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我出生在一個銀行職員的家庭。我的父親隻有一個愛好，就是下圍棋。這是祖傳。我的曾祖父就是個棋迷，我的祖父過旭初先生和叔祖父過惕生先生是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圍棋國手。“南劉北過”的“過”，指的就是我的叔祖父。先祖百齡公是明末的圍棋大國手。有這樣的淵源，當然長輩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棋手。
可是我小時候迷戀遊泳和小說，對需要計算的任何遊戲都不感興趣。他們也隻好作罷。
我家附近有兩個劇院，一個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一個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我母親常帶我們去看話劇。兒藝的《以革命的名義》深深地打動了我，覃昆和方掬芬扮演的兩個俄國小孩兒始終牽動著我的心。我一直認為她們就是真的小孩兒，而周正就是列寧本人，隻是把於是之扮演的捷爾任斯基當做了斯大林。“文革”開始後，這兩個劇院的戲都看不到了，不過也不遺憾，整個社會都在以革命的名義演戲，從中央到地方，在各個角落上演，但大多是小品，而且很短促。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十三歲半，小學剛剛念完，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被查禁。到了冬天，學校發生了一件事，教師圖書館被砸了，一批革命小說不翼而飛。我去時已經晚了，隻是從一個扣著的臉盆下，發現了一套《紅樓夢》，再把地上狼藉的書籍一翻，居然有一本《歐洲文學史》（上冊），這本書後來成了我閱讀西方小說的指南。
一批俄國和蘇聯的小說混在書堆裏，沒有人拿，我撿走了《普希金詩選》，《克雷洛夫寓言》，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果戈裏的《死魂靈》、《巡按使》，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戰爭與和平》，高爾基的《在人間》，諾維科夫·普裏波依的《海在召喚》，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還有一套趙少侯譯的《莫裏哀喜劇選》，好像是三冊，也在被冷落之列，這是我最早讀過的劇本。這些書陪我度過了無聊而又漫長的冬夜。
我從小學二年級開始看《林海雪原》，後來又讀了不少說部演義，但是隻有拿回的這批書，讓我感覺到一種故事之外的東西。我父親也感覺到一種故事之外的東西，那就是我在學壞。拿書屬於侵占公物，看壞書腐蝕思想。他讓我把書還給學校。可是學校沒人管。我把一部分書還給了我的曆史老師，但願他還記得，因為這也是曆史。
另一部分轉移到我舅舅那裏，先是書過早地沒了，後來他也過早地沒了。這兩件事都讓我傷心極了。
我的中學生涯其實隻是一年半的學工學農，並沒有學習任何文化，更不要說文學。我從各種渠道借了不少法國小說和英美小說，都是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在北大荒期間，除了偷看過一本《複活》外，看的都是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我曾經通背過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結果我發現當時的社會思潮跟這兩者都不符合。一九七二年起我在北京泡了兩年，讀了不少好的小說，但仍然是六十年代以前翻譯的。
這期間我有幸結識了老詩人沙鷗先生。他的次子向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學圍棋，我則有機會聆聽他的文學教誨。他曾經給我分析過《水滸》裏的林衝雪夜上梁山、宋江殺惜，我才懂得了人物性格刻畫、行為發展和情節的設置在古人那裏已經達到了多麼完美的境界。他還花了兩個整天給我講過詩論，其中關於意境和含蓄的說法，作為一種審美觀點，對我影響至今。就在那一年，我寫了一個中篇，叫做《皮球的故事》，說的是一個作家的兒子在“文革”中被抄家後，流浪街頭，靠撕大字報賣爛紙為生過著快樂的日子。當時這篇東西不要說不能發表，就是傳出去，也有殺身之禍。粉碎“四人幫”後，有朋友建議我發表，我覺得比較粗糙，放棄了。那一年我開始寫詩，沙鷗先生的小兒子進文寫詩還在我的後邊，可很快我就發現我沒有什麼詩才，跟進文沒法比，隻好算了。
那段時間前途無望，總想離開北大荒。聽說聶衛平已經到國家圍棋集訓隊，我覺得圍棋或許是條出路，於是突擊學習圍棋。可圍棋啟蒙的最好時候是在九歲。我已經十九歲了，大勢已去。我在差不多一年時間裏，天天打吳清源先生的棋譜，很快就達到了祖父讓四子的水平，然後就再也提高不了了。凡是大師都是實事求是的人。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寧願教別的更有天賦的孩子，也不願意跟我費勁。有一天祖父來我家，我擺上棋盤，找出棋子，他老人家不見了，我追出院子，他老人家已經走到胡同口了。眼淚在我的眼眶裏打轉，我想，一個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對你要幹的事力不勝任吧？反過來說，一個人最大的幸福也就是幹勝任愉快的事吧？不過好在我不必非下棋了，我返城了，當了一名車工。下棋的經曆成為我體驗祖父和一批高手們的內心和圍棋境界的寶貴財富，為我日後寫作《棋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曾經想當一個好車工，買了不少有關技術書籍，可是我的手和腦子太笨，連車刀都磨不好。我重新陷入了力不勝任的苦惱之中。
二舅是個車鉗銑刨磨樣樣在行的技術工人，他勸我別學那些手藝，他說現代工業會把所有生產環節程序化，大的工廠都有工具間，要什麼刀都有，而精密鑄造又把加工量降到最低，加上自控車床，工人越來越不需要手藝。話雖如此，可我所在的是個小作坊似的小工廠，沒手藝不行。天無絕人之路，《北京日報》新聞班招考學員，我通過了新聞和語文方麵的考試，他們不考數學，真是蒼天有眼，我被錄取了。經過一年的訓練，我於一九七九年分到正在籌備複刊的《北京晚報》做見習記者，這是我命運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