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20），譯過幾章《死魂靈》（21），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22），此外，也並未到過鹹肉莊（23）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隻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隻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25）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26）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27）發表了o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V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28）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30）。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耿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31）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32）。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33），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嚐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著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諂"，怎麼便是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34）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著什麼，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麵都是"二十一條"（35）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麵前，就附著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36）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事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嚐一麵，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大林傳》（37）。是的，我將細細地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地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魯迅當時在病中，本文由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意見擬稿，經魯迅補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後半年，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內領導者（以周揚、夏衍等為主）受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些人委托蕭三寫信建議的影響，認識到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中確實存在著"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認為"左聯"這個組織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在這年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左聯"的解散曾經由茅盾征求過魯迅的意見，魯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對於決定和實行這一重要步驟的方式比較簡單，不夠鄭重，他是不滿意的。其後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的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但在"國防文學"口號的宣傳中，有的作者片麵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號；有的作者忽視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魯迅注意到這些情況，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於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對於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爭論。魯迅在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已經表明了他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態度，在本文中進一步說明了他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