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裏很窮，寡母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在磨坊裏包一盤磨，一天磨上百斤麥子，按勞付酬，多的一天可掙七毛多，少時五六毛。有一個印象很深的數字：六毛八，這大概是拿得次數最多的錢。這就是我們一家六口每日的生活費。一盤磨幾百斤重，多是用牲口拉的，牲口不夠才用人代替，其累，可想而知。六毛八分錢即使在一毛錢可買三個雞蛋的年代，也不是什麼大數目，要養活一家六口，已很拮據了，再要供一個孩子上中學，就更困難了。於是，我上完初一便輟學了。
我讀書很早，這年才十二歲，個子又矮小，上麵有兩個姐姐尤其是二姐，吃苦耐勞，又有一副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與母親一起成了推磨的主力。磨上幫不了忙，縣城裏的孩子又沒別的事可做，於是成天貓在縣文化館的圖書室看書。後來還被吸收做了義務管理員，一邊守著閱覽室，一邊看書。先是小人書，後來看小說，中國的，外國的，逮著什麼看什麼。特別是當了義務管理員後，有了進出書庫，隨意選擇的自由。徜徉於一排排高大整齊的書架之間，聞著那帶點黴味的書香，心中愜意得簡直不知所以。早出晚歸，一天也不耽誤。有時看到書上的字已成一片模糊，抬頭一看，人都走光了。方才關門回家。母親一麵埋怨我把家當成了旅店，一麵給我熱飯。看著勞累疲憊的母親，心中常生起一絲歉疚，下決心明天一定去磨坊幫忙。但第二天一早，飯碗一放，一雙腳不由得又往圖書室跑。現在想來，我是多麼對不起母親和二姐。
文化館裏有個女館長，叫孫漱河，三十多歲，圓臉，小個，臉上有些淡淡的雀斑。聽人說她曾當過區長，挎著盒子槍在鄉裏領著農民鬥地主，分田地，是個叱吒風雲的角色。因為有病，患直腸癌，肛門改到肚子上，才調到文化館。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女，一個人過。我看她一臉和善的微笑，實在無法跟那個韓英式的形象聯係起來。她來圖書室坐坐，翻翻雜誌，也同我們聊聊。有一次，她問我：“你這麼喜歡看書，為什麼不到學校裏去讀書？”我笑笑，沒有回答。我能向一個帶著農民鬥地主的女區長訴說一個被打倒的地主兒子的窘困麼？這天正是學校暑假即將結束的時候，她來了，坐到我的對麵，直直地看著我說：“你還小，你很聰明，你應當去上學。學校正在招插班生，你去考，考上了，學費歸我出。”臨走，將一元錢塞到我手裏，說是報名費。
文化館一位幹部的弟弟同我玩得好，聽說我要考插班，忙慫恿我去他所在的那所學校。他說，那是公立中學，學費便宜。在他陪同下，我去報考了。不久發榜，我居然是二十幾個考生中的第一名。我的那位小朋友把這消息告訴了孫館長，她高興得臉都紅了，拉著我的手，一個勁地說“好”。過幾天，要開學了，孫館長把十五張嶄新的一元票放到我麵前，說：“我十元，鍾館長五元。他知道了，硬要湊一份。交了學費，剩下的買點文具吧。”
晚上，文化館開歡送會，有花生瓜子，還有水果，一屋子的歡聲笑語，像過節一樣。我真不敢相信，這是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開的。孫館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已記不清了，隻記得一屋子慈愛和善的笑臉，一屋子慈愛和善的眼睛。我卻傻乎乎地哭了。
我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兩年的校園。這年底，表哥從外地回來，聽說了這件事，把錢還給了兩位館長。這件事卻永遠記在我心裏。
1994.5
心祭
終於得到一個機會，明天就能回故鄉去了。離別多年，故鄉人事，或近或遠，或明或晦，依稀間都來到眼前。我想到第一個要去看望的人就是鍾師。幾年來，心中積下了多少話，我真恨不得星夜急馳，去到你在故鄉孔廟的那間小屋裏，盡情地做一次徹夜長談。但是，猛然想起，你離開人世已經整整五年了，不禁悵然若失。
窗外，月正中天，疏星朗朗，天穹遼闊而又深遠，顏色是那樣藍，藍得深沉而又純淨。我隱約記得，第一次接觸你，也是這樣一個晴朗的夏夜，孔廟大殿前麵丹墀白色的青石板上，清晰地印著我們兩條身影。那時，你是縣文化館館長，雖年不過三十，卻因剛剛發表了幾篇作品，成了名重一時的人物。據說還剛剛填過入黨誌願書，很快就將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了。而我，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一個衣冠不整的黃口學子，正害著這個年歲的少年常犯的文學病，帶著幾篇課餘偷偷塗抹的文章，帶著靦腆和惶惑，貿然前來求教。你沒有笑我的幼稚和笨拙，拉我到丹墀裏，浴著晚風，數著天上的星星，侃侃而談。談文學，也談人生。當時我還驚異於你為什麼這樣容易親近。後來我才懂得，你是把我當成了你工作的對象，一個需要輔導的文學愛好者。從此，我便成了你鬥室裏的常客，每月我都按時到這裏來借走新到的幾種文學雜誌，也送還已經讀過的舊書。偶逢閑暇，相對而坐，聽你興致極濃地談新近下鄉的見聞，談醞釀中的新作的構思，也談對我的習作的意見。你是這樣坦率而又真誠。常使我忘記了我們之間年歲的差距，每回我都感到，似有一隻溫暖的大手，攜扶著我蹣跚於文學之路。我覺得幸運。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幸運的。全國有多少文化館，全國有多少鍾師這樣的好老師！
但是，時隔不久，事情就開始了急遽莫測的變化。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我正伏案縣圖書館的閱覽室裏，幾個神色緊張的人匆匆趕來，拿走了一份剛到不久的《湖南文化報》。這是一份發行數量極少、很不為人注意的小報，後來我才知道，這上麵有你的一篇文章，給縣裏一個管文化的領導同誌提了一點意見。於是一個你到死也終於沒能擺脫的鉛一樣沉重的陰影，從此便籠罩到你的頭上。當時我正在城郊一所中學念書，又是畢業班，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進城。兩個月後，我聽到這個消息趕來的時候，你的鬥室門上已掛上了一把黑漆斑駁的大鎖。它像一點迷惘而又惶惑的眸子，怔怔地瞪視著我。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程度，隻是覺得冤屈和不平，也因為匆促別離所帶來的惆悵，我久久地佇立在蒼茫的暮色中，默默地任淚水湧流。
一別多年，音訊斷絕，隻是偶然從一些熟悉的同誌處打聽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你下放到一個偏僻邊遠的山區勞動。在那裏，你三年不窺家園，學會了木匠和白鐵匠的手藝，技術之精，使當地的能工巧匠側目。聽說你曾打算以此為生。後來，隻是因為一些老同誌的反複進言，一位熟悉你的領導同誌力排眾議，你才又重新回到群眾文化工作崗位。之後不久，我也調來了文化館。當年的師生，而今又成了同事，久別重逢，驚愕更多於欣喜。看著你，我不禁瞠目結舌：這就是當年的鍾師？這樣瘦，這樣黑，這樣蒼老！四十剛出頭的年歲，竟像一個垂暮之年的老者，相見之下，隻是輕輕地一握，淡淡地一笑，幾句言談，帶一點淡淡的掩抑不住的感傷。然後，就轉過身去忙你的去了，留下一陣強壓抑著的輕輕的咳嗽聲。十年啊，僅僅十年，歲月之無情，何以至如此！
同事的生活，也使我更加深了對你的了解，原來，你的才能並不止於文學。你還懂戲、懂音樂、懂舞蹈、懂繪畫、懂地方戲的表演程式。幾乎是一個文化館幹部需要懂的，你都懂。文化館的事，大大小小，別人不願幹的，別人不會幹的，別人幹不贏的，幾乎都是這句話：找鍾師。甚至連蓋房子抓基建施工，數來數去，大家也覺得你最合適。你沒有牢騷，沒有怨艾，隻是默默地幹著需要幹的一切。終日裏見到的隻是你忙碌的身影，聽到的是你輕輕的咳嗽聲。我多麼想再聽到你開懷的歡笑，豪爽的談吐，哪怕是一次也好！
但是，我們畢竟有過幾次傾心的交談，而且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那一次我從鄉下歸來，你正在基建工地上同工人們一起幹活，我在你身邊站了一陣，你問我，最近讀些什麼書，我苦笑了一下。當時，十年動亂開始了，知識成了罪孽，書籍是罪惡的淵藪。我記不清怎麼回答你了，隻記得話裏流露出一片牢騷和消極的情緒。你沉思了好久，才慢慢地說：“學問這東西，不怕沒有用，就怕要用時沒有。一個國家、民族，總不能老是這個樣子！”你的話說得很輕，卻讓我想了很久很久。如果說十年動亂中我能沒有徹底沉淪，我不能不感激你給我的啟迪和影響。
不久，你就下去了。那時，文化革命正鬧得起勁，大家都忙著造反、奪權。一個農村大隊開展群眾文化活動，要求派人輔導。老館長為難。你輕輕地說了一聲：“我去。”收拾了一下簡單的行李，走了。一去三年，白天是駐隊幹部，同社員們一起勞動，同幹部們一起研究生產，晚上是群眾文化活動輔導員，跟年輕人一道排戲、練舞、唱歌，半夜人們盡歡而散，你又開始了夜課：編寫節目、寫戲、寫唱詞、寫曲子……群眾文化活動需要什麼，你就寫什麼。按照時尚，你可以寫，卻不可以署名，那些嘔心瀝血之作，有的署著這個大隊創作組的名字，有的幹脆署著一兩個參與了創作的年輕人的名字。連這裏的幹部都為你抱屈，你卻隻是淡淡地笑笑，依然寫得那麼起勁，那麼認真，那麼專注。好幾回老館長來大隊，催你回家去看看，責備你幾個月不回家，不理家事，你隻是歉意地笑笑。不久，這個大隊出名了，成了全省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一麵紅旗，登報，照相，拍電影，當初連到這裏來看一看都不願意的人，如今也忙著來搶一個鏡頭，你卻遠遠地躲開了。你是真正的無名英雄，在所有關於這個大隊的材料上沒有你的一個名字，但是，這裏的群眾記著你，幹部記著你，連三歲的娃娃都知道鍾師，見了你的那股親熱勁，真叫人羨慕。遠道來參觀、取經、調查研究的幹部、演員、文化工作者，都知道你。一些省內外有名的專家，雖然同你隻在這裏相處了幾個月的時間，但他們至今還常用懷念和欽敬的心情談起你，說你才是一個真正的群眾文化工作的專家。
一台因為負荷過重而磨損太甚的機器，常會因為稍一不慎而停止轉動。你，終於病倒了。為了趕一個材料，你走三十裏夜路，中途又淋了雨。醫生診斷：支氣管哮喘、肺氣腫、肺心病。我來接你回城時，見到你已是形容枯槁、步履艱難了。聽這裏的社員說，你已病了很久了，一直不願走。我來接你，你還懇求我：我去住院，就讓我住在這附近的公社衛生院吧，我可以就近給他們出出主意，要過春節了，正是群眾文化活動的旺季啊。我強忍著淚，第一次對你發了火，硬生生地把你拉回了縣城，塞進醫院。四月，你已是走平路都氣喘籲籲了，你還要求我讓你看一些業餘作者的來稿，約他們來交換意見。那天，是江南梅雨時節難得的一個好晴天，你曬著太陽，滿懷希望地對我說：“天氣暖和了，我的病也會好起來的，我很快就可以下去了。”七月，你聽說縣劇團重排了《補鍋》、《打銅鑼》，你高興得像個孩子，央我陪你去看看，你說，哪怕看半場也好。可是這時，你連久坐一刻也困難了。我隻好勸你：粉碎了“四人幫”，這些戲會經常演了，電影也會放了，等你的病好了再看吧。哪裏知道，四天以後，你就匆匆離開了人世。
你從來不願意妨礙別人，依照你生前的意願，那天清早，我們送你上山，你下鄉時常常路過的那座小小的山崗。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你的墳前栽了一圈小樹。那是一個雨後初晴的早晨，當一抹晨曦從山頭的鬆樹林子裏照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將離去了。似乎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將永遠失去你了。早晨是這樣寧靜，寧靜得叫人感到壓抑。我艱難地站起來，朝著那一抔新培的黃土，那個你長眠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沒有嚎啕，甚至連抽泣也沒有，隻有流不盡的淚。
你去世得太早了。“四人幫”剛剛粉碎，乍暖還寒，餘毒猶存，有人連在送你的花圈上寫個“同誌”都不情願。但是，人們畢竟認識了你的價值。你去世的消息傳到了你工作過的那個大隊，當時正在開社員大會，滿場唏噓，有幾個年輕人禁不住失聲痛哭。大家說，鍾師是累死的。區委、公社，大隊連夜送來花圈，還按當地的習俗，殺了一頭豬送來。追悼會開得很晚，但是，參加的人數之多，氣氛之莊嚴肅穆，遠遠出乎人們的預料。人心是杆秤，信然！
你確實去世得太早。你沒有等到這一天，但這一天終於來了，你被錯劃的“右派”得到了改正；你所關心的農村，而今是一派勃勃生機；你獻身的農村群眾文化事業，又有了新的發展。而今，你又當開懷大笑，侃侃而談了！
五年了。五年前我們在你墳前栽下的那一排小樹，而今當已枝繁葉茂了吧。我真想快快地歸去，去到你的墓園。我想，在這月明星稀的夜晚，在那風吹枝葉的颯颯聲中，我一定可以聽到你豪爽的歡笑和侃侃的暢談的。鍾師啊鍾師，而今，，你將給我說點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