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 我在閱讀中感覺到，曾廣賢是愛張鬧的，雖然沒有明確地說出來，這樣，他選擇張鬧而不是陸小燕就有理由了，如果這樣的話，這種後悔還成立嗎？你認為後悔和懺悔有什麼區別？
東西： 即使曾廣賢愛張鬧，也不妨礙他的後悔。所謂後悔，是結果失敗了才後悔。懺悔是看前提，也就是說一開始就錯了，而後悔是看結果，隻要結果與設想不對等，就後悔。這是中西方的不同，西方有原罪，而我們沒有。比如，我調戲婦女，一開始就是錯的，我是有罪的，這是懺悔；而我調戲婦女不成，還被人告了，我慘了，懊惱了，這就是後悔。胡傳吉評論中有一句：“東西為懺悔找到了一種參照。”事實上，懺悔和後悔有很大的不同。後悔其實是一種耍賴，但又有點良知、有點幻想、有點無奈，也有點可貴，它比懺悔更複雜。我們連後悔都沒有了，那非常可怕。如果曾廣賢沒有良知，他就不會後悔。當然，他的後悔裏，既有因為他無意中害了人的後悔，也有因為自己沒得到愛情，沒過得更好而後悔……在我們達不到懺悔的層麵時，後悔也許就是精神的粗糧，聊以充饑。
侯虹斌： 在《後悔錄》中，主人公在悲慘命運之外，還體現了一些豁達、大度，甚至樂觀，那麼，這種樂觀和前些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裏表現“困境中的樂觀”，區別在哪裏？
東西：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因為居住環境狹小引發的一係列問題，他必須通過調侃來擴大他的精神空間，這和“後悔”是兩碼事。張大民靠不停說話來釋放內心的憋氣、居住空間的狹窄，以緩解內心焦慮，自我解脫。而曾廣賢總是認為自己話說多了，又害人了，他總是在學習沉默。多年之後，他覺得自己過得不如意，想傾訴，所有的人都很忙，沒人願意聽他講。這就是“沒有語言的生活”，他不得不花錢請小姐來傾聽，其實，這個聽眾隻想收錢，根本沒認真聽。我一直喜歡“沒有聽眾的講述”，早在《沒有語言的生活》裏，我就寫了聾子王家寬，有不少人在他麵前滔滔不絕，但是他一個字也聽不到。在《後悔錄》裏，我把這種“沒有聽眾的講述”放大了……
侯虹斌： 變成了一種結構。
東西： 對。開始讀者也許會覺得曾廣賢的這種傾訴毫無價值，甚至嘲笑他，連小姐都打動不了。但他的傾訴到了父親麵前，卻起了奇妙的效果： 他的後悔、他的悲劇，甚至把植物人的父親都喚醒了，鐵石心腸都被感動。我想，這樣的故事也應該能感動讀者吧。“如果”這一章把故事推到極端，因為“如果”是後悔的關鍵詞。從結構上來說，一開頭就是“如果你沒意見，那我就開始講了”，最後以整章都是“如果”作為呼應。這一章是“回溯”，把“後悔”的結構弄得更完整，同時，也想把曾廣賢這個“後悔”的人物塑造得更完整，更立體些。
侯虹斌： 看著看著，曾廣賢這個倒黴的人物越來越可愛了。
東西： 曾廣賢的可愛在哪裏？《後悔錄》有一個細節。曾廣賢認為張鬧的兒子很像他，虎頭虎腦，很漂亮。他和張鬧沒有肌膚之親，為何孩子會長得像他呢？這其實是曾廣賢的自戀，表揚那個孩子就是在表揚他自己。他已經跟生活和解了。曾廣賢的後悔過程包含著一種幻想，對他而言，雖然走錯了很多路，但是因為他後悔了，仿佛就還有一條更好的路，給我們幻想。也許，他現在走的已是最好的路了，但是他還有更好的幻想。
侯虹斌： 《後悔錄》在你的寫作裏算是一種突破嗎？對你個人的意義何在？
東西： 《後悔錄》應該是我的一種突破。首先，我塑造了一個人物，發現了他的內心秘密，那就是無窮無盡的後悔；其次就是完成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情感變遷的梳理；再就是讓小說回到了故事，讓語言準確、幹淨。這部小說我改了三次，看了六七遍，光是開頭就開了六次，最多的一次開頭到達三萬字，後來全都推翻。第一章三萬字，我從頭到尾朗讀了一遍。
現在，這部小說有了較好的反映，基本上達到了我的設想。目前小說太多了，競爭太激烈了，我渴望得到讀者的喜愛，被人記住，就寫得特別認真，不想浪費自己和讀者時間。這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寫作長篇鍛煉了我長跑的能力，讓我能夠把一個人物塑造完成，還鍛煉了我語言的耐力。這一次寫作，我想提供給讀者好讀的小說。以前我的小說喜歡走極端，不太理會讀者的接受情況。不過，《後悔錄》我考慮了讀者。曾廣賢跟按摩小姐傾訴的時候，每一個讀者都是傾聽者，都是那個按摩小姐、都是他那個植物人的父親。我希望我的講述能使讀者麻痹的神經受到刺激。如果能達到這個效果，我的小說就有價值了。
侯虹斌： 我注意到近年來有幾位作家都把寫作的年代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你也是這樣，這說明什麼問題嗎？
東西： 我的寫作會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停留一段時間。這個年代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變化的年代，其間，人的變化是最大的。目前，作家對這段曆史寫得還不夠大膽、不夠深入。我又正好是這個曆史階段中成長的，對這段曆史記憶深刻，覺得還沒有寫夠。詩人楊克曾跟我交流： 如果今天的作家還在完成沈從文的任務，那就是作家的失職。我不喜歡沉溺於假想的鄉村和風景，用童話來自我安慰，那是旅遊文學，不是真的現實。桃花源和香格裏拉當然是一種寫法，但不能天天寫，關鍵是寫人的心靈，而不是外在的風景。餘華、畢飛宇、包括我，在去年推出的小說裏都不謀而合地寫到了六七十年代，說明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開始正視他們成長的時代了。
侯虹斌： 你在兩部長篇《後悔錄》和《耳光響亮》裏，都使用了一種較大的曆史跨度，你覺得你有史詩意識嗎？你的寫作比較個人化，以後會嚐試一種宏大的敘事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