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於用現代理念創作電視故事
創作曆史題材電視劇的目的不是單純地曆史演繹、史料陳列，而是要以曆史為背景，對曆史人物進行現實社會的生氣灌注，塑造出鮮活的人物形象，在精彩的故事敘事中，給觀眾以美妙的審美享受、高品位的精神愉悅，開啟人們的心智，陶冶人們的情操。因此，曆史電視劇中用當代人聽得懂的語言，講述能引起當代人共鳴的故事，古為今用，非常必要。電視劇《大秦帝國》表現的主題思想是：變法不易，改革艱難；不改滅亡，改革富強。在當前我國進入改革攻堅階段時期，這種主題思想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大秦帝國》的創作者善於用現代理念來創作電視故事，例如，在秦國之外，把秦孝公繼承王位以後的秦國塑造成勇於變法的正麵形象，將魏惠王把持朝政的魏國塑造成守舊保守的反麵形象；在秦國之內，孝公、皇太後、衛鞅等人構成了力主變法的陣營，甘龍、公孫賈等屬於反對變法的陣營，圍繞變不變法，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電視劇主創人員按照這個思路創作了許多生動的故事情節，可圈可點。尤其要說的是，為了符合這個創作思想，電視劇創作者沒有拘泥於文獻，而是對文獻的記述進行合理創新。例如，《商君列傳》中說：“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複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按照這個文獻，是衛鞅自己主動到了秦國求見孝公。電視劇沒有按照這句話進行創作，而是改成秦孝公一直關注衛鞅的去向，通過景監、熒玉公主動員說服，並千方百計把衛鞅從龐涓的軟禁中救出來，才使衛鞅來到了秦國。這樣的改動突出了秦孝公的求賢若渴，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使得故事情節既精彩又富於現實意義。至於電視劇裏麵著力表現的河西大戰，卻是電視劇主創人員的純粹虛構。按照司馬遷的《秦本紀》記載，秦孝公死後，太子嬴泗繼位為秦惠文王，繼位的當年，車裂商君（即衛鞅）。“八年，魏納河西地。”說明是在衛鞅死後八年之後的事。電視劇對於這個事件加以改動，成為電視劇著力表現的故事情節，可以理解。因為這種改動與電視劇的戲劇邏輯性相吻合，是一種藝術創新，隻要這種改動的方向是指向符合事理發展的邏輯方向，是嚴肅認真的藝術創造，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戲說”，不是顛倒事件發展的理性與史實的邏輯方向。
拘泥於曆史文獻不是藝術，而是史料的陳列，不會產生戲劇藝術，更不會產生莎士比亞和關漢卿。司馬遷對衛鞅的人品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在《商君列傳》裏評價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刻薄人乃薄情寡義者也。電視劇沒有按照司馬遷的結論行事，而是通過商鞅（即衛鞅）深入底層、體察民情的故事情節，通過他秉公執法、不徇私情的故事情節，通過他與孝公之間肝膽相照的情誼的故事情節，通過他與白雪、熒玉的愛情故事，把他塑造成光明磊落、正直果敢的正麵形象，是個始終與秦國守舊保守的官僚貴族抗爭到底的變法勇士，是個大義凜然、慷慨就義的英雄人物。這樣的塑造與電視劇的創作思想相吻合，因此是合理的、可信的。
電視劇對於古代的刑名思想賦予了現代理念。《商君列傳》說：“鞅少好刑名之學。”刑名學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其核心是幫助帝王如何駕馭臣民維護統治。電視劇裏麵，沒有自然主義地展現這種學術思想，而是把當下的法製觀念移植其間，使其具有了現代含義。在第19集，衛鞅對秦孝公說：“立法立製就是要洞察防範人之惡性為出發點。治國之難，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唯有懲惡才能揚善。法製愛民，不在其心，而在其行，重行不重心，行法才能公平，行法公平，才是真正的愛民。”類似這樣的現代理念植入式台詞，成為該電視劇的語言風格，強化了電視劇的啟示功能，增加了可看性。這也是《大秦帝國》善於推陳出新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