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實
七年一個輪回，2008年的“雷曼時刻”餘波未盡，2015年的“希臘時刻”又在悄然蓄力。左翼聯盟黨Syriza的大選勝利和強勢新總理的上台，讓久違了的希臘再度走到了全球經濟的聚光燈下，個性十足的齊普拉斯已經成為堪比普京、奧巴馬、默克爾和耶倫的“關鍵先生”，其重要性甚至已經超過了其他大國政要。因為，他的選擇決定著“Grexit”是否成真以及何時成真。
當然，Grexit不是一個新話題，這個合成新詞上一次流行是在2012年，但很快它就被丟進了財經新聞的回收站。正因為如此，當Grexit再一次在2015年流行起來時，很多市場人士習慣性地認為，這依舊是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鬧劇。
市場將Grexit看做“懦夫博弈（Chicken Game）”，就像兩個人在獨木橋上狹路相逢，每個人隻有進和退兩種選擇，博弈存在兩個納什均衡，你進我退，或我進你退，究竟博弈結果會落腳於哪個納什均衡，取決於兩個人誰是懦夫。
Grexit，貌似是希臘和歐洲的博弈，本質上是希臘和德國的博弈。但德國從來就不是懦夫，所以以往每一次博弈，基本都是德國笑到了最後，於是希臘為獲得苛刻的援助，在緊縮之路上漸行漸遠。不過，這一次，大有不同，齊普拉斯很可能也不是懦夫，這不僅因為他的性格使然，更因為勇氣恰是他執政最大的基礎。
如果選擇屈服，他很快就會被追捧他的國民所拋棄，就如他們拋棄他的前任一樣。
但如果德國和希臘都不是軟柿子，那麼誰會笑到最後？在我看來，沒有懦夫，“懦夫博弈”將不複存在。也就是說，這一次Grexit風波之所以和以往不同，恰在於博弈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懦夫博弈”正在變成“囚徒困境”。
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獨木橋上狹路相逢的兩個人，同時掉落的可能性悄然增加。
這樣導致的結論就是，2015年的Grexit，第一次成為了“可置信威脅”。那麼，如果Grexit出其不意地驟然而至，誰會是贏家，誰又會是輸家？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來分析：一方麵，短期內，幾乎沒有贏家，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都是輸家。經濟衰退、貨幣混亂、銀行危機、局部惡性通脹短期內不可避免。“希臘時刻”相比“雷曼時刻”，殺傷力毫無疑問會更大，畢竟破產的雷曼隻是一個公司，而希臘卻是一個古老的國家。
另一方麵，更值得深思的是Grexit的長期影響。與比較確定的短期影響不一樣，長期影響是模糊、有爭議的，而且其對全球經濟秩序和國際金融格局的意義更加重大。在我看來，Grexit一旦成真，最大的長期輸家不是希臘，而是德國。
雖然德國經濟韌性相對較高，且基本麵更加完善，短期內受到的直接衝擊可能還會明顯低於歐洲平均水平。但Grexit將打開潘多拉之盒，隨之而來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及更多歐元區成員國的退出，繼而是歐元區乃至歐盟的崩盤。
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失敗，就是“德國夢”的破滅。這既意味著德國的沒落已經得到歐洲的一致認同，同時也標誌著德國賴以同美國對抗的製衡底氣也一瀉千裏。實際上，研究顯示，即便拋卻政治因素，僅從經濟層麵看，德國也是歐洲一體化最大的受益者，Grexit掀起的歐洲去核心熱潮將給德國造成難以估計的持續損失。
有輸家，自然會有贏家。Grexit的贏家可能不止一個，在這個長期贏家的名單裏，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美國，不僅歐元的潰敗是對美元霸權的反向加成。而且，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沒落也將相應提升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金融新秩序中的影響力。全球資本的避險需求以及“去歐元化”的結構調整需求則將給美國經濟加速複蘇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助力。
此外，中國長期來看也很有希望成為贏家，至少在希臘和德國博弈的過程中，齊普拉斯政府已經明確流露出轉而向中國尋求幫助的意圖。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積累和政治影響力的相應提升是不相匹配的，這其中有諸多複雜的問題，而Grexit及其帶來的破局效應將有助於中國加大在歐洲的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影響力向政治影響力的轉化。
總之，歐洲博弈正在從“懦夫博弈”滑向“囚徒困境”，一旦Grexit成真，世界格局將發生深遠變化，順勢而為、趨利避害、亂中有為，才能成為長期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