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九、獨立與分治(1 / 3)

1945年下半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有利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極大變化。反法西斯戰爭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秩序,推動了戰後世界的進步。英國雖然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卻元氣大傷,維持其龐大殖民統治的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經過反法西斯戰爭考驗的一大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各地衝擊著英國的殖民統治。

同時,隨著戰爭勝利的來臨,印度國內的革命形勢也日益成熟。1945年下半年起,罷工運動更趨活躍,幾乎所有工業部門的工人都轉入了鬥爭。農民鬥爭也開始活躍,並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軍隊也表現出極大的不滿與騷動情緒。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經過20~30年代的政治鬥爭鍛煉,影響強大且日益成熟。

長期經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衝擊,至今心有餘悸的殖民政府在新形勢下不得不改弦易轍,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過程。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麵臨工農運動強大威脅的情況下,也急於通過與殖民當局的合作來解決印度的獨立問題。

1945年6月14日,印度總督魏菲爾發表廣播講話,表明了英國的立場。其要點是:英國政府不能將一個自治機構強加給印度,新憲法由印度自擬。同時政府將竭盡所能根據現行製度,與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中央政務會議(行政議會)即將改組,除總督及統帥外,所有其他委員均由印度人士擔任,印度政治領袖、印度教及穆盟領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長及國外代表也考慮由印度人充任;總督準備立即召集會議,以便改組行政議會,會中將由各黨領袖、各省現任及前任首席部長提出政務委員會參考名單;中央合作,各省自當推行責任政府製。

25日,改組行政議會的籌備會議由總督主持在西姆拉舉行。國大黨的活動家中,除甘地外,有尼赫魯、帕迭爾,他們是剛從監獄中放出來的。盡管真納認為國大黨隻能代表印度教派,堅決反對國大黨穆斯林代表出席會議,但阿薩德還是應邀出席了西姆拉會議。甘地沒有參加會議,他主要在會外指示。

出席會議的各派代表依總督建議,提出了組成政務委員會人選的參考名單。國大黨堅持其名單中要包含2名國大黨籍穆斯林的代表,即蕭克·阿裏與阿薩德。真納則要求議會中的穆斯林成員都必須由穆斯林聯盟提名。雙方立場不可調和,使會議再陷破裂。

1945年7月26日,為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的丘吉爾保守黨政府因漠視人民進步要求與頑固堅持帝國主義政策而被主張改革的工黨政府取代。工黨政府針對新形勢下殖民統治麵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的現實情況,決定加快推行英帝國非殖民地計劃,他們認為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從印度開始。

8月21日,英國政府宣布印度中央與地方議會選舉將於1945年~1946年冬季舉行。9月19日,新任首相艾德禮發表廣播講話:一旦印度選舉完畢,經與各方代表磋商後,英國將盡速促成印度的製憲機構,使其立即考慮英印關係的最後安排,同時希望政務委員會早日建成。

9月18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的孟買會議通過決議:主張由民選的製憲會議製定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印度憲法。印度應組成聯邦,采取中央與地方分權製,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列專章載入憲法。

11月10日,總督韋維爾約見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張,協助英國人解決印度問題,以保證英國政權平安地移交給以國大黨為主的資產階級手中,防止爆發內戰以避免英國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為“不辱使命”,立即開始在各地旅行演講,宣傳他的非暴力主張和社會政治觀,既為防止獨立時刻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宗教衝突與流血事件,也為防止工人階級暴力鬥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

針對當時共產黨與社會黨十分活躍的形勢,甘地竭力宣傳自己不同於社會主義者的社會政治思想: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說如果他們執政,就可以強迫平等;依我的計劃,國家應照著人民的意誌行事,而不是強迫人民屈服於國家的意誌。我勸人民接受我的主張,用愛勝恨,用非暴力求得經濟平等。我並不需要等到整個社會都接受了我的主張才開始實行,我自己首先來作。我並不認為假如我有50輛汽車、1000畝土地便不能作到經濟平等,我可以使自己的財產減到與窮人相等,這便是過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針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人類又麵臨原子彈威脅,非暴力再次麵臨挑戰的情形,甘地仍表示他對“非暴力”堅信不疑。“在真理與非暴力麵前,原子彈不發生絲毫作用,而且二者間截然不同。一個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個代表純物質的力量。要比較他們之間的優越性,就得看何者能達到有價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進步、無止境的。它的發揚可使舉世無敵。同時這種力量存在於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膚色,不過有的是潛伏著,隻需加以適當訓練,便能奮發。我們如果不承認真理,不實現真理,就難逃自我毀滅。”

印度獨立的曙光在現,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緒高昂。他不僅不辭辛勞,往返各地演講,鼓吹非暴力,而且還不時激發印度人民的生活熱情。他一再說他能活到125歲。他解釋道,人類的身體是為了服務而不是為了享樂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訣就在為而不有,為而不有便是生活。享樂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務而不計收獲,便有權且應能活到125歲。這樣的生命應該是完全貢獻於服務,為而不有所獲的至樂來自內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剝奪,因此便沒有憂傷與苦惱。如果不是這樣,長壽實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饑饉肆虐,由於嚴重糧荒及醫療設備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數大增。甘地親臨災區安撫民心,推廣他在南非所實驗過的自然療法,並正式在烏諾裏創辦一所自然療養院,親自指導。他要人們注意吸收新鮮空氣,保持戶外睡眠和正確睡姿,注意講究衛生,保持房屋、廚房、廁所以及周圍環境的清潔整齊。

甘地不愧為印度各種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為促進解救“賤民”工作,從1946年3月起,他決定無論到哪裏,都將盡量住進“賤民”區。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裏真報》上發表文章,說明他此舉的動機。他說自己曾多次講過要自視為“賤民”,但一直未能以身作則,言行相符。聽說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處的“賤民”隻有一口水井、一座廟的消息,他深為所動而決定住進“賤民”區。他希望這樣能起到榜樣,讓全社會都善待“賤民”。

甘地的行動引起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滿。4月1日,甘地動身前往德裏,準備住進“賤民”區,當日便有50多人手舉黑旗,叫著反國大黨的口號,向甘地投擲石子,試圖阻止甘地。甘地不為所動,還是毅然搬進了一間僅容一人活動的陋室。服務人員隻得在室外另搭帳篷。不過,甘地並不認為這樣就算與“賤民”同甘共苦了,因為他清楚這裏是特意整理過的,而一般的“賤民”區則還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將來可以隨意住進任何“賤民”區。

1946年2月,發生了孟買水兵起義。鑒於印度反帝鬥爭日趨高漲,英國政府決定盡快給予印度以自由獨立,以免夜長夢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勳爵、商務大臣克裏浦斯和海軍大臣阿·維·亞曆山大先生組成的一個內閣大臣特別使團前往印度,和印度政治領袖討論關於建立一個製憲機構和產生一個有主要政治黨派支持的行政議會的事宜。3月底,這一使團已抵印。4月,代表團將與各方領袖在新德裏共商此事。全國人民正翹首盼望這一時刻,世界人民也都關注著這一重大行動。

4月中下旬,甘地與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德裏與內閣代表團連續舉行會議,但未達成協議,預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會議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獨立》為題撰文,展示了他對獨立的理解:獨立應該是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獨立。政治的獨立是必須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屬管製;經濟的獨立是不再受英國的資本和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印度的合夥人在內。換言之,最卑鄙的應該與最高貴的平等。這隻有資本家以其技術與資本和最貧弱的人共享才能辦到;道德的獨立是必須取消國防軍。“我的人間天國不允許以印度兵代替英國兵,國家如靠軍隊保護,國民的道德決不會好。如果內閣代表團是來推銷貨物的,印度便應當抉擇。如想變成軍國主義,則多年以後,印度可能成為第五大強國,而毫無貢獻於世界。如果選擇以非暴力為政策,則終必能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國家,且能以其首創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壓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爵士要求國大黨與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與內閣代表及總督的談判。國大黨派出了以阿薩德、尼赫魯、迦法罕及帕迭爾組成的談判陣容。甘地應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和內閣使團的邀請參與了西姆拉會外協商。這次會談和以往各次會議一樣,因印度兩大政黨無法達成協調而破裂。最後英國代表團於5月16日宣布了他們自己的方案,提議以建立印度教徒區和穆斯林區作為和解的基礎。這個方案要點是:英屬印度各省組成聯邦政府,掌管外交、國防、交通與財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聯邦權利以外的一切事務。印度教占多數的省區組成印度教聯區,穆斯林占多數的省區則組成穆斯林區。各省完全自治和基於聯區組織的規定意味著給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實。

對製憲機構的選舉機構規定也是以教派劃分為基礎,每一個省立法議會的議員分成3個主要教派組成的集團,按一定比例,選舉他們自己參加製憲機構的代表。

至於印度各土邦,當新憲法生效時,英國政府將停止實施最高權力。這樣,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聯邦或保留他們的分散,獨立狀態。

甘地當然理解這份方案的實質,不過他內心清楚,由於教派衝突及英國殖民者長期統治造成的後遺症,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隻要雙方尚能保持在統一的民族國家之內,他準備接受並努力維持這種局麵。所以,他雖不滿於該方案,卻認為該方案是當時形勢下“英國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國的苦心經營,認為方案起草者並非草率從事,而且主觀上也是想撤走時留下—個團結的印度。甘地積極呼籲各黨各派能讚成這一計劃。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調查團的方案,並宣布了它將根據已提出的條件參加臨時政府的決定。國大黨工作委員會經討論研究,也於6月26日由主席致函總督,表示決定參加擬議中的製憲會議,同時希望能盡早成立過渡時期的政府。29日,當甘地趕火車前往浦那時,有人預先埋好炸彈想置甘地於死地,結果機車受損,甘地則無事,這是甘地第7次幸免於難。

在浦那作短暫停留後,甘地趕往孟買參加國大黨全印委員會對6月26日德裏決議的表決。這次會議上左派勢力對決議強烈反對。甘地在會中致辭,盡力說明參加製憲會議是唯一正確抉擇,盡管建議中的製憲會議並非代表人民的國會,有許多缺點,但是作為久經考驗的戰士,不應求全責備,應該有勇氣接受挑戰而不是消極拒絕。

7月7日,國大黨全印委員會以204票對51票批準工作委員會所已采取的步驟。

隨著獨立臨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劇膨脹,開始為在未來的政府中撈一官半職而挖空心思。許多人寫信給甘地,要求被提名競選為議員。甘地公開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病態現象,他提醒人們切莫對他的影響力存在絲毫的期望。他指出:以為這樣的選舉含有教派鬥爭的意義,是錯誤的想法;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作製憲會議的議員,也是錯誤的想法;認為隻要能作工人運動的人就可以把握一個服務的崗位,而且是很光榮的服務,這也是很錯誤的想法;希望借此賺錢生活,那更是荒謬的想法。製憲會議的議員們至少要了解各國的憲法和議會政府,特別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立法。倘以為隻要爭到一個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務,便是低劣的念頭,真正的服務是在議會以外。

這一時期,甘地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講話,闡述他對國際時局和印度獨立問題的看法及他的非暴力理想。

內閣使團的計劃曾為各黨派接受,因而製憲議會的選舉於1946年7月在全印舉行。在210個“一般人”的席位中,國大黨獲198席,在78個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聯盟獲得73席。另外的若幹席位被國大黨所提名的人和國大黨的同盟者所獲得。這種情況使真納大吃一驚。7月29日,穆斯林聯盟決定撤消對內閣使團計劃的同意,同時準備“借助於直接行動來建立巴基斯坦”,並決定以8月16日為“直接行動日”。

8月16日,一場空前規模的仇殺事件在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發生了。事件發生在加爾各答城,持續24小時之久,殖民政府聽任其發展,沒有警察出來維持秩序,甚至連交通警也消失了。加爾各答大屠殺時,諾阿卡利縣也爆發了流血衝突,內戰陰影籠罩在印度。甘地深感憤怒,他即寫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論,譴責加爾各答的暴力行為。他說:暴行的結果,隻會延長英國的統治,英國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狀態下,將政權交還給印度手裏。假如我們用得著英國的刀槍,他們是不會走的。就是他們走了,別的外國人也會取而代之……假如每一次當英國人的刺刀亮出來,我們便得意揚揚地鼓噪,那便是大錯特錯了。無疑的,有人是在這樣做了。我們必須要懸崖勒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