儒如朱熹、陸九淵等輩交遊往返甚密，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九載錄《與項平父書》凡一通，又卷五四載錄《答項平父書》凡八通，陸九淵《象山集》卷五亦載《與項平甫書》一通。全祖望曾說：
“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嚐偏有所師。”虞集《周易玩辭序》雲：“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嚐從而問辨谘決焉。……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項安世尤與朱熹情義投契。朱熹曾薦項安世為諫官，而“慶元禁黨”起，項安世上《乞留朱熹疏》，被劾為“偽黨”罷廢，可見二人關係之密切，故《宋元學案》卷四九《晦翁學案下》列項安世為“晦翁學侶”。當時胡大時議詆項安世，立即為朱熹所駁，朱熹《答胡季隨書》雲：“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為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此頗可見朱熹回護推重項安世之意。
二、項安世《春秋》學之特點
項安世廣遊博涉，學不偏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四庫館臣曾評說：“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尚虛言，其訂核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諸家之上。”這是就項安世整個經學成就而言的，從今輯《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佚文來看，亦為的評。
今輯佚文雖然零散，但仍可體現出項安世好學深思，“訂核同異，考究是非”，新見時出，而皆能自成一說。如莊4-4條：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關於“大去”文義，諸家各有說解。杜注：“大去者，不反之辭。”《公羊傳》雲：“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穀梁傳》雲：“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宋初諸儒雖好出己見，但於“大去”文義，亦承前緒，並無新意，如孫複雲：“大去其國者，身與家俱亡之辭也。”所謂“身與家俱亡之辭”，即《穀梁傳》“不遺一人之辭也”。至程頤始別出心裁，說：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而項安世則在眾家之外，仍然能翻出新見，殊為難得。其雲：
《說文》去字，從大從凵，凵音區，二音合為去字，恐《春秋》書紀侯去其國，或是後人傳誦之訛，如《禮記》覸字分為見間也。
此從文字構成入手，分析其流傳訛誤的可能性，頗能言之成理，足備一說。再如僖28-16條：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項安世雲：
考之於經，天王避狄之難，出居於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嚐救，天王未嚐歸也。晉文公因破楚之威，聲振四海，還過鄭土，先會諸侯以朝天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前驅，大駕徐渡，不煩一矢，而溫地之狄望風逃遁矣。於是天王耀兵而行蒐狩之事，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北方晏然，王室無警。諸侯複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以竟帖楚之事。楚人畏威，不敢複較。明年春諸侯始罷兵就國。蓋晉文公之經略中外，見於《春秋》者，其本末如此。而三傳相承，但以為召君以就其地，而不思其自今年之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複自北而南，明年之春複自南而北，始歸於晉，一年之中四過成周矣。讀經不詳之弊，一至此乎？
此條經義，曆來頗受關注，“而三傳相承，但以為召君以就其地”，項安世則一掃群說，獨出新意，雖非必是，如家鉉翁即曾對項氏此說提出非議，雲：“論則新矣，但二十五年文公納王，乃霸業之所造端，可盡廢乎？晉侯召王，三傳皆書，可盡沒乎？”但項安世“以經解經”，注重從史事前後記載的角度來推究經義，別具一理。
還有如通論（2）條項安世論《左傳》作者之國籍。自漢魏以來，左丘明作《左傳》說向少異議。中唐啖助始認為《左傳》成於後代學者之手，而左丘明隻是始傳其義者。趙匡則明確否定了左丘明作傳說，認為：“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趙宋而後，承緒啖、趙，議論蜂起，“左氏非丘明”而乃戰國時人的觀念更趨流行，王安石、程頤、葉夢得等人皆有論說。朱熹也認為“《左傳》是後來人做”，並對左氏國籍作了推測，認為“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可惜項氏論《左傳》作者為魏人一說，今僅知結論，具體論證則亡佚不傳，無從得知矣。
四庫館臣說項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實有所指。項安世本重事功，開禧初韓侂胄執政，項安世被任為湖廣財賦總領。開禧二年（1206），“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後以功被提升為荊湖宣撫使。樂章《周易玩辭後序》曾指出：“逮兵端既開，邊事告急，公被命而起，獨當一麵，外禦憑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這樣一個“學有體用，通達治道”的人物論說經義，自然重實際，不尚虛言，見事也多洞察隱情，明徹深刻，非一般書生之見。如通論（1）條論“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義，項安世說：
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子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孔子之意惟孟子知之爾。《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為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君而知此義則未為者不得發，為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奸雄之所以懼也。
這無疑比起一般說者泛泛空談《春秋》之功用要洞明世事、切實近理得多。再如僖28-1條：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項安世說：
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撤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
此論述晉文譎詐之隱情，明徹豁達，幾無處躲藏，頗有朱熹所說呂祖謙“巧”之風格。《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雲：“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項安世說晉文之譎，正與此相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項安世對“通世變”的重視。“世變”即所謂“曆代之變”。《春秋》向來被視為“經世”之書，要“經世”自然要省察《春秋》所蘊“曆代之變”的經驗和規律，也就是要探求“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從而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切實有效的方法，這是一種以古鑒今的理念。兩宋之時，論“世變”代不乏人，形成了一定傳統。程頤即說：“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更有將“通世變”作為《春秋》學特別重要的宗旨和功能的學者。王禕說：“泰山孫氏、□□□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襄陵許氏”指許翰，翰字崧老，開封府襄邑（今河南睢縣）人，著有《春秋集傳》，今已亡佚。從宋元著述所稱引的許翰《春秋》佚說來看，確實可見王禕所言“專以書法論世變”的特點，如：
宣公二年，秦師伐晉。襄陵許氏曰：“自襄至悼六伐晉，獨此稱師，則靈之季不競甚矣。”
定公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永嘉陳氏”指陳傅良。樓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原序》曾指出陳傅良《春秋》學“通世變”的特點：
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複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複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
朱熹也深重此義，說：“如《春秋》，聖人本意隻是載那事，要見世變。”
又曾多次評論隋末大儒王通精於觀察“世變”，如說：“渠極識世變，有好處。”又說：“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個仁義禮樂都有用處。”
今所輯《項氏家說》之《春秋》缺卷佚文中，亦多論及“世變”，如：
襄16-2條：襄公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項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誌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誌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哀13-3條：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項氏曰：“中國變而為吳、楚，始於昭公四年楚子會諸侯於申，而成於黃池。此世道之一大變也。申之會，晉與齊、魯皆不與，則中國猶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魯以吳敗齊於艾陵，夫差主會，晉、魯以伯禮事之。《春秋》為是爵而不狄，及而不殊，見吳獨為天下主而中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終，得乎？”
還有如僖20-5、文14-4、成7-2、昭2-5、定4-3諸條皆“通世變”，這些都說明項安世對此《春秋》宗旨與功能的重視。而項安世這一特點除對舊有傳統的繼承外，還別有淵源。朱熹曾說：“其（按，指王通《中說》）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王禕《送顧仲明序》亦說：“永嘉經製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都明確指出了當時浙東學術“通世變”這一大特色。項安世雖後家江陵，然籍屬括蒼，正朱熹所謂“浙間英邁之士”。而虞集說：“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嚐從而問辨谘決焉。”可見項安世實與浙東學術界交遊往返、互通聲氣，他與永嘉學派如薛季宣、陳傅良、戴溪，永康學派陳亮以及金華學派呂祖謙等輩皆“通世變”，注重從曆代興亡的演化中探尋經世致用之道，實在是共同的學術追求。可以說，項安世“通世變”風格的形成，一方麵繼承了前代傳統，另一方麵也與浙東諸儒特別強調這一主張息息相關，項安世《春秋》學仍然保持了浙東學術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