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實在應當說一聲謝謝的，對這位剛下班的大嫂，對那位年輕漂亮的小服務員，對那兩位熱情的營業員，對整個廈門市。因為，我看到了這麼美好的山和水，也看到了這麼美好的心靈。
1984.7
丁玲的鄉情
去年六月在蓉園，丁玲同誌談到一九八六年是她從事文學活動六十周年。她興奮地說，她要再來湖南，再回故鄉。清涼的夜，和煦的風，朗朗的語聲，總是帶著沉思的微笑……一切都還在眼前，在耳畔，美好的願望卻成了永遠的遺憾，在故鄉友人和後輩中喚起許多親切的懷念。
我第一次見丁玲是一九七九年冬天，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我去北京組稿。會後，到京郊木樨地的一棟大樓裏去拜訪她。說“第一次見麵”，並不準確，其實在會上已見過兩次，隻是沒有來得及交談罷了。一次是她在作協代表會上發言，一次是她來參加我們召開的湘籍作家、藝術家座談會。兩次都是由陳明同誌陪著來的。前一次說得慷慨激昂，後一次說得幽默風趣，都使人依稀認出《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作者當年的風采，而忘了她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這一次在木樨地見到她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花白的頭發，寬寬的臉龐有點浮腫，臉色蒼白，形容憔悴。一件緊身的棉襖顯得有些陳舊。這神情，這打扮，令人想起她剛剛結束不久的那一段漫長而又艱難的跋涉，想起那坎坷旅途的仆仆風塵，想起二十多年歲月中的冷雨霜風。她告訴我們，剛開完會她就病了，老咳嗽。我們勸她休息。她說已經睡過一陣了，不要緊，你們也難得來，隨便談談。一談起話來，她又恢複了往日的神態，臉色開朗起來，眼也亮了，炯炯地閃爍著一種閱盡滄桑者的機敏和深沉。一談竟是一個上午。我們談故鄉的人，故鄉的事。她告訴我們，在湖南她實際上隻生活了十七年，而在上海、延安、北京、北大荒呆了好幾個十七年，有時候甚至懷疑自己能不能算個湖南人。我們說，你這一口澧州話可是貨真價實的身分證。她笑了。她說，離開湖南快六十年了，半個多世紀。一九五三年回去過一次，到了湘西，是為了創作，想去結識幾個性格剛強的湘西人。別人都說湖南人蠻得很，愛打架，在我的記憶中，湖南人是剛強勇猛的。可惜，剛到吉首，就一天幾次電話，把我催回北京，去參加一個其實並不一定非叫我參加不可的運動。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言談間對故鄉風物流露著一種眷戀的深情。我們當即向她發出邀請，她欣然應諾：有空了，一定回去看看。
這一次，因為說起她幾個劇本的出版，她還給我們說了一段看戲的事。
半個多世紀以前，澧縣是很偏僻的，丁玲的家又在鄉下。那時的老人都很封建，女孩子幾乎足不出戶。丁玲的母親倒比較開通，但也很難有機會出去走走，到一趟常德就算是闖過大碼頭了。那時的常德還隻是一個小城鎮，但在未來的大作家眼裏，可真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好大一個世界。大概因為交通不便，從沒見戲班子去過澧縣鄉下。小時候的丁玲，唯一能享受的文化生活，就是漁鼓道情。一個人跑到門前來，抱著個竹子做的漁鼓筒，敲幾聲，唱一段。就這個，一年也難得有幾回。因此，一聽見“嘭嘭”的漁鼓響，心都顫了起來，不要命地往外跑，有時甚至追著看過好幾個屋場。說起來令人難以相信，做過中宣部文藝處長的湖南作家丁玲，前半生竟沒有看過湖南花鼓戲。第一次看湖南花鼓戲是在北大荒，那時她已是“罪人”了。因為是去改造的，自然深居簡出，幾乎又過起足不出戶的生活來，人世間的一切歡樂仿佛都遠遠地離開了她。生活的天地就是飼養場(那時她在喂雞，一天要剁好幾百斤雞菜)和她的那個簡陋的小窠。其它一切似乎都與她無關。真正的清心寡欲。但是，有一天，偶然聽人說起場部放電影，湖南花鼓戲《打銅鑼》、《補鍋》，禁不住怦然心動，居然同陳明一道，抱起小板凳，到北大荒後第一次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中。北方人聽不懂湖南話，看不慣花鼓戲，不知聽誰說來了個寫《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大右派”丁玲，倒興致盎然，都伸過頭來看她。這種兼有名人崇拜和看稀有動物的好奇心的圍觀，是很令丁玲夫婦寒心的，但這陣也管不了這許多了。他們自管自看戲，一會就進入了物我皆忘的境界，眼前隻有一片熟悉的湖南風物，耳畔盡是一陣陣親切的故園鄉音。偌大一個操坪裏，竟出現了兩個老人看戲，成百上千的人看看戲的老人的有趣場景。幾近二十年之後，丁玲說起這件事，還興致勃勃：兩三個人一台戲，輕鬆活潑，熱鬧得很，真逗人喜歡。
後來，丁玲兩次回湖南，走了不少地方，在賓館休息時，她或和陳明，或和陪同的同誌談起這一類往事。去年在蓉園，她又說起另一次在北大荒看戲的情景。那是在農場的影劇院看的。散戲時，人們蜂擁而出，她和陳明動作慢，也不敢和年輕人去擠，待他們走出影劇院時，已不見一個人影。那是冬天，茫茫雪原，無際無涯。忽然，一列南去的火車隨著一聲長嘯，在天邊的地平線上馳過。這是一列客車，車廂裏亮著燈，像一排活動的房子，橘黃色的燈光，在空曠浩渺的冰雪荒原上顯得明亮而又溫馨。
她說得很慢，很輕，深情地，像在讀一首詩。在座的一位年輕的女同誌被她感動了，問道：“你想北京，想家鄉麼？”
“不想。……不敢想啊！”
“那你想什麼呢？”
老太太一怔，仿佛忽然從夢中驚醒似的，用帶點揶揄的眼光看看周圍的小字輩們，朗聲說：“我想，我們真幸福。這天底下就我們兩個人，他和我。”
說完，她哈哈大笑起來。
一九八四年初夏，在北京開會期間，我陪一個湖南青年作家去看丁玲。她同我們談創作、談湖南的作家群和湖南作家的作品，從康濯說到古華、葉蔚林，滿懷著一種對家鄉後輩作家們的愛護和關切之情。令人驚奇的是年近八旬、百事繁冗的老人竟讀了《山道彎彎》、《芙蓉鎮》等不少湖南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她讚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湖南文藝創作的成就，為湖南作家群的崛起感到由衷的高興。但是，她認為，湖南中青年作家不能滿足現有的成績，要爭取新的突破。她問我們：湖南作家要突破，關鍵是什麼？我們笑笑，說：“丁老，您看呢？”
她沉思良久，神情嚴肅地說：“要學馬列。看來還是一個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提高思想水平的問題。”
我們肅然頷首。這就是丁玲，一個被打成“大右派”，經曆了二十多年坎坷磨難的丁玲。嚴肅的曆史開了一個多麼不嚴肅的玩笑。
丁玲同誌去了，永遠離開了我們。她給我們留下了近三百萬字的著作，彌足珍貴；她八十二年人生留給我們的，也是一部著作，一部值得我們熟讀深思的大書。
1986.3.26
山道上的足跡
一
這是一個秋天炎熱的夜晚，譚談又來到了我當時住在澡堂樓上那間被戲稱為“烘房”的屋裏，在電扇不停的嗡嗡聲中，我們又一邊抹著汗，一邊天南海北地聊起天來。扯家長裏短，扯文藝界的新聞舊事，說得最多的自然還是生活和創作。譚談曾是礦工，我也同煤礦打過一段交道，礦工生活就成了我們經常的話題。
這天晚上譚談顯得格外激動。他一連說了幾個礦工妻子的故事。他的聲音大得嚇人，像給上千人作報告，更像跟人吵架，引得隔壁屋裏的人來看。他視若無睹，繼續著他大聲的議論：
“礦工是可愛的，他們的妻子更令人感動。礦上難免出事，丈夫犧牲了，她要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擔；她本來可以理所當然地吃撫恤，可是她不願意，她說，不能趴著吃社會主義，要站著幹社會主義！這樣的人還不應當寫？”
“應當寫的，應當寫的，你就寫吧。”我說。
他作難了：“可是，怎麼寫？表現什麼？”
我被他說的幾個故事深深地感動了，久久地思索著。我試著說：
“就寫這樣一個礦工的妻子，表現我們民族傳統的道德美吧！”
他騰地一下站了起來：“對，就寫這種傳統的道德美，歌頌這個女人！”
他一口喝幹了杯中的冷茶，用手背一抹嘴，掉頭走了。待我緩過神來的時候，他急促而響亮的腳步聲已經響去很遠了。
下弦月已經越過了屋脊，水一樣的月光潑灑在我的無遮無蓋的走廊上。我聆聽著他匆匆遠去的足音，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不也是這樣大步地奔向他的目標麼？
二
譚談出生在湘中山區的一個農民家裏。十五歲不到，就跟著做石匠的父親，參加了大煉鋼鐵的行列。三年以後，他報名參軍了。征兵的同誌問他：“要不要征求一下家裏的意見？”他拍拍胸脯說：“不用，我自己做主！”體檢合格以後，他把所有的東西往礦武裝部一交，揣著礦裏發的一個月工資跑出來了。街上轉了一圈，走進一家飲食店，大大咧咧地買了兩碗麵。天氣正熱，吃了兩口，大汗淋漓，他把襯衫也擼了下來，放到桌上。吃完麵，高高興興地一拍屁股走了。下午從河裏洗了個冷水澡上來，覺得有些涼意，才發覺襯衫沒有了。趕到飲食店，連影子都沒留下一個。這點損失，沒有給沉浸在對新生活憧憬中的年輕人帶來太大的煩惱。他大聲地罵了一句粗話，走了。當天傍晚，夕陽斜照的時候，我們這位未來的作家，赤膊短褲站在新兵隊列裏，領了一套嶄新的軍服。
當兵的時候，譚談就看開了小說，還在床頭辦了個小牆報，作者、編輯、讀者，三位一體。牆報以發表詩歌為主(那是個詩的年代)，圖文並茂；一周一換，滿正規的。既打發了空閑的時間，又滿足了強不可抑的發表欲。部隊生活，一切都是新鮮的，尤其是藏書不多的圖書室，更叫他眼界大開。他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了《解放軍文藝》，才知道有文學雜誌這種東西。他花了一個月的津貼，從舊書店抱回來一大捆舊雜誌，有《人民文學》，還有《收獲》。人家告訴他這是過期的。他瞪人家一眼：“沒看過的就是新的，還打三折哩，便宜！”讀著讀著，手癢起來了，偷偷地跑到海邊的芭蕉樹下寫起來，常常一寫就是大半天，寫得快，退得也快，那個時候不知是投稿的少，還是編輯作風好，一篇稿子寄出去，不出一個月就回來了，捎帶上一封鉛印的退稿信。可他不氣餒。高爾基發表第一篇作品前，退稿摞起來差不多有書桌高哩。他還一尺不到，急什麼。有誌者事竟成，一九六四年冬天，《解放軍文藝》社給師裏來了一個通知，準備發表戰士作者譚談的小說，還寄來了小樣，希望幫助作者聽聽戰士們的意見，好好改改。這是個出過高玉寶的部隊，現在又出來一個戰士作者，領導自然重視。師裏通知團裏，團裏通知連隊，一級一級找譚談。可上哪兒找去？原來，譚談本名叫譚達成。後來，還是一個電影放映員提供了情報，政治處宣傳股長在打穀場上找到了他：他正扛著袋二百斤一包的稻穀入庫，幹得滿歡。
宣傳股長把他叫過來，一邊抹著汗，一邊問：“譚達成，你幹嘛叫譚談呢？”
“筆名嘛，魯迅不也是筆名！”
“什麼不好叫，偏叫譚談，多別扭。”
“別扭什麼。寫文章不就是用筆談話麼？”
看來這位戰士作者還很不好說話，宣傳股長度量大，把來信和小樣遞給了他：“好了好了，還真叫你談成了！”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他呆了，懵了，“嘿嘿”地傻笑著。晚上睡在床上，就著窗戶透進來的燈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牆上的大鍾響過十二下，該睡了，明天還出工哩，可怎麼也睡不著，數數的辦法也不靈了。又把小樣掏了出來，幹脆看到天亮。
這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解放軍文藝》、《收獲》、《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了十一篇小說和散文。
可惜的是好運不長，沒過一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隨後是轉業、調動。他什麼沒幹過？電焊工、鉗工、通訊員、宣傳幹事、記者、編輯。一九七八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散文集《采石場上》。之後，他又寫下近百萬字的作品。
三
那天晚上一別，我們有很久沒有見麵。這一天，他來了，遞給我一疊整齊的稿子，告訴我：是利用出差的空閑寫的。這就是後來令他名噪一時的《山道彎彎》。
對於譚談的創作，我是熟悉的。我幾乎讀過他的全部作品。我喜歡他文如其人的質樸無華，喜歡他明朗清新的格調。但是，當我讀完《山道彎彎》的時候，我不能不發出“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慨歎。《山道彎彎》確實是他文藝創作上的一個突破。它以細膩的文筆，真摯的感情，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深深地打動了我。它所著力刻劃的金竹和二猛的藝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們民族傳統的美學理想，是一曲心靈美的悠揚的頌歌。它在《芙蓉》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發表之後，立即引起了廣大讀者和文藝界的注意。全國許多報刊轉載、評論，並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和多種地方戲曲，一時之間，真出現了一股《山道彎彎》“熱”了。
四
我為譚談的成就高興，也暗自思索著他成功的原因：他刻苦、勤奮，十年辛苦不尋常。這些年來，他在藝術上磨煉得大有長進；我記得他創作前的激動，他熟悉他要寫的人物，他摯愛著他們，有的情節，甚至就發生在他的愛人身上……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他的為人！
熟悉譚談的人都說：他像《山道彎彎》裏的二猛，坦率、質樸、誠實、善良。
他不事打扮，衣著樸素。熱天裏常常是短衣短褲、赤腳涼鞋，偶爾邂逅，與其說他是個頗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搬運工人更令人相信。那一年他應一家刊物之約去韶山寫文章，幾次被慣於衣帽取人的門衛擋在賓館大門之外。去年去西安改電影劇本，又差點與專程去機場接他的西影的同誌失之交臂。後來，老導演郭陽庭還不勝感歎：真沒想到譚談是這個樣子。
譚談在物質生活上，對自己，包括對妻子兒女，似乎都太摳了一點。據說，《山道彎彎》發表以後，稿費拿了不少，有人建議他給愛人做一套像樣點的衣服，他一笑置之。可是，兩個一時手頭拮據的同誌，卻從他這裏借去了遠不止一套衣服的錢。礦冶學院有個學生是他的同鄉，家中隻有一個寡母，生活困難，一次生病住院，譚談知道後，買了奶粉糖果去醫院看望，同時送去三十元錢。還一再叮囑說：“錢是我送你的，不用還了，安心養病，有什麼困難，再找我。”
記憶的小船溯流而上。有好幾年了，那時，他還在漣邵礦務局工作。一天，譚談送愛人去煤礦醫院動手術，在醫院門口碰到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農正急得暈頭轉向。原來，這個農民患了鼻咽癌，醫生囑他去長沙做進一步檢查。老頭是石匠，攢了點錢，卻從沒去過長沙，更不知道醫院門朝哪邊開。譚談一聽，說：“過幾天到我家裏來，等我老婆能起床了，我送你去。我反正要去長沙。”他給老石匠留下了地址。老人身患絕症，哪裏等得，第二天就來了。譚談愛人剛動過手術，躺在床上，正要人照顧，無法脫身，隻好留老人住下來。一日三餐，由譚談招待，早晨妻子吃甜酒衝蛋，也給老石匠一碗。過了三天，看到老石匠坐立不安，就丟下臥病在床的妻子，陪老人上了長沙，住進了省文聯當時的五樓招待室。那時長沙看病不容易，天不亮就得去排隊掛號。從省文聯到附二院，路途不短。為了讓老人多休息一會，譚談天不亮就一個人去，掛好號再回來接老人去看病。同住在一起的作者都以為老人是他父親。當全部檢查完畢，等待檢驗結果的時候，譚談把老石匠交給了正住在這裏的我，歉意地說：“隻好拜托你了。我愛人還在床上，我實在放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