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4月中旬，卡爾結束了大學生活，開始走向社會。
回到特裏爾，家裏本應為卡爾這位年輕的博士高興，可母親見卡爾學的是法學專業卻獲得的是哲學博士證書，深感遺憾。她一心要求卡爾盡快獲得學位和高官厚祿，指望他作為保障家庭生活的主要力量，然而“對生計毫無意義的哲學”，大大限製了他得到實際官職和高額收入的可能性。
卡爾，他已不再空著手踏進未婚妻的家裏了，而是帶著上麵題有獻給未婚妻父親的題詞的博士論文這一份厚禮來的。
卡爾在博士論文上恭恭敬敬地寫著：獻給敬愛的父親般的朋友，政府的樞密顧問官特裏爾的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先生借以表達子弟的崇敬之意。卡爾還在博士論文的獻詞中寫道：希望一切懷疑理念的人能夠像我一樣幸運地讚揚一個富於青年力量的老年人，這位老年人以對於真理的熱情和嚴肅態度來歡迎時代的每一種進步；他並且充滿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燦爛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隻知道能激發起世界上一切心靈的真理；他從來不為倒退著的幽靈所拖曳著的陰影所嚇退，從來不被現代的烏雲密布的昏天暗地所驚倒，相反的，他永遠以神靈般的精力和剛毅堅定的眼光通過一切風雲變幻而透視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燒著的化日天光。您，我的父親般的朋友，您永遠是我的活生生的證據，顯明地證明著，理想主義不是幻想，而是一種真理。
卡爾把博士論文親自送到燕妮父親的手裏。
顧問官對眼下這位年輕的博士投以讚佩的目光，這目光絲毫沒有了當年“老鼠叼走牙齒”的嬉戲。然而，這位自幼影響卡爾並一直被卡爾熱愛尊敬的人，盡管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豐富的學識，也無法完全擺脫世俗觀念。顧問官對卡爾的哲學博士學位的前景也深感茫然和擔憂。
燕妮與卡爾已訂婚整整5年，當卡爾獲取博士學位證書時，雙方家庭還仍然反對。都借故卡爾沒有“自立”，再次推遲婚期。雙方家庭的一些成員還以為這樣就能破壞這對青年人的最終結合。
麵對雙方家庭這種壓抑的氛圍，卡爾不再同母親住一塊了，他到特裏爾找了個地方落腳。
1841年7月，卡爾來到波恩，探望在波恩大學任教的布魯諾·鮑威爾，希望能夠在波恩大學找到一份工作，當一名哲學教授。
然而，他親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都是青年黑格爾派，朋友的命運都暗淡起來，反動政府把他們一一逐出大學講壇和編輯部。
卡爾隻能得到鮑威爾等幾位處境艱難的朋友的資助，在波恩籌辦《德意誌年鑒》等一些激進刊物而勉強度日。
1842年1月初，燕妮父親病重，卡爾又從波恩回到特裏爾。為了幫助燕妮，分擔她失去親人的痛苦，卡爾在燕妮的父親3月3日去世後，一直在特裏爾住到月底。這段時間，由於生活和職業的動蕩，卡爾到處奔波，從波恩去科倫，又從科倫到波恩，再從波恩回特裏爾，加上燕妮和自己失去親人的悲痛，身體拖垮了，卡爾也病了一場。
身體稍見好轉時，卡爾不顧燕妮勸阻又立即去了波恩，開始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公開機關密切聯係，並連續在《萊茵報》上刊載了他的10篇論文，文章的影響力也開始顯出卡爾在《萊茵報》的位置。
1842年5月，家庭再次發生不幸，弟弟海爾曼因腹膜結核病去世。卡爾回到了特裏爾，在家裏待到7月中旬。後又同母親為家庭糾紛遭受痛苦。
燕妮在父親死後越來越成為她家裏受人挑剔的對象，她同自己的家庭出現了敵視的情緒，並越來越使她處於無法忍受的狀態。
社會、家庭的困擾，使卡爾對擇業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