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一切都告訴了那長官，但是他冷酷地說他並不關心那些閑話。
現在我知道戲劇快要達到頂點了。
我必須行動，而且迅速行動。按照以前的布置，我去見和C上校有聯絡的一個人，請他轉交一封緊要的信給C。
當夜孚托普洛通知我中野要我給他一千元。我說我的錢已經都用完了。兩天之後他打電話來說中野很痛恨我拒絕他所要的一千元……太壞……現在他要二千五百元，否則他要顯示給我我的生命不值一撮塵灰。
九月三號，在日軍總司令部做事的一個朋友秘密告訴我：日本特務機關長、憲兵司令和我的長官今晚要討論別人控告我的案件，並且約定把那結果從速通知我。
早晨七點鍾的時候我得到如下的報告：憲兵司令得到各種文件，以及俄籍特務員的報告，證明我和遊擊隊有間接關係，孚托普洛曾經說過他屢次看見我半夜裏從極樂寺出來，特務機關長最疑心的是在李善恒的衣袋裏所發現的劄記簿上的我的中文名字。我的長官曾經竭力替我辯護，但是沒有效果。他們最後決定在三天之後把我送到齊齊哈爾……就說是失蹤……毫無痕跡。
“你必須毫不遲疑地立刻逃走。”我的朋友勸告我。
“我的家屬呢？”
“你離開滿洲活著比你死在滿洲更有用。你不走對於你的家屬並無益處，但是離開了日本人對你就有營救的機會。走吧，我請求你，趁你還有軍事護照的時候。現在還沒有下令通緝你，就到飛機場去坐飛機走吧。”
這是明智的忠言，我決定遵從。我去訪C上校，說明我的情形和決心。他很讚成，並且他擔保設法明早使我的家屬安全乘車到大連，中途不致發生問題。然後我去告別我的中國的老朋友，他的臨別贈言是我一直珍重到現在的，然後我又回家告別。我不敢攜帶行李，但是我的妻要我的秘書陪我到飛機場去，使她能夠得到我已安全離開的確息。
半點鍾之後，我向長春和大連飛去了，在大連上船，第二天到了青島。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號早晨，我去迎接剛到青島的日本船青島丸，我希望在甲板上看見我的家屬。當船停泊的時候我到甲板上各處去尋找，但是看不見他們。疑慮著事情好像糟了，我走進頭等艙裏，看見一個房間的門敞開著，我的妻就坐在那裏麵的床上哭泣，我的女兒憂鬱地低著頭，我的兒子正在撫慰他的母親。我忽然看見兩個日本警察站在這艙房門口，我吃了一驚，知道事情已經糟了。我站在那裏，裝作沒有事似的，但是決不定如何是好，同時我的兒子抬頭看見了我。他立刻轉而用意大利話對他的母親說：“快快走開，我們全被捉住了，他們也要捉你。”在一分鍾之內我就轉回碼頭，即刻報告中國當局，請他們向日本領事交涉準許我的家屬登岸，他們的努力終於無效。
我的妻兒被提到日本領事館去審問之後又被送回船上，那船當晚就向上海開去，三天之後又開回來。青島的中國當局再提抗議，仍然無效。我的妻和兩個小孩被帶回滿洲去了。當晚日本領事館的警察官和兩個特務員來到我所住的旅館裏，說是來邀請我去和日本領事談話，想要把我綁起走。我立刻通知中國警察當局，請求保護。中國警察局長摧毀了日本人的任何詭計，派了四個警察來歸我指揮，一直到他們看著我坐上向上海飛去的中國飛機為止。
上海——不安寧的避難所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號我到了上海，立刻就進行營救我的家屬的工作。最初，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我的長官，說明我出走的理由，使他相信我並無要做反宣傳的意圖，我的唯一願望隻是要和我的家屬同在一起。然後我又寫了一封大致相同的信給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長安藤將軍。我把這兩封信抄好，送呈日本駐華大使。我沒有接到任何回答。
十九號我接到從大連打來的一個電報：“因孚托普洛事件家屬被拘於大連警署。倘十日內君不來此投案，彼等將押赴哈爾濱。即寄餘五百元。妻甚窘。盧拉乞。”
盧拉乞先生是大連的一個意大利商人。
九月二十號同盟社發交上海各報一個大連電訊稿，說我的家屬被拘是因為我拐款潛逃出哈爾濱，而那款是屬於意大利人巴達維尼和狄爾米蘇的，這兩個人是我所開的一個電影院的股東。同日，同盟社發送給哈爾濱各報的新聞稿卻說我的妻兒被拘是因為我拖欠希臘人孚托普洛二萬五千元，分文未還就離開哈爾濱雲。
幾天之後，巴達維尼先生在回答我的上海律師普利美先生的信說，“我並未控告範先生，理由是我絕無控告他的意思，至於另一位同事，狄爾米蘇，並不能控告範先生，因為在五個月以前他就死了。”
九月二十八號，我又寫信給哈爾濱的安藤將軍，警告他說：倘若同盟社再造我的謠言，為自衛起見，我就要發表日本當局所不願的聲明。從此以後，雖然英文的和俄文的報紙上屢次抗議日本軍事當局不應該扣留我的妻兒為質，同盟社也就一聲不響了。
十月中旬，我的哈爾濱的朋友們通知我著名的中村和曾經謀殺沙波維次基的兩個俄國人已經秘密到上海來了。不錯，幾天之後，我就看見那兩個俄國壞痞鬼鬼祟祟地逡巡於法租界莫利愛路的我的住宅附近。我的幾個朋友喝住他們，告訴他們倘若再看見他們在這附近，他們就吃到他們曾給沙波維次基所吃的苦頭。
中村住在黃浦路二十五號日本總領事館裏麵。我已經得到他的蹤跡，有一天我就駭他一下子，當他走出外灘日本銀行的門的時候。
我站在他前麵攔住他的去路，他的黃臉立刻變為土色了。他倉皇說道他來上海是因為有別的事情，並無擾害我的企圖。我也給了他我的朋友們所給予那兩個俄國壞痞的警告。
兩天之後，我接見一個日本人，他說他是奉了上司命令來和我談判妥協辦法的……他說隻要我開出在“滿洲國”內反日組織中的中國人和俄國人的名字，我的家屬就可以得到釋放。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但我並不知道這種人的名字，而且，以我的意見而論，這種組織不過是存在於日本當局的想象中而已。進一步，我警告他：倘若不趕快釋放我的家屬，我就要宣布我所知道的日本人在滿洲的種種暴行。
“那一點也不妨礙我們。”他說，“我們要否認你所寫的一切，而且也無人相信你的話。”我和他毫無結果而散。
十一月初間，有一位領事勸我寫信給本野子爵，他是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的第二課長。我聽從了他的勸告。同時，我的律師普利美先生屢次訪問日本駐滬總領事，但是並無成就，他們簡直告訴他他們和滿洲國沒有關係。本野子爵回我一封很好的信，對於我的憂患表示深切同情，但是聲明在東京毫無切實辦法可想。
我隨時都在惶恐地焦慮著我的妻的境遇。我知道她的康健必然嚴重地損害在她的拘捕者的手裏了。現在，我營救她的一切和平的和合法的努力全都失敗了，我決定采取別的手段。
我寫信給哈爾濱的一個朋友，請他找一個可靠的人立刻到上海來。這可靠的使者於十一月十號到達上海，第二天就帶著我給遊擊隊司令的C上校的信回哈爾濱去。在那封信裏我請求C設法營救我的家屬，或者至少使我的妻離開監獄，否則她會死在那裏麵的。
這位使者一到哈爾濱立刻找到C的密探，後者說C的地址是難於找到的。他要使者到穆棱去找和C的聯絡更為密切的另一密探。使者去了，尋找了幾天之後，才找到了C上校，把我的信交給他。
兩天之後，十一月廿三號，C上校率領一支精兵襲擊海林，距穆棱六十公裏的一個小城市，捉捕到三十一個日本人，其中有九個婦女。二十五號，他通知哈爾濱的日本軍事當局他扣留著三十一個日本人，隻要許可範士白的家屬安全離開滿洲，他就釋放他們。對於這通知日本特務機關長的回答是他須要請示東京。
十二月三號，C上校要求日本特務機關，在等待東京訓令期間，先準許範士白夫人出來和她的母親及孩子們同住，倘若這要求竟遭拒絕，那麼他就要槍斃扣留著的人數的一半。
第二天，範士白夫人離開監獄，遷入西北利亞飯店。
談判遷延不決。日本人提出種種方案，但是不願放我的家屬走。他們願意用他們所俘獲的兩個遊擊隊員換回一個日本人。但是C上校不肯遷就，終於得到勝利。後來的困難問題是怎樣釋放那些日本人，和我的家屬怎樣離開滿洲。日方主張先釋放日本人，C上校卻堅持相反的意見。後來雙方同意：當我的家屬到大連的時候釋放一半日本人，當我的家屬到上海的時候再釋放另一半。
這種協定履行了，我的親愛的人們，受了六個月的苦痛之後，終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號到了上海。
他們到了一個月之後，有一個叫做後藤的日本人來訪問我，自稱他是代表日本當局們的。他們聽說我要寫作一本關於滿洲的書，要求我不必如此，因為東京已經查明我的案件，覺得滿洲國的日本當局對待我和我的家屬很不公道，所以準備賠償我的產業的損失，退還已經沒收的我的財物，而且發給我積欠四年的薪金。現在就隻等東京調查手續完畢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間，上海快訊社社長弗裏忒（HaytonFleet）通知我說有一位從滿洲來的欽勒先生要見我。欽勒的父親是丹麥種的美國人，而母親是夏威夷人，他的妻是日本人，他現任南滿鐵路宣傳部職員。
當他在上海的時候，他住在百老彙大廈，一個最大的旅館。
在訪問他之前，我知道許多日本官員和某些俄國人常去訪問他。
在旅館的接待室裏我打電話給他。他要我上去，我要他下來。
當我和他坐在會客室的時候，他很殷勤地說了許多對於我所遭受的侮辱表示遺憾的話。……他通知我各個日本官員，其中有板瀨和小新義，都已經受了嚴重的處罰，因為虐待我的家屬……日本當局已經進行調查，打算償還我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