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的信心使江澤民恢複了自信，江澤民決心接受鄧小平的召喚。
雖然許多人對任命江澤民的決定感到吃驚，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據傳，鄧小平說：“如果我們推出的領導層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麼在將來會有更多的麻煩……我們會永遠得不到安寧……我們必須讓民眾產生信任。”
江澤民處理上海的示威者時，表現出良好的形象。他對示威者進行安撫並態度溫和，同時又在涉及黨的權力的問題上寸步不讓。最後，他果斷處理《導報》問題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時候，他願意采取行動。
此外，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新領導班子要具備幾項關鍵素質。最首要的一條是品德高尚。江澤民在上海聲譽極好，從沒有跡象顯示他與任何醜聞有聯係。他的黨員履曆堪稱模範，並一直支持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構想。與此同等重要的是，江澤民有技術專業知識、政治經驗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徹了解改革中的問題。他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掌握外語技能，並受過科學訓練，鄧小平稱他是一個“夠格的知識分子”。他向外界展示出了一個具有魅力的領袖形象。
沒有堅強的支持基礎，是江澤民主要的不利條件，但是現在也變成優勢。因為鄧小平說：“我需要一個不搞小圈子的人。”
江澤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講，他知道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別演說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這一點。在上海閔行發電廠，他告訴工人們：“沒有電，上海就沒有穩定。”他現在不再隻關心上海的穩定，而是全國的穩定。
“六四”期間，江澤民的活動仍是一個謎
北京的動亂還在繼續。5月29日晚上10時30分，一座類似自由女神像的11米高、名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6輛三輪車拉進了天安門廣場。第二天中午，這座由中央美院的學生們製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勵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學生和外國記者中間，一個學生高聲朗讀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的講話被從北京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所打斷，數小時之後他就再次飛往北方。
與此同時，鄧小平將對江澤民的任命告訴了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這位地位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強調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他說：“這次什麼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他又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幹擾你們的事。”鄧小平明確地說，“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友好地團結。”
黨內的爭鬥雖然暫時停止了，但外部的衝突卻越來越嚴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處深宅，總理李鵬、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這還是他的公開身份）、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宣傳部長王忍之開了一個很長的會。他們召來了滕文生和另一位演說詞撰稿人，讓他們草擬一封給全國的公開信。
“會議是由李鵬主持的，江澤民幾乎一言不發，”滕文生回憶說，“我了解製度的運作情況，很疑惑江澤民為什麼會在那裏。我完全沒有料到（他的升職），一無所知。我稱他為‘江書記’，因為他是上海的市委書記。”
關於這封至關重要的信，李鵬作了唯一有實質性內容的發言，他給出了基本的大綱和主要的觀點。“請到隔壁，”李鵬說，“我們會等你們寫完。”
“我給兩位可敬的學者一個半小時。”江澤民和顏悅色地補充說。這是他說的唯一一句話。
滕文生與他的夥伴1小時就寫完了。他們回到會場，大聲朗讀了信稿。與會者似乎很滿意。隻有李鵬作了幾處次要的修改。他問其他人是否還有補充意見，其他人都沒有。然後李鵬對滕文生說：“好吧，你們的工作完成了。你們走吧。”滕文生在離開的時候，還在想為什麼江澤民會在場。
在“六四”期間，江澤民的活動仍是一個謎。一些報道稱，這位新的總書記盡管沒有卷入軍事行動中，“但在危機處理方麵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前中央情報局特工）李潔明，在根據他的親身經曆寫成的關於“六四事件”的詳細回憶中，隻提到了江澤民一次，而且內容還是他在上海“較為成功地對付示威者”。
在談到“六四事件”時，江澤民說：“領導人在處理全國性的動亂時必須做到謹慎和明斷。”盡管如此，他一直為當時采取行動的人辯護。他總會問：如果即使數量隻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宮、唐寧街10號或愛麗舍宮前麵紮營近兩個月，那麼西方政府會作何反應？
目睹事態的升級，江澤民汲取了教訓。他決心要采取預防措施來確保他的任內絕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他認為，防暴應當是警察部隊，而不是軍隊的管轄範圍。他看到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西方國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彈。江澤民還認為外國新聞報道的內容使問題更加惡化，建議今後要加強控製。在江澤民考慮的事情中，國家的穩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新當選的中共總書記“看起來有點悶悶不樂”
江澤民進京上任3周後，才被正式選舉為總書記。在此期間，鄧小平為平穩移交權力，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安排。他重申了實行經濟自由化和開放政策的承諾。
6月16日，鄧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與高級領導人見了麵，向他們解釋為什麼第三代的集體領導應當有一個“核心”，並確定這個核心應當是江澤民。他回顧了中國共產黨早先的曆史，然後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誌。開宗明義，就是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
“領導核心”的概念是在“六四事件”的背景下產生的。“‘偉大舵手’及‘最高領導’這些稱呼分別反映了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威嚴與影響，‘領導核心’相形之下就遜色多了，”研究中國政治的悉尼大學教授弗裏克·台維斯寫道，“江澤民新近被任命為總書記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核心’這個稱呼顯然是專門用來加強他的地位的。”然而，“核心”的概念是跟不同時代的集體領導的概念緊密聯係的，目的是平衡對享有權威的領袖的需要與禁止個人專斷的需要。波士頓大學教授約瑟夫·福史密斯認為，“核心”的特點是“綜合了正式與非正式的權威，它使一位領導人成為黨的問題的最終裁決者——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拍板’與結束討論的能力”。
隨後鄧小平宣布了離開政壇的打算，“新的領導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後，我就不再過問、不再幹預大家的事情”。但這位地位至高無上的領導人想要隱退並不容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澤民可能會應付不下來。在此後的3年內，他仍然經常要依靠鄧小平出麵幫忙，有時還需要他進行幹預。
達成一致意見的最後一個步驟，是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有主要的元老參加，於6月19日至21日舉行了3天。6月23日和24日，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開正式會議，這就是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被正式罷免職務。而從未想到過這一刻的江澤民，經過選舉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我深感擔子很重，”江澤民對與會者發表了講話，“我感謝同誌們的信任，決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學習，加強調查研究，盡心盡力做好工作。”
6月24日，會議結束當天，江澤民作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被介紹給全世界。《紐約時報》報道稱他“看起來有點悶悶不樂，眉頭微微皺著”，並分析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他所就任的職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國問題觀察家都大吃一驚。許多人得出結論，江澤民的任期將會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評論說，他的基礎是“他的聲望，但這在中國算不了什麼。他沒有像軍隊或國家安全部門這樣的機構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說：“這是一個臨時性的繼任政府，我不認為有人預料它會生存很久。”
有些人則看到了這一選擇的優點。一位外國外交官指出：“這個決定給人民帶來希望，至少，他可以和外國領導人握手。”一位中國問題學者作了一個有預見性的分析，“從平衡角度考慮，他看起來是個很好的選擇——他是對外開放的象征，同時又和黨的元老們合拍。”
還有人稱江澤民是個“非常機智、非常溫和的令人喜歡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貿易展覽會上見過他的谘詢顧問熱情洋溢地說：“我不認為在美國有哪位政客會有這種才幹，他走了進來，就像是君臨現場。”
在北京，對此的反應非常和緩。江澤民被認為是“上海人”，這不是一個表示親近的稱謂。4年前，當江澤民來到上海成為該市的新市長時，上海人給他貼上了“北京人”的標簽。就像在以前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一樣，江澤民必須要證明自己，隻不過，這一次是對整個中國乃至全世界。
江澤民的家庭成員像西方學者一樣不知所措
對江澤民的家庭成員來說，他高升的消息讓他們鬆了口氣。從5月下旬起，他們就注意到江澤民不再公開露麵，擔心有最壞的事發生。“對上海市委書記來說，消失這麼久是很少有的，”江澤民的妹妹江澤慧回憶道，“特別是在有學生抗議和政治爭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憂心忡忡的親戚打來電話，王冶平也隻能說“我們平安無事”，並神秘地補充說，“沒有發生壞事”。
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澤民的家庭成員像西方學者一樣不知所措。“如果三哥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毫無準備，”江澤慧說，“我們就更沒有準備了。真的讓我們大吃一驚。我的第一反應是曆史的重擔已落在他的肩上。”“我們並未感到極度快樂，我們當然也沒有慶祝。他的任命不值得慶祝。這是在‘六四’後不久，國家將向什麼方向前進尚不清楚。這是段非常困難的時期。”
江澤慧一直與王冶平保持聯係。王冶平看起來是以一種聽天由命而不是興高采烈的態度對待命運的安排。“她十分憂慮，擔心她的丈夫和他們的將來，”江澤慧說，“她沒說她很擔憂，她也沒有抱怨什麼，但是我對她有這麼長時間的了解，我能感覺出來。”她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毛澤東和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結果都不怎麼好。
這個消息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也是一個負擔。當時，江澤民的長子，37歲的江綿恒，正在費城的德雷克塞爾大學電氣和計算機工程係讀研究生。
江綿恒在1985年就被錄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學費。他父親的老同學王軍孫（音譯）移民美國，已是德雷克塞爾大學的教授，第二年給他弄到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讀。
在“六四”之前的這段時間裏，江綿恒一直專注於學習，避開校園內的集會。在“六四”之後，他幾乎完全隱居。他不知道父親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澤民的父子關係在德雷克塞爾大學已盡人皆知，尤其是對那些中國學生來說，他們攔住他，對他當麵嚇唬，或是給他打懷有敵意的電話。江綿恒知道他父親在北京，但不知道為什麼。他跟家庭的電話聯係，平時是很有限的（因為當時線路有限，費用昂貴），這時已斷絕數周。
6月24日，江綿恒突然受到係主任布魯斯·艾森斯坦的緊急召見。
“你聽說了北京的消息嗎？”艾森斯坦教授問。
江綿恒搖了搖頭。他還沒聽說。但他感到將有大事發生。
“你父親是新任的共產黨總書記。”
“總書記？”他的臉漲紅了。
“我有兩件事要告訴你，”艾森斯坦教授說，“首先，聯邦調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們聯係過，他們願意24小時保護你。我們不需要他們，我們會保護你。其次，我們會繼續把你當一個普通學生對待。”
“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江綿恒說。他的態度“贏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時候，電話已經在響了。一個來自美聯社的記者想知道江綿恒對他父親的任命、他父親的政策和“六四事件”的反應。江綿恒措手不及，但他作出了一個有名的機智回答：”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
“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北京，江澤民麵臨著他自己的困境。在“六四”之後，經濟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則已銷聲匿跡。大多數新的政策、項目或合資企業又要按以前那樣，分成“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屬前者的就得到批準，後者則遭到拒絕。外國投資幾乎停止。
在他晉升的消息公布了四五天後，江澤民給沈永言打了電話。他說，“永言，你得接著搞那本書啊。”他指的是他的蘇聯恩師有關電力方麵早已過時的專著的翻譯。
“你已經是總書記了，”沈永言以懷疑的口吻回答說，“你還需要這本舊書做什麼？”
“我們必須善始善終，”江澤民回答，“雖然這位蘇聯老先生已經去世了，我卻必須履行我的諾言。”
從那以後，江澤民會時不時地打電話給老朋友詢問那本書的進展情況，在出版商將書送給他之前，都沒有放鬆過。他在書的“前言”裏概括了內容，並對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幫助表示了感謝。它的寫作日期是“1989年11月”，顯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動，晚上在寫作。
書最終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澤民遵守了諾言。它在技術上已過時，隻有古董的價值，但他還是為這本書感到驕傲。第二年，他首次作為總書記出訪蘇聯。他的恩師已經去世，但他專門送了一本給他的家人。江澤民把有限的稿費捐贈給了上海兒童基金會；他還購買了一些書作為禮物送給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老同事。
沈永言記得江澤民在剛剛被提升的那段日子裏經常在深夜給他打電話。“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沒什麼大事，經常談論他如何適應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務的形式與挫折。他處於來自方方麵麵的重壓之下，有時晚飯之後，他就會感到寂寞。他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他的家人還在上海。”他獨自住在中南海，這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當時，盡管江澤民表麵已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領導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煩心。中國處在“六四事件”後的蕭條時期，被國際社會排斥在外。全國上下充滿了怨氣和相互指責之聲，腐敗猖獗，經濟停滯不前。實際上，江澤民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經驗都比他豐富。此外，他當時是在一個臨時性的住所裏工作和生活，這是一棟樸素的小宅子，前麵是辦公室，後麵是臥室。由於從沒有在中南海停留過多長時間，他還需要弄明白哪棟樓是什麼樓，誰住在哪裏。
江澤民是獨自一人，而且並不是真的高高在上。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他在北京也沒有個人班底。他和軍隊沒有任何關係。他知道，實際上每一個人，從北京的內部圈子到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認為他是個過渡領導人，一個臨時看管職位的人。就連向來對外交事務具有很好的判斷力的理查德·尼克鬆，當初也不看好他。這一時期，正如江澤民後來說的：“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江澤民作的第一次職務任命非常明智
1989年7月28日，似乎是為了回應學生運動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將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規定“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的裙帶關係。幾個高層官員的後代很快就落入法網。信息很明確：江澤民將在打擊腐敗方麵燃起他上任後的第一把火。
接著，江澤民向焦慮不安的香港人與澳門人重申了“一國兩製”的理念，讓他們安心。“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同時，他也告誡他們要尊重共產黨的政策。“我不會在港澳和台灣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
在對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鬆懈提出批評的同時，江澤民也強調了與非社會主義世界的交流。“我們應大膽地從中國古代教育與外國教育中汲取所有寶貴的東西”，他在一次會議上說。但在同一周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他也表示：“在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到底的同時，我們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
“三哥被任命後，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時，”江澤慧回憶道，“他請我到中南海與他一起吃晚飯。我兒子和我一起到了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勤政殿——這裏也是他的臨時宿舍。這裏並沒有麼特別之處。”
當江澤慧提到家裏正為紀念他們的父親江上青犧牲50周年籌劃一次盛大的紀念活動時，江澤民立即表示反對。“這正是動亂時學生們所抱怨的事情，我們正在努力削減這些官方的慶典。”江澤民告訴妹妹，紀念會可以開，但必須遵守三條原則：第一，儀式從簡；第二，親戚們絕不能接受宴請和招待；第三，親戚們絕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特殊要求，外地親友來訪時也不應期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江澤民建議妹妹隻獻一個花籃。
8月初，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以前的同事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這些人後來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擔任顯要職務。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江澤民作了第一次職務任命，將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任命為黨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副部級）。這是個起協調作用的關鍵職位，具有很大影響。這一選擇非常明智，曾慶紅具有機智的政治敏銳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個人關係：他的父親曾是軍隊指揮官、黨的高級領導和政府高級官員，在華東很有影響，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門生之一。他的母親曾是一位早期的黨的工作者，是參加過長征而幸存下來的少數女性之一，並曾任一家幼兒園園長，許多高幹子女都曾在這家幼兒園就讀。事實證明，不論是在行政工作還是在政治策略上麵，曾慶紅對江澤民的幫助都是無可估量的。
一周後，江澤民支持了領導集體的決定。他說：“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在於加強並完善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剝奪或廢除黨的領導。”
政治局常委們各有自己分管的一攤，江澤民會見外國要人時，他得和其他高層領導人商議。作報告前，江澤民的發言稿須在常委會所有成員中傳閱，聽取他們的意見，而且每人都要簽名表示通過。如果有人提出疑問，他會直接寫在文件上要求解釋或解決。
這種權力共享和征求意見的做法正是中國集體領導體製的運行標誌，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式民主和最高層製衡製度正常運行的一個縮影。
“江總書記的講話就是綠燈”
甫一上任，江澤民就顯示出他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中國一位知名的電影導演李前寬完成了一部名為《開國大典》的電影，這是一部輝煌的、政治上正確的影片，但有一個問題，李前寬決定將毛澤東的宿敵蔣介石描繪成一個相當正常的人，而不是過去在大陸影片中所描繪的那個單純的惡棍。審查人員不準該影片公映，除非李前寬改變對這位蔣介石的刻畫，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殘。但他拒絕這樣做，這部備受矚目的影片便被擱置起來。
“有幾個人甚至直率地問我是否‘對蔣有好感’，”李前寬回憶道，“在1989年這可是一種罪名。”“中國的領導層剛剛經曆了變動，政府正準備在198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該片打算為40周年獻禮。我的妻子是副導演，我們呆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裏，真是吃不下也睡不著。我們太沮喪了。”
負責傳媒與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聽說了這部電影，決定進行幹預。他建議李導演直接向江澤民反映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