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開始寫《案例報告》這本書時，我租了一間辦公室，但在那段時間剛剛離婚不久，並且因為家人身體不好而頻繁旅行。我覺得，如果身邊有人，我就能忍受全天工作。我不會在公共場合哭泣。我在聖莫妮卡公共圖書館寫完了第一稿。
如今，我在家裏寫作。我在家中的不同角落修改了最後11稿，用紅鉛筆標注了修改的文字，在未修訂的樣書裏做了各種標記：坐在在暖氣管旁邊的地板上，坐在床上、餐桌前，向後坐在椅子上，雙腳翹在書桌上。
喬伊斯·卡洛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的《迦太基》（Carthage）講述了一個讓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年輕女士失蹤，而一位在伊拉克戰爭中受到嘉獎的退伍軍人成了嫌疑人。
“思想隻存在於夢中”——或者，白日夢對我來說倒更貼切。
不論在哪裏寫作，我都會花很多時間看著窗外。現在更是這樣。位於二樓的書房朝向我家的後院，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條小溪順坡流下，彙入湖中。我們麵對的窗景和我們寫出來的東西之間肯定有一些微妙的聯係，就好像睡夢反應了我們清醒時的心情和看到的景象。
我在紐約州西部水牛城北邊的一個小農場上長大成人，從農莊樓上的窗戶外望去，可以看到托納旺達河。現在我的書房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我童年時那些隻能追憶的窗景。
我的寫作從手寫的草稿和筆記開始，這些我在一張漂亮的手工做成的古董桌上完成。在這裏，我會如同在夢中一般望著小溪和湖泊，樓下喂食器旁的鳥兒時不時吸引著我的注意。房間裏還有一張更大更實用的書桌，上麵是我的筆記本電腦。我在這兒經常連續好幾個小時地聚精會神地工作，把我“草書”寫下的想法擴充成電腦上的稿件。
我很喜愛我的書房，不情願離開它很長時間。但是我非常嫉妒那些能從房間裏看到大海或河流的作家。這種景色會讓我如癡如醉。
羅迪·道爾（Roddy Doyle）的新書《膽量》（The Guts）裏的人物來自他第一部作品《承諾》（The Commitments）。這些勞動階層的人物現在年長了將近30歲。
我在我都柏林的家中閣樓裏工作。這兒有3個天窗，光線充足，但除了一片藍天，什麼也看不到。可冬天當鵝群從加拿大遷徙過來時就不同了。每天下午4點左右時，我先是聽到它們的叫聲。抬頭看向我頭上那扇天窗時，我會看到鵝群形成一個V字形，向戰鬥隊列一樣朝都柏林灣的方向飛去。這景象既引人注目，又充滿了喜劇感。
給我靈感的是從閣樓裏聽到的外界的聲音：臨近警察局的警笛聲，孩子們的笑聲，建築工地上的噪音——一聲波蘭語的喊叫以及隨之的笑聲——都柏林城鐵開過的聲音，狗吠。我喜愛這些不斷的聲響，它們提醒我，和我書中人物一樣，我在城市生活。
每天飛過的鵝群是我的鬧鍾，督促我在工作日結束前得寫下點東西。但是我鍾愛的卻是海鷗。我常年來居住在海邊，總是能聽到海鷗的嘎嘎叫聲和拍翅聲。它們降落在我頭上的屋頂。我經常能看見它們棲息在天窗的邊沿上，看上去嚴肅認真。我把它們寫進了好幾本書裏。在一本給孩子們看的書裏，我甚至讓它們開口說了話。有一次，我聽到了一聲非常急迫的鳴叫，抬頭一看，是一隻海鷗在追趕一隻蒼鷺。我幾乎抑製不住自己的衝動，要去打開窗戶對那隻海鷗喊：“為什麼？”我沒準會寫一本書，來揭曉這個問題的答案。（王曉琳譯）（編輯/袁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