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說：“寫小說好比玩藏貓，明明白白是有那麼個孩子，把自己隱蔽起來了，叫人好找。怎麼個找法呢？要觀察各種跡象，也就是隱蔽起來的孩子從各種情節中流露出來的現象；另外還要猜測，也就是想象，或是意會。”你看他對小說特點的解說，如此言簡意賅，情節、主題、思想、曲折等習慣說法，都被他用“藏貓貓”的比喻點透。他就此還談到意會與晦澀之別，他說：“叫人意會下來，能夠意會到些東西的，是含蓄。那個晦澀是意會來意會去，卻一場空。”可見晦澀往往與故作深沉狀相連，卻無實在的灼見，把二者的區別，一語道破。
我說他對小說形式研究得又透又細，可舉他對魯迅《孔乙己》的分析為例。他說孔乙己後來叫財主老爺吊打，以致骨折，在地上爬著走，不久爬死了。魯迅先生隻用酒店裏酒客的傳聞，一百五六十字交代過去了，惜墨如金；倒在吃茴香豆，教寫茴香豆，分茴香豆，保護茴香豆……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來不會有別的理由，隻是作者看出“這些裏邊蘊藏著深濃的人生味”。魯迅先生小說中寫的人物，往往卻叫封建吞吃了。他們本都有善良忠厚的本性，卻毫無出路，筆墨的繁簡，是和作者尖銳又深沉的思想光芒不可分的，他作品的“人生味”滲透著曆史、民族、“國民性”的悲劇的悲涼。斤瀾見微知著，切中肯綮的體味實在勝過萬千言。
斤瀾在文學語言上是極下功夫的，他是溫州人，吳越語係的口頭語，要是硬寫下來，一般讀者無法卒讀，所以他的作品是雜取種種話語，而且因此形成他獨特的敘述風格。他細細分析了魯迅先生作品中的用語，寫童年故鄉時，用鄉音較多，為了表現鄉情，多采用南方語言，而寫城市知識分子的事，則采用不少北京話，有時也用書麵語言，甚至夾雜著外文，比如寫告別三味書屋時，就寫：“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這Ade就是德語“再見”的意思。斤瀾自己也是主張雜取種種話語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有時也采取有形象、有意味的家鄉方言，給人以新鮮感，加強必要的環境氛圍。但他以為“作家團弄語言，仿佛揉麵，總要揉透揉勻，還要發得好，還要營養愈見豐富。這就是在每個作家手裏，都設法把一些少有的或未有的養分揉進這團麵裏去。‘雜取’和豐富相隨，但‘雜取’的揉透揉勻實更不容易”。這裏就是他從自己實踐中體會到的甘苦之談了。
清人李漁有雲：“琢句煉字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又雲：“文字莫不貴新，而詞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謂意新者，非於尋常聞見之外，別有新聞所見，而後謂之新也。”（《窺詞管見》）
可以說與斤瀾的見解不謀而合。
結識斤瀾兄若幹年，隻是彼此忙於雜務，直接接觸的機會也並不很多，但他的為文為人，都為我所欽服。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尤其令人難忘。有時他雖不言不語，那銳利而有神的雙眼，專注而凝視，你便覺得那仿佛是深不可測又清澄見底的大湖，那裏麵蘊含著的是睿智？是閱曆？是感悟？是通達？那是等閑如我輩者，所一時難以說得清楚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