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萬事開頭難
萬事開頭難。學校創辦於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我們的國家剛剛停止那個令人熱血沸騰、心馳神往的口號，“吃飯不要錢，越幹越心甜”，一覺醒來，發現倉廩空虛，甕底無糧，不得不提倡起“瓜菜代”來。後來這個口號的應用範圍已遠遠超過了它的字麵涵義，吃飯要瓜菜代，辦事業，搞建設也不得不提倡“瓜菜代”。參加過用“小土群”大辦鋼鐵的鄒瑞芝和他的同事們，當然不會對辦學條件有什麼非分之想，但當他們第一次走到一起的時候，也不能不瞠目結舌，麵麵相覷。他們手裏，除了冶金部的一紙公文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沒有校舍，沒有課桌，沒有一件儀器設備，沒有一本圖書教材，沒有學生，也沒有教師。麵前站著的就這麼幾個情願或不情願地被委派來辦學的人。鄒瑞芝他們並沒有氣餒。那個年代，提倡的是白手起家，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是一種多麼可貴、多麼令人自豪的境界和精神啊！何況，冶金部的文件寫得清清楚楚，“部辦廠管”，學校的校長就是601廠的廠長。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又說，“天塌下來有個長子頂”。雖然，這棵“樹”也還不大，這個“長子”也實在不夠偉岸，大名鼎鼎的國家重點企業601廠，因為援建的“老大哥”不講信用，時時感到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很多事也常常要搞點“瓜菜代”。但既是“樹”、是“長子”，也就顧不得你大不大、偉岸不偉岸了，再瘦的駱駝總比馬大。有事找廠裏。沒有辦公室，在廠行政科辦公室角落裏安上一張桌子，開始辦理接待新生報名等一切行政公務。沒有教室，找了建廠時冶金建設公司留下的兩座工棚，後來又搬到建成後尚未使用的兩棟廠房。株洲有色冶金學校終於正式掛牌開學了。
筆者采訪時去參觀了已改成實驗大樓的當年僅有的兩棟校舍。這裏原來是計劃中的兩個大車間，房子長一百三十多米，寬二十二米，改建後中間的走道還可以容得下一輛東風牌汽車自由出入。可以想見，如果建成投產，有爐火熊熊，有機器轟鳴，有汽車叉車出出進進，有天車吊車來來往往，那確實是十分氣派和壯觀的。但是，因為“老大哥”背信棄義，這一切都成了一個美麗虛幻的夢，留下碩大無朋的空曠的廠房，在日曬雨淋中，隻能喚起一種昔日古戰場般的蒼涼感慨了。到它們被派做學校校舍時，又經曆了一番“倉庫生涯”，已被糟蹋得百孔千瘡，又髒又破。鄒瑞芝和他的同事們，帶領著那一群莘莘學子，用汗水改變了這兩棟房子的麵貌，終於使它勉強像個校舍了。可是他們有限的力量隻限於外觀的改造，無法改變它的本質。它是按工廠廠房設計的，采用的是“薄殼結構”。這是建築上的一種新技術，新工藝，做廠房、造體育館之類或許有許多外行無法想象的優越性，住在裏邊熬日月的師生們深深體會到它住人不行：冬天同外麵一樣冷，夏天比外麵還要熱——薄殼結構產生了一種蒸籠效應，這或許是發明家始料所不及的。
鄒瑞芝最初是教務主任，主要管教學，用一位老同誌在接受采訪時說的話，這也夠他蹦躂的了。開辦時十來個班，最少時隻有七個教師，神仙也掰不過來。沒有辦法，還得找廠裏，從技術人員中抽了一些人作兼職教師。在中國，從來的觀念就是“家有三升米，不做孩子王”，何況經曆了許多年耳濡目染親身體驗和教育熏陶之後，大家十分明確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觀念。現在沒來由地突然要從領導階級降為被領導(後來是被改造)階級，這思想工作之難可想而知。好在那時候黨的威信高，大家的組織觀念強，黨(其實是黨委或黨支部的負責人)說的，幾乎沒有人敢頂著不動的。至於積極性的調動，那就要靠鄒瑞芝他們做工作了。於是，教務主任鄒瑞芝開始扮演“救火隊長”、“催工隊長”的角色。上課鈴聲一響，“沒有老師上課”的報告不斷傳來。唱戲的說救場如救火，在學校裏，何嚐不是“救堂就救火”。那報告聲在教務主任鄒瑞芝聽來，實在不亞於火警。他隻好抱了部電話機，不斷向多個車間科室求援。鄒瑞芝在601廠頗幹了些年頭，熟人多，人緣又好，他一催一求，別人也不好不去，倒也十之八九解決問題。實在不行時隻好親自出馬，頂個一堂二堂，再不行就上大課，兩個班三個班一起上。
就這樣，鄒瑞芝和他的同事們開始了最初的艱難跋涉。大家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終於把個學校辦得有了點眉目，到一九六六年停止招生時為止，他們共辦了兩個專業，十六個班，畢業了三百多名學生，一九六四年“工業學大慶”那陣還被評為冶金部的“大慶式單位”。采訪參觀時，在新建的圖書館門廳裏，我看到了一麵比門扇還大的穿衣鏡，這是早年畢業的校友在三十周年校慶時送給母校的禮物。署名的十二個人，有株洲市市長、政法委副書記、公安局長、601廠黨委書記和兩個副廠長……被戲稱為十二棵青鬆。這當然是這些年畢業學生中的部分佼佼者。鄒瑞芝送給我一本裝潢精美的校友錄，從中可以看到，大多數這個時期的畢業生，已成了全國各地冶金企業的骨幹。鄒瑞芝在介紹時說：“我們算是培養了一批素質較好的勞動者。”他說得很謙虛，但我聽得出，他這話裏不無自豪。
我想起那句古老的格言：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誠哉斯言。
三中專也是要辦的
可惜，好景不長。學校辦得剛有點眉目。正一派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鄒瑞芝因為辦學有功，剛升任了副校長，大家正幹得起勁的時候，那場史無前例(但願也後無效尤)的惡夢般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字報、大批判、大串連，一夜之間學校亂成了一鍋粥。國將不國，何況一個小小的學校。鄒瑞芝自知回天無力，但他也無法跟上“曆史的潮流”。在學校裏，論職位，他是副校長，前麵還有校長、書記頂著；論出身成分，他也不錯。加上他一向為人比較正直，人緣好。因此，大革命的狂風巨浪到了他這兒也就變成小風小浪了。這日子本來應當好對付。開批判會，他是屬於陪鬥的。被鬥的坐了噴氣式，陪鬥的當然也要雙膝下地，偏偏他生成個膝關節畸形，能站不能跪，於是免不了一頓拳打腳踢。當然，比起正兒八經的批鬥對象來，這隻算是小小不言。何況，紅彤彤的造反派忙於天下興亡的大事，不屑一顧的日常瑣細總還得有個人來管，這就落到了鄒瑞芝頭上。聰明人在這個位置上自然會“懂味”，知輕重，懂進退，曉得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當說什麼不當說。鄒瑞芝卻缺乏這種明智，用造反派的話來說，是在舊軌道上走慣了的人，加上那“給個棒棰就當針(真)”的脾氣，依然懵裏懵懂，我行我素。學校給學生發補助費，這當然是討學生、特別是造反派學生歡喜的事。叫鄒瑞芝來辦就不一樣了。他說：“補助費要發，大串聯時借的錢要扣除。”有個造反派火了：這不是管卡壓克扣造反派麼？抓了他下跪、扇了兩個耳光。他倒是脖子一梗，理直氣壯：不管什麼派，借債還錢，天經地義。國家的錢，一分一厘也不能馬虎。有個職工因貪汙公款的事調出學校，這時也回來造反，要求平反翻案，找到鄒瑞芝，揚言不平反就要打人，氣勢洶洶。鄒瑞芝不急不慌，瞅定了他，不緊不慢地說：“你不就是說那年買那幾個大電阻箱的事麼？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好辦，人都在，賬也都在，查一查，電阻箱你買了沒有？如數交給學校沒有？發票你報了沒有？錢你領了沒有？事實在，打是打不掉的。”一席話說得那造反者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悻悻而返。
憑這個脾氣，他自然多吃了許多苦頭，有人勸他放聰明點，他笑笑：“燒成的泥坯沒法改了。”
吃點皮肉之苦，鄒瑞芝並不在乎。他苦是苦在心裏，別人不知道，妻子知道。別看他平時在外麵終日笑笑嗬嗬，沒事人一樣，回到家裏，常常半天不作聲，悶頭想心事。睡到床上輾轉反側，一折騰就是大半夜。有時甚至爬起來，在窗下一坐一兩個小時。其實，他什麼都不想，就想一個問題：這所學校怎麼辦？他個人的誌趣並不是辦教育，他是服從黨的調配來的。他和很多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人一樣，不管自己原來的誌趣如何，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而且必定全心全意地去幹，一定要幹好。幾年的學校生活，已使他那個當工程師的心願越來越淡漠，有如一個五彩繽紛的夢，遙遠而又陌生。他的心，他整個的血肉之軀，已經完全融進了這所小小的學校之中。他是從工廠來的，他知道，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總要有不同層次的知識技術水平的人，要有工人，要有工程師，專家，也要有中級技術人員，正如一根鏈條，哪一環都不能缺。他常常坐在窗下，遙望工廠生產區方向，久久不能平靜。他知道，在那隆隆機器聲中，熊熊爐火之旁，都有他的學生在辛勤勞作；他甚至叫得出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記得他們的麵貌特征，乃至他們中有人當學生時的種種惡作劇和笑話。他們的作用、奉獻，比他一個鄒瑞芝當工程師要大、要多，他為之欣慰。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最後一個班的學生都已畢業分配了，沒有新的招生任務，那麼，將來呢？
這一年，毛主席說話了：大學還是要辦的。鄒瑞芝聞言大喜過望。大學要辦的，那麼，中學，小學自然也是要辦的，中專也是要辦的了！
但是，也有人不這麼想。學校正搞鬥批改，教師要下放參加勞動，要回原籍。株洲市許多學校的教師都下農村去了。冶金工校是由601廠管的，工宣隊說，冶金工校的老師就不用下農村了，就地到車間勞動吧。幾年來一直在為“誤入歧途”而後悔不迭的教師們猶如得了一紙大赦令，喜不自勝，匆匆收拾行裝，準備與黑板粉筆告別，準備去迎接自己重返領導階級行列的新生。唯有鄒瑞芝愁眉不展。有人說，你不正好可以回工廠幹你的技術，重圓當工程師的舊夢麼？他說，學校怎麼辦？這麼搞鬥批改，不成了鬥批散了麼？
他癡癡地冥思苦想，也不知有幾天幾夜，終於憋不住，找工宣隊去了。於是有下麵這一段對話。
老師都走了，學校怎麼辦？
學校？上麵沒有下達招生任務，還辦什麼學校。
學校總歸是要辦的。
誰說的？
毛主席。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
工宣隊的師傅笑起來：毛主席是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你冶金工校是大學麼？
鄒瑞芝沒有笑。這有什麼好笑的？這麼淺顯明白的道理，還用得著毛主席他老人家講嗎？大學要辦，中學小學當然也要辦，中專也是要辦的。
工宣隊的師傅們了解這位根正苗紅的書呆子，沒有為難他，隻是說，好，好，好，毛主席隻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中專也是要辦的，這可是你鄒瑞芝說的，算不得數。不過，上麵還沒有文件說要撤銷冶金學校，我們也沒說要撤銷。
鄒瑞芝留下來了。還留了十幾個教職工，看著一所空空蕩蕩，死寂如古廟的學校。
四也應當有點貢獻
鄒瑞芝是個閑不住的人。既然留下來，還有十幾個人，總得找點事幹。書是沒得教了，能不能辦個工廠？
其實，鄒瑞芝想辦個工廠可謂“蓄謀已久”。建校以來他一直為學生的實習基地犯愁。辦個廠，既可解決教學實習場地問題，辦好了，還可抓點收入。隻是那時人少事多，一時顧不上來。現在人家忙於熱火朝天鬧革命，我們既然無意於“爭山頭”、“摘桃子”，何不幹點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年元旦，最新指示發表：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他把留下的職工找來開會，先學元旦社論。他說：“大貢獻我們做不出，就做點小貢獻吧。許多小貢獻加起來，也就成大貢獻了。”他把辦廠的想法一說，大家都表示讚成。
他們沒有考慮過辦廠資金問題。考慮也是枉然。又一次白手起家。從開會後的第二天起，601廠的廢品庫、垃圾站就多了一個拾破爛的人。他每天都來，這裏瞅瞅，那裏翻翻，相中的東西，拿得動的他就拿走了，拿不動的弄到一邊，過一會叫人來抬。革命正在火熱的時候，誰也顧不上這些破破爛爛，何況他是經過廠裏特許的，拾了東西又不往家裏搬，而且，工廠裏誰不認識他鄒校長？
於是，振動篩搞起來了。一台廢電動機，一個破鋼篩，除了幾副軸承，全部是從廢品庫裏弄來的，清洗清洗，修理修理，裝起來一試，還真成了。
洗砂槽搞起來了。一個廢棄不用的洗碗槽成了主要部件。
爐子砌起來了。鄒瑞芝從廠裏榮工隊請來幾個老師傅幫忙，自己動手，安裝地腳基架時，16磅的大錘一掄大半天。
就這樣，他和職工一起，修舊利廢，拚拚湊湊，一條鐵粉生產線終於建成投產。
鄒瑞芝是學冶金的，大學畢業後又在601廠幹過幾年技術工作，辦廠當然是本色行當。說起這一段往事，鄒瑞芝仍是一往情深。他說，這是自己想幹的事，一幹起來就心舒氣暢，愁悶煩惱全都沒有了。那時候，人年輕，身體好，妻子在市裏搞工宣隊，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兩個孩子交給奶奶管，無牽無掛，整天泡在廠裏舍不得走。幹到晚上十二點，實在拖不動了，回家往床上一躺，酣然一覺，又甜又香，二天一早又照樣精神飽滿。
人畢竟不是鐵打的。他終於累病了，脖子痛，到後來又牽扯到肩和手，疼痛難忍。到601廠醫院一瞧，醫生說，可能是鼻咽癌，得去長沙做活檢。同誌們聽了都為他捏一把汗。可他笑笑，我身體這麼好，哪能得這種病？一個人跑到長沙，在附一院做了個活檢，出來又順路跑了一趟冶金廳。活檢時大概弄傷了什麼地方，膀子疼得抬不起來。回到學校，工廠正在安裝煙囪。這是個關鍵活，鄒瑞芝忍不住了，又爬上屋頂參與指揮施工。同誌們勸他回去休息。他說，我同你們一起幹幹，比休息強。那時候流行一句話：小車不倒隻管推。鄒瑞芝十分讚賞。他說，人嘛，有生就有死，活著幹，死了算。
謝天謝地，活檢結果出來了，不是癌。不久，工廠也建成投產。冶金學校辦了個冶金廠，全憑著十幾個留守人員，不花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生產出了大廠急需的高純度鐵粉，一下子成了熱門新聞。601廠來開了現場會，市裏領導也來視察、鼓勵。市領導看了他們的機器、爐子，看了他們的產品，讚揚他們：這麼差的條件，這麼短的時間，你們幹得這麼好，真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