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學和教育
一、經學的演變
秦始皇焚書坑儒，雖是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百家之書俱焚，但重點則在六國史記和“以古非今”的儒生所依據的《詩》、《書》等古代經典上。因之，除六國史記外，儒家經典所受到的摧殘特別嚴重。
在焚書時，有些儒生就把他們所學習的經典穴藏起來。漢初“挾書律”廢除以後，書籍才又慢慢流傳出來。經過二十餘年的穴藏和戰亂，書籍當然會有很大的損失。有的書隻靠老儒記憶背誦才傳下來，如濟南伏（勝）生傳《尚書》，這些書都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的，所以稱之為“今文經”。
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傳《詩》被任為博士。景帝時，胡毋生、董仲舒以傳《公羊春秋》被任為博士。武帝初，又置五經博士。武帝尊崇儒術，罷黜百家。儒家既成為幫助武帝鼓吹統一集權的有力助手，經學也就成為官學，門生跟定老師學習，學通了就可以做官，一生一世就跟著老師學習這一套東西。從此經學的傳授，逐漸有了師承。但這時的經師傳經大都是根據今文經學。
西漢末年，儒者劉歆在皇家圖書館擔任校書工作，又發現了用古文寫的一部《春秋左氏傳》、一部《毛詩》、一部《逸禮》、一部《尚書》。
古文《尚書》比當時所傳的多出16篇（今文的有29篇），《逸禮》則有39篇。今文經在當時已立有博士，而且每一經還不止一家，如《詩經》就有齊、魯、韓三家。劉歆想為他所發現的古文經也立博士，舊的博士群起反對他。哀帝命博士們與劉歆辯論，博士們又不肯參加辯論。劉歆給博士們寫信，罵他們是“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反對劉歆的勢力是很大的，幸虧哀帝袒護他，一場風波才算過去。劉歆所提倡的古文經，雖然受到今文經學博士們的排斥，但是不久以後，隨著王莽的專權，古文經學又抬頭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但經書文字不同，而且經文內容及解釋也有很多不同。因此，經學到這時遂分為今文與古文兩個學派。
在王莽執政時，劉歆做他的助手，典掌儒林，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領導人物，當然可以如願以償；王莽為要托古改製，從古文經中找出他奪取皇位的依據，也非常讚同劉歆的主張。於是《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都立了博士官；又增置《樂經》博士，把過去的五經增為六經；每一經的博士也增為5人，六經共30人，每一博士領弟子360人，共有弟子一萬零八百人。除此之外，並征集各地能通曉《逸禮》、《毛詩》等古籍的儒生到京師共同討論，使他們“正乖繆，壹異說”。這樣凡與古文學派不合的便是乖謬異說，都被王莽和劉歆用政治勢力壓倒了。同時，其他經書如《易經》、《孝經》、《論語》等的古文本也陸續出現了；王莽又發現了一部《周禮》，作為他定禮樂、改製度的根據。而且他們又製造出這些古文經的曆代傳授的淵源和係統，以表示他們的學說不是憑空杜撰，來加強古文經的宣傳。而王莽在政治上的活動，自然也就名正言順。
經今古文學派之爭，本是儒家內部的分派，但由於自漢武帝以後儒生與政治的密切關係，這種學術上的爭論遂形成為政治派別的鬥爭。蓄懷政治野心的王莽，為了實現他奪取政權的目的，必須改變當時一般儒生的政治理論，另外找出能夠說服他們的有力根據，而劉歆所要表彰的古文經正是他要利用的工具，於是古文學派便很快地興盛起來了。
東漢政權建立之後，雖然恢複了今文經學派的政治地位，所有的今文經都立了博士官，但由於古文經在學術界已經有了深厚的影響，而且它的解釋也同樣適合於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東漢的統治者對古文經也有一定的重視。如漢章帝時，就聘請當時著名的古文經學家賈逵到宮中講學，並令他自選20名今文派的高才生，傳授《左氏傳》。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又親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太學諸生大會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經過月餘的時間，最後由皇帝總結。這一次集會，對於皇帝的權力、君臣、父子、夫婦、親族關係、婚喪、祭祀等封建倫理問題的看法，均得到一致的結論，後來這些結論由班固集成為《白虎通義》（即《白虎通德論》）一書，成為東漢時期封建道德的規範，也同時是法律上的獎懲依據。
經今古文之爭，盡管在政治上一度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但是作為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來講則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所以東漢統治者一開始對兩者就采取了兼容並蓄的態度。東漢末年，由於豪強兼並，農民破產，社會矛盾尖銳並擴大為黃巾起義。而作為地主統治工具的儒家今古學派，也慢慢突破家法師承的藩籬，走上古、今綜合的道路。
擔任這項工作的人就是大儒馬融和鄭玄，其中尤以鄭玄完成的工作更多更重要。
鄭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他對於學問的態度是學無師承，擇善而從，曾師事馬融。他注經，就是采各家之長，不墨守一家之說。《後漢書》的作者範曄在《鄭玄傳》後評論鄭玄說：“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對兩漢經學，可以說是做了一次大的整理。
但是鄭玄也和其他經學家一樣，他對古今文經的整理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政治鬥爭中的產物，他注釋經典的若幹論點，都是用來維護封建製度的。鄭玄所注的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是他的重要著作，其中所講的各種喪服儀式，為後來世族製度的發展在思想上提供了重要的根據。因此，世家豪族之形成於東漢，而維護世族製度的思想意識又恰恰在東漢時期形成，這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二、學校教育
漢武帝時，為了從地主階級中選拔和培養統治人才，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師長安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官，教授儒家經典。學生來源：凡年齡在18歲以上，儀表端正，以及“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都有資格入學，每期招收學生50人。他們經過一年學習之後，舉行考試，能夠通一經的即可補吏，優秀的可以為郎中，不及格的就要退學。漢元帝時在校學生達一千人，成帝時又增至三千人。王莽執政，為了廣泛地籠絡地主階級，他又擴充了太學，給太學生建築的宏偉校舍約有一萬多間。
東漢初又在都城洛陽興辦太學。統治者為了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他們都經常到太學中去講課，令學生執經問難於前，皇帝親自解答，並讓許多地主衣冠人物在旁邊觀摩。據說明帝在太學講學，僅參加旁聽的就有上萬人。
順帝時又擴建太學，共有房屋240所，房間1850間。到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太學中在校的學生已達到三萬餘人。
兩漢的學校，除了太學以外，在各郡國還有郡國學，縣裏有校，鄉聚裏有書館。郡縣設立學校亦自武帝始。郡縣學校學生的來源，主要是當地的地主子弟，學習成績優良的可以補郡縣吏；次等的為孝弟力田。
刺史到郡縣視察學校，考試學生的誦讀能力和理解能力。在鄉、聚的書館裏，學生隻學《孝經》和寫字，如果學生行為不合要求，或者字體寫得不好，要受到老師的處罰。
以上太學和郡國學都是官府舉辦的，另外，一些退休的官吏和沒有做官的經師，他們也往往在自己家裏設立精舍，招收學生。《後漢書·儒林列傳》說：“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裏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如東漢著名的經師馬融就有學生千餘人。蔡玄也有門徒千人，先後注籍的學生有一萬六千人。
三、書籍的整理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立太學，置博士官，遂廣征圖書，收藏於石渠閣、延閣、廣內及天祿閣、蘭台等處，並專設抄寫書籍的官員，於是漢朝政府所收集的書籍逐年增多。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又使謁者陳農至各地搜求遺書。到西漢末年，皇家圖書館的藏書，除了複本不算，共有13269卷。這些書有的寫在竹簡上，用繩子編在一起，分為若幹篇；也有的寫在帛上，卷成若幹卷。
東漢初，光武帝劉秀把長安的藏書，裝滿了二千餘車，運至新都洛陽，分別收藏於東觀、仁壽閣等處。後來圖書數量又較前增加了三倍。
兩漢時期不但重視圖書的搜集和保藏，而且也將藏書進行了分門別類和整理校訂工作。漢成帝時學者劉向等奉命整理皇家圖書館的藏書，參加工作的人分成四組：劉向負責校訂六經、傳記、諸子、詩賦；任宏負責校訂兵書；尹鹹負責校訂數術（天文、占卜等）書；李柱國負責校訂方技（醫學等）書，而劉向總其成，向子劉歆襄助校理。每校完一部書籍，由劉向把全書篇章寫成目錄，總括全書大意寫成總論。劉向死後，劉歆繼續完成了他父親的工作，又寫成了全部圖書的總提要《七略》：
1 輯略（總論）。
2 六藝略（經學、曆史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3 諸子略（哲學和政治論文等）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4 詩賦略（文學作品）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
5 兵書略（軍事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內有圖四十三卷。
6 數術略（天文、曆法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7 方技略（醫藥學）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劉向、劉歆等人編輯的《七略》，可以說是我國第一次對全部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分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圖書整理和分類，對人類文化遺產的保存有巨大的意義。
東漢時仍繼續對圖書的整理校訂工作，後來班固依據《七略》寫了《漢書·藝文誌》。至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靈帝又令諸儒校訂五經，並以古文、篆、隸三種書法，刊於石碑，置放在太學裏，以為研究五經的準則，這就是所謂“熹平石經”。據說此碑落成的時候，前往觀摩的人很多，每天停在太學門前的就有一千輛車，以致填塞街道，妨礙了交通。
“熹平石經”，表麵上似乎是一種文字校勘工作，然而實際上則是兩漢以來今古文研究的一個綜合，這兩種不同的學術傳統在新的形勢下暫時趨向統一了。
第二節 哲學和宗教
一、西漢初期的道家思想
西漢初期的道家思想即“黃老思想”。“黃”是指偽托的黃帝學說，“老”是指老子學說，因它和原始道家有淵源關係，而又不同於原始道家，所以被學者稱為“新道家”。黃老思想的代表作究竟有哪些，過去學術界的看法有分歧。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在《老子》乙本卷前，有《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唐蘭先生認為這四種佚書就是《漢書·藝文誌》中的《黃帝四經》。帛書把《黃帝四經》與《老子》抄在一起，合黃老為一書，這對於曆來所說的“黃老之學”不僅有了確切的實物根據，而且有了反映其思想的著作。此外，被《漢書·藝文誌》列為道家的《管子》書中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樞言》、《宙合》等篇，列為儒家的陸賈《新語》，列為雜家的劉安《淮南子》，其中也包含有黃老思想的許多內容。
黃老思想一般都把“道”作為最高的哲學範疇，如《管子·內業》說：“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而《樞言》中則說：“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又說：“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從這裏可以看出，黃老之學雖然繼承了老子的“道”這個哲學範疇，但卻賦予了它新的不同的內容。老子的道本來是用以表示一種遠離物外的絕對精神現象，是一種不可言說，玄之又玄的神秘觀念；而黃老之“道”則是一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的物質實體——“氣”，是整個客觀世界的物質基礎。老子的“道”在某些地方表現為一種逃避現實的消極無為思想，而黃老之“道”則是積極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帝王治天下之術。這是黃老之學對老子學說的重大發展。
黃老思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學說，而且還不斷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營養來充實自己，力圖建立一個以道家為主體的兼有各家色彩的思想體係。這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就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來。
其中既有法家“是非有分，以法斷之”的法治學說，墨家的“兼愛無私則民親上”的兼愛學說以及名家的名實之辯，也有陰陽家“凡論要以陰陽大義”之說和儒家的“先德後刑以養生”之說等等。黃老之學的這種對各家兼收並蓄的態度，大大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學說。這一點在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得很明白：“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裏所說的道家，即新道家，也就是黃老之學。司馬談是崇尚道家的，他論陰陽、儒、墨、名、法各有褒貶，獨於道家有褒無貶，而是肯定了道家能吸取眾家之長，而去其短，故能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為當世所用。這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黃老之學發展到西漢初，已和原始道家的學說有很大的不同，而是以道家為主體，兼采儒、墨、名、法之長，並能適應漢初統治者需要的一個新學派。
黃老思想在曆史上的作用，其主導思想是積極的。但是由於漢初中央實行“無為”的政策，一方麵使諸侯王國割據勢力坐大，構成對漢朝中央的嚴重威脅；一方麵也使地方豪強勢力急劇膨脹，他們武斷鄉曲，魚肉百姓，構成了地方不穩定的因素，激化了與農民的矛盾。到漢武帝繼位的時候，漢皇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雖然達到了強盛的頂點，但同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王國的矛盾、統治階級當權集團與地方豪強地主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政治已無力解決這些矛盾，其曆史命運也就結束了。
二、董仲舒的新儒學
董仲舒是漢代新儒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新儒學是由天人感應（即天人相通）思想、君權神授說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政治理論以及性三品說和三綱五常的道德觀所組成。
董仲舒把墨家的天鬼觀念和思孟學派天人合一論點，用鄒衍的陰陽五行說加以改造，進一步神化天人關係，創造了一套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體係。他認為天是“萬物之祖”，“百神之大君”，是明察秋毫、賞善罰惡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自然界的四時運行，人類社會中的尊卑貴賤都是天神意誌的體現。
他還用陰陽五行相生相勝說附會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他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一定要服從陽，下一定要服從上，“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這是天確定的封建等級製度，是不可改變的。
董仲舒在宣揚“三綱”的同時，還提出了“五常之道”。他說：“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因此，他極力勸武帝用“五常之道”對勞動人民進行教化，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他認為天神不僅安排這種等級製度作為地上的秩序，而且又監督這種秩序的運行，如果帝王治國有方，國泰民安，天就顯示祥瑞（如鳳凰、嘉禾等），表示讚賞。如果帝王有了過失，天便降下災異（如自然災害等），加以譴告。如不醒悟，天就變更君主，另選賢能，即改朝換代。這個理論不能說完全沒有限製君主的意圖，但其主要用意是對勞動人民進行欺騙，使他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地服從統治。為了論證封建等級製度的永恒性，他還鼓吹“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這個“道”實際指的是全部封建的社會製度。
董仲舒的“性三品”說，認為極少數統治者是從上天那裏承受的“聖人之性”，自然是行善者。廣大勞動人民生來性惡，是天生的卑賤者。
一般地主階級分子具有可善可惡的“中民之性”，通過聖人的教化可以棄惡從善。董仲舒所謂“善”就是符合三綱和五常（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標準。反之，反抗封建製度，破壞封建禮教，違背封建道德，就是十惡不赦了。顯然這種人性論為封建等級製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總之，董仲舒創立了新儒學，開啟了儒學神學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進程，為封建統治找到了較為理想的思想意識形態。他的思想為穩定和鞏固大一統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對漢武帝以後的儒學和封建倫理道德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讖緯神學的盛行與王充《論衡》
自從漢武帝尊崇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便居於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而且還不斷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家的思想，以為封建地主階級的永恒不變的統治製造根據。前麵已提到的董仲舒就是這種思想的奠基人。到西漢末年，隨著社會予盾的加深，儒家的陰陽五行思想更加發展起來，從而形成了所謂“讖緯”之學。“讖”是預決吉凶禍福的預言，“緯”是用陰陽五行迷信的預言來解釋儒家經典，如認為“君臣之義生於金”，“父子之仁生於木”，“兄弟之敘生於火”，“夫婦之別生於水”，“朋友之信生於土”。把五行與封建倫理加以更細致地牽強附會，以加強儒家學說的政治作用，鞏固統治階級的權利與地位。在許多圖讖、緯書中包括的內容很廣，有今文、曆法、地理、文學、史事以及種種典章製度等，這樣就以陰陽五行思想為中心，把預言和神話交織滲入儒家經典之中，使儒家學說充滿了迷信的成分。王莽常利用讖緯來滿足其政治野心的實現，如梓潼人哀章曾為了討好王莽，作《天帝行璽金匱圖》和《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說莽當為天子，因而王莽借此做了皇帝。劉秀鎮壓了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以後，在他即位的祝詞裏也同樣引用了讖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借人造的“天命”做了皇帝。為了對人民辯護他的統治的合理，並於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所以讖緯學在東漢大為橫行。
但是在讖緯橫行之初，也遭到了東漢初年的一些古文學家的反對，如鄭興對劉秀說：“臣不為讖。”尹敏也對劉秀指出讖緯的荒謬，說：
“讖書非聖人所作。”桓譚也認為：“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為此，鄭、尹二人丟了官職，而桓譚幾乎被判處死刑。此後，明帝、章帝都信奉讖緯。由於皇帝的提倡，一般儒生為了幹求祿位，除了研讀五經之外，也兼習讖緯。於是讖緯中的天命、災異、鬼神等迷信思想在社會上占據著統治地位，混亂是非，嚴重地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然而就在這期間，傑出的思想家王充，為了闡揚真理，以戰鬥的姿態，極力反抗儒家學派的謬說，與散布在社會上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鬥爭。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東漢會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其先世原籍魏郡元城縣（今河北大名），“以農桑為業”，後來因躲避仇人迫害，他的祖父帶領全家遷到會稽郡的錢唐（今浙江杭州），“以賈販為事”。他的父親在錢唐又因與豪家結怨，始徙居上虞。當王充在少年時，他父親就去世了。
王充曾入過太學讀書，學習很努力，但因“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來他雖然做過幾任州郡中的小吏，終以意見不合而辭去，所以他一直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這對王充能勇於批判當時社會荒謬的統治思想有很大作用。
王充一生的主要著作是《論衡》，共85篇，曆時三十餘年，“戶牖牆壁，各置刀筆”，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和精力。但是統治階級害怕他的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廣大的影響，因此《論衡》寫成以後，百餘年之間，埋沒無聞，即使有人得到此書，也視同禁物，秘密閱讀，不敢對外流傳，直到東漢末以至三國時代，始得逐漸傳布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