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王吉傳》稱：“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於各民族、各階層政治、經濟狀況的差異，秦漢時期的社會生活與風俗呈現出豐富多元的特點。
第一節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它往往是一個時代社會物質文明高低的標誌。
一、飲食
呂思勉先生說：“漢人飲食，漸較古代為奢，而視後世則猶儉。”
這是由於生產力的進步而引起的消費方式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緩慢而漸進的。
（一）主食
糧食仍然是秦漢人的主食，西漢《氾勝之書》記載的糧食種類有禾、黍、大麥、小麥、稻、大豆、小豆、麻、稗等。北方人以粟為主，《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記載的出差官員的口糧，亦以粟為主。如《傳食律》：“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無）爵者，及卜、史、司禦、寺、府，（糲）米一鬥。”
根據《倉律》，上述簡文的粺米、糲米都是粟加工而成的半成品，如：“為粟廿鬥，舂為米十鬥……粺者，以十鬥為石。”
水稻在秦代已有大麵積的種植了。如《倉律》規定：“種：稻、麻畝用二鬥大半鬥。”
按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的說法，在淮河以南，長江、珠江流域，那裏的人民以“飯稻羹魚”為主。《氾勝之書》成書的西漢晚期，水稻種植已越過了淮河，在黃河流域大規模推廣。所以該書專辟章目，介紹水稻的種植方法。東漢建武（公元25—56年）年間，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開稻田八千餘頃”，這是北京地區種稻的最早記載。北京、河南、河北、陝西、蘇北等地區均發現有漢代稻穀的遺存，說明稻米已進入北方人民的主食行列。
秦漢間主食的另一變化是北方人民吃的麥更多了。春秋戰國時代，麥類作物的種植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遊地區，西漢推廣到黃河上遊、關中地區。《漢書·食貨誌》載董仲舒上書建議武帝令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其後，輕車都尉氾勝之又“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東漢安帝時“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小麥的種植區域進一步擴大。
秦漢時期的飯，仍然以粒食為主，把粟、麥、稻等蒸煮成飯或粥，或者蒸熟後曝幹，做成類似今天炒米的糗、糒。已佚的謝承《後漢書》說：“左雄為冀州刺史，常食幹飯；司馬苞為太尉，常食漉飯；李固為太尉，常食麥飯。”這裏的“幹飯”是糗、糒，“漉飯”和“麥飯”是蒸飯。糗、糒攜帶和食用都很方便，常作為軍糧。《漢書·李廣傳》載：“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漢代文獻開始出現用麥麵做的餅。揚雄《方言》（全稱為《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三講：“餅，謂之飥，或謂之餛。”東漢劉熙《釋名·釋飲食》：“餅，並也。溲麵使合並也。”東漢質帝就是被外戚梁冀用帶鴆毒的“煮餅”毒死的。當時流行一種由西域傳來的胡餅，即今日的燒餅。漢末趙岐避難，常於市中販胡餅。可見胡餅已普及到市井百姓之中。
（二）副食
秦漢時代，“肉食者”已不限於貴族官僚等上層人物，普通百姓平時也能吃上肉了。《鹽鐵論·散不足篇》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鱉膾鯉，麑卵鶉橙枸，鮐鱧醢醯，眾物雜味。”
當時的肉食以牛、羊、豬、狗等為主。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秦代都城鹹陽有醬肉店、幹肉店。秦代的下層市民，還喜歡吃狗肉，出現了專門以屠狗為業的人。追隨劉邦起兵反秦的樊噲，早年曾“以屠狗為事”。西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稱：“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鬥酒自勞。”說明吃肉對普通農民來講，是犒勞、娛樂自己的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
關於肉類的加工方式，有“炙”，即將肉去毛，用竹簽（或鐵簽）穿成串，懸於火上燒烤；有“炮”，是將肉類不去毛皮裹泥，放在火上燒烤；有“脯”，即做成幹肉；還有蒸、煎、炸、熬，以及做肉羹等方法，與現代食用方法已完全一樣了。
秦漢時期食用的水產品種類繁多。《急就篇》所列的水產品有鯉、鮒、蟹、鱔、鮑、鮐、蝦等。《史記·貨殖列傳》載：上穀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
在魚類產品的烹製方麵，秦漢時期主要以蒸煮為主。如當時用“五侯鯖”熬的湯就是一種名貴的魚湯。明楊慎《異魚圖讚》卷三說：“江有青魚，其色正青，泔以為酢，曰‘五侯鯖’。”
秦漢時期的果類除已見於先秦文獻的梨、栗、棗、杏、柿、李、桃、橘、橙、柑等品種外，還從域外及周邊地區傳入了葡萄、龍眼、胡桃、枇杷、楊梅、荔枝、檳榔、橄欖等新的品種。《鹽鐵論·未通篇》說，漢武帝統一嶺南，以其地為園圃，橘柚被大量運到中原。《漢書·地理誌》載，漢皇朝在南海郡設有圃羞官，在交趾羸設有羞官，在巴郡朐忍設有桔官，負責向宮廷進貢當地果品。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優良果樹品種，如安邑之棗，燕秦之栗，真定之梨，嶺南之荔枝等，並開始大麵積種植。
秦漢時期人民食用的蔬菜品種有：葵、韭、蔥、薑、芸、蒜、薺、芥等。考古發現了黃瓜和蕹菜的種子。《太平禦覽》卷八二四引曹植《籍田賦》講，“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辛者植乎蓼”。同時，蔬菜種植也成為一個迅速致富的產業，《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種千畝蔬菜，可富比千戶侯。
在漢人的副食中，還應該提到豆腐。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豆腐》稱：“豆腐之法，始於淮南王劉安。”豆腐在改變人類飲食結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國人對人類飲食文化的一大貢獻。
（三）飲料
秦漢時期人民的飲料主要有茶、酒、果汁和乳製品。
茶在古籍中又被稱作荼、茗等。中國人飲茶有悠久的曆史。唐代陸羽的《茶經》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漢人飲茶見於西漢中期王褒的《僮約》，王褒規定僮（即家奴）有“烹茶盡具”和“買茶”的任務。《漢書·地理誌》載長沙國有茶陵，因產茶而得名。《華陽國誌》載巴郡出產“香茗”，什邡縣“山出好茶”。從這些記載看，巴蜀和江南地區是茶葉的主要產區，這與當代茶葉種植的區域大致相當。三國時東吳大臣韋曜不能飲酒，孫皓“密賜茶荈以當酒”。《太平禦覽》卷八六七引華佗《食論》：“苦茶，久食益意思。”當時已發現茶提神醒腦的作用了。晉初學者陸機說，三國時蜀人和吳人煎茶時與花椒葉一同煮，以增加香味，大概漢代就有這種習慣了。
酒也是一種重要的飲料。秦《田律》規定：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酒），田嗇夫、部佐謹禁禦之，有不從令者有罪。”
“居田舍者”肯定是普通農民。私自買賣酒以至於國家頒布法律禁止，說明當時飲酒之風非常盛行。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書有“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題字的陶缸，是眾多酒類的實物證據。
據《漢官》和《北堂書鈔》等古籍記載，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極殿大宴群臣，“雜會萬人以上”，場麵極為壯觀。《史記·曹相國世家》載：曹參任丞相，“日夜飲醇酒……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複飲之，醉而後去”。漢代無名氏的一首樂府《古歌》雲：
“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棋，博弈並複行。朱火颺煙霧，博山吐微香。清樽發朱顏，四坐樂且康。”
這是貴族官僚文人士大夫的飲酒場麵，並伴以投壺、下棋等娛樂活動。
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表達了急於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非常人所能及。
漢代民間仍有“鄉飲酒”的儀式。同時，每年三月，在學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時，也要舉行盛大酒會。《漢書·食貨誌》載：“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初，除法定的飲酒日，普通百姓飲酒的機會較少。漢律規定：“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實行“榷酤”，漢昭帝改征酒稅，酒禁鬆弛。民間婚喪嫁娶，送禮待客，節日聚會、商業交換始能開懷暢飲。
酒在漢代還被用來作為施行仁政的工具。《漢書·文帝紀》記載，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除了用於祭祀、宴飲和賞賜以外，酒還用來配藥治病和隨葬等。
乳製品是匈奴等遊牧民族的主要飲料，“以肉為食兮酪為漿”，酪就是用牛羊乳製成的飲料。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也逐漸影響了中原漢人。漢代太仆官下專置挏馬令，負責生產乳酪。民間也有乳酪銷售。楊惲曾“養羊沽酪，供伏臘之費”。人們也漸漸認識到乳品的營養價值。
馬王堆醫書《十問》：“飲走獸泉英（牛羊乳），可以卻老複壯。”
漢代果汁類飲料有梅漿、柘漿（甘蔗汁）、桃濫水等。鄭玄注《禮記·內則》曰：“醷，梅漿也。”《漢書·禮樂誌》著錄的《郊祀歌》有“泰尊柘漿析朝酲”之語。
（四）食器
秦漢時期的食器主要有箸、匕、碗、盤、缽、盆、尊、案等。
《史記·留侯世家》載，張良對劉邦說：“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即借用筷子作為籌算的工具。《漢書·周亞夫傳》載，漢景帝請周亞夫進餐，未置箸，周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箸有木質、竹質、銅質之分。廣州先烈路漢墓曾發現銅箸；湖北雲夢大墳頭漢墓中發現盛箸的箸筒；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中有持箸進餐的畫麵。匕是今天的湯匙，是用來舀湯的。劉備在與曹操“煮酒論英雄”時“失匕箸”，就是把筷子和湯匙都掉地上了。碗、盤、缽、盆、尊是用陶、青銅、玉、漆等製作的盛食品的器具。案有多種，用來擺放飯菜的是食案。秦漢人進餐時一般都席地而坐，所以無足或矮足的食案十分常見。
（五）飲食禮俗與消費觀念
傳統倫理道德滲透、落實到飲食禮俗中，飲食具有鮮明的隆禮特征。
韓信賜給所從食漂母“千金”，是義；漢宣帝許皇後對皇太後“親奉案上食”，是孝；丞相田蚡請客，和哥哥還要論座次的“南向”、“東向”，是禮。左雄、司馬苞、李固食麥飯、幹飯，是廉。通過飲食，每個人的品質、氣節、欲望都得到了道德上的淨化。“灌夫罵坐”之所以成為笑談，就因為他與酒桌上的禮儀秩序格格不入。
分餐製的食俗。由秦漢時的食器，尤其是食案可知，秦漢的飲食禮俗是每人一個食案的分餐製。東漢梁鴻的妻子孟光“舉案齊眉”，就是讓丈夫先吃，自己後吃。
兩極分化的消費觀念。秦漢飲食從“糟糠不厭”到“鍾鳴鼎食”，滿足著從生存到享受，多層麵的追求。追求奢侈者讚同孔子“食不厭精”的主張。漢武帝時的主父偃講：“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追求的是列鼎而食的豪華生活。儉吝者讚同墨子的“量腹而食”。東漢萊蕪縣長範冉“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巷裏歌之曰：“甑中生塵範史雲，釜中生魚範萊蕪。”《漢書·王莽傳》說“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
二、冠服
秦漢時期的服飾較前代更為絢麗多彩。服裝質料有絲帛、麻布、葛布和動物皮毛。服裝的種類主要有冠冕、上衣、下衣和鞋襪。
（一）冠幘
冠是貴族的頭衣。戴冠前把頭發束成髻，用黑色的帛包住，將冠圈套在髻上，冠梁在上，從前至後覆在頭上。再用一根笄左右橫穿過冠圈和發髻。從冠圈兩旁引絲繩至頜下打結，叫作“冠纓”。冠的主要功能是表示身份，戴冠後並不能包住全部頭發。所以《淮南子·人間訓》說，冠“寒不能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
漢代天子戴通天冠，諸侯戴遠遊冠，文臣和儒生學人戴進賢冠，以梁數多少來區分官爵高下。《後漢書·輿服誌》載：“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幘是包發髻的頭巾，原來是低賤者之服。秦人以黑色為上，因以三尺黑布巾包頭，故民曰“黔首”。漢代戴幘很普遍，《續漢書·輿服誌》說，“上下群臣貴賤者皆服之”。最低賤的幘為綠色，漢武帝姑館陶公主的情夫董偃戴綠幘見漢武帝，表示自己是奴仆身份，後成為以不正當手段謀取富貴的代名詞，元明以後又轉義為現代意義的“綠帽子”。
漢代開始流行幅巾，也叫縑巾。用一整幅葛布或縑把頭包住，並從腦後向左右伸出兩個角。漢末名士郭泰，字林宗，遇雨淋濕頭巾，一個角下垂。時人效之，故意下折一角，稱作“林宗巾”。《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鬆之注引《傅子》說：“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秦漢時男子20歲舉行冠禮，表明成人。《釋名·釋首飾》：“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但在實際生活中不盡相同，秦始皇22歲而冠，董偃“年十八而冠”。
（二）衣服
秦漢時期的衣服在原料、形製、用途上均種類繁多，社會各階層也有明顯的貴賤等級差別。
由先秦時的深衣發展而來的袍服是秦漢時期的常用服裝。《釋名·釋衣服》稱：“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袍的用料、形製也十分講究，《後漢書·輿服誌》載：“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這種12種色彩的“重緣袍”，顯得十分雍容華貴。一般婦女在婚嫁時也穿此服，隻是在袍的顏色及裝飾上有所不同。
男子也穿袍服。《後漢書·輿服誌》：“（皇帝）服衣，深衣製，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製袍。”
這時期的袍服在領、袖等部位，一般綴有花邊。花邊的色彩及紋樣較衣服為素，常見的有菱紋、方格紋等。袍服的領子則以袒領為主，一般多裁成雞心式。另外還有大襟斜領，衣襟開得很低，領、袖也用花邊裝飾。
《莊子·田子方篇》雲：“舉魯國而儒服。”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後，“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隨著漢武帝尊寵儒生，以寬衣博帶為特征的儒服也相應成為漢代文人的禮服。在形製上，它與一般長袍的區別就是方領。《後漢書·馬援傳》雲：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衣方領”，顯得少年莊重和儒雅。當然，這應是上層讀書人衣著的形象。大部分未入仕的窮苦讀書人，“儒者貧羸，衣冠不完”，“布褐不完”，是相當寒酸的。
漢代下層人民穿著的袍服，質料粗糙，色彩單一，沒有裝飾，所以稱為“白衣”。《史記·儒林列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襦也是秦漢時常服的上衣。襦有長襦、短襦。至腰以下到膝蓋是長襦，漢文帝曾賜匈奴單於長襦、錦袍。齊腰者是短襦，《孔雀東南飛》：“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
在地域上，南北服飾的差異很明顯。南方楚人好短製，漢高祖是楚人，多服襦衣。叔孫通穿儒服，褒衣大袍，劉邦看了十分反感。叔孫通為取悅劉邦，改服楚衣短製。因此，漢代宮廷中男子多服短衣。
秦漢時期的服裝結構仍為“上衣下裳”。下衣主要有裳、褌、絝、蔽膝等。
秦漢時，男女通服裳。裳讀作cháng，又寫作“常”。《說文·七下·巾部》稱：“常，下帬（裙）也。”《釋名·釋衣服》：“裙，群也，聯接裙幅也。”裳，就是現在的裙子。
裳裏麵的脛衣稱作絝。隻有兩個褲腿，沒有前後襠。《說文·十三上·係部》：“絝，脛衣也。”《釋名·釋衣服》：“絝，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穿上絝後，再用一匹帛纏前後襠，叫作褌。
西漢時出現製作成形的褌，一種叫窮絝，另一種叫犢鼻褌。《漢書·上官皇後傳》載，西漢霍光的外孫女為漢昭帝皇後，為了專寵後宮，令宮女“皆為窮絝，多其帶”。顏師古注：“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這種窮絝應是現在的開襠褲，有帶子，可以把襠係起來。
西漢司馬相如在蜀卓氏家門口開了一座酒店，卓文君賣酒，司馬相如穿著犢鼻褌洗餐具。犢鼻褌形似牛鼻子，類似現在的短褲，是下人穿用的。
蔽膝是一種遮蓋大腿至膝部的下衣，類似於今天的圍裙。《漢書·王莽傳》載，王莽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
（三）鞋襪
秦漢時期的鞋稱為履、屨。用獐、麂等珍稀動物製成的履檔次最高，《潛夫論·浮侈篇》認為“履必獐麂”是十分奢侈的消費。以生皮製作的履稱為“鞜”，以薄皮製作的則稱為“鞮”。還有絲織的“絲履”或“錦履”，是貴婦人的穿著。普通勞動人民隻能穿價格低廉的“麻履”或“草履”。
秦漢以前一般不穿襪，登堂脫履後即跣足，漢代開始穿襪子。普通民眾穿麻布製成的襪子，居延漢簡多記有“布襪”。襪子上麵有帶，係住以免脫落。漢景帝時，有個治黃老之學的王生，在朝廷上說：“吾襪解。”廷尉張釋子跪而結之。
三、住宅
秦漢時期，建築房屋使用的磚、瓦有了擴大的趨勢。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塚，以其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杜陵南山下有瓦窯數千處，且秦漢瓦當代有出土。皇宮、官僚貴族富商的宅第多用瓦，普通百姓則以茅草為蓋。《後漢書·班彪傳》載，扶風掾李育，“客居杜陵，茅室土階”。
（一）庭院式住宅
庭院式住宅為秦漢時期一般百姓所居住。《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封守》曾介紹了一個被查封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一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這種堂屋一間，臥室兩間，屋上覆瓦，木構齊備的房屋，應是中等人家的起碼標準了。
官僚、貴族、富商的住宅，在規模、結構等方麵較為複雜，大體有如下幾種：
一種是四合院式住宅。在徐州銅山利國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圖像中可見一組標準的四合院建築群。後有正廳，軸線左右對稱建有配房，顯得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前有門庭，中間有道，兩側設廡以備賓客之宿。在漢代，能住上四合院式房屋的應是處於社會上層的家庭了。
在山東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畫麵，這座住宅前後由兩個院落、三排房子組成。每排房子都是五間。日字形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列六間的廊房。這種日字形住宅，實際上也是變相的四合院式住宅。
也有的是由兩幢長方形房子組合成一個曲尺形，空著的兩麵用牆圍繞起來，構成一個院落。再進一步是以三幢房屋組合成的三合式住宅。由於都有院牆圍繞，仍可以看成是四合院。
（二）樓閣式住宅
“高台層榭，接屋連閣”，這是《淮南子·主術訓》描寫閣樓式住宅的名句。可見在西漢早期，樓房已經出現了。《三輔黃圖》卷二引《廟記》雲：長安城內“市樓皆重屋”，可與《淮南子》互相佐證。
東漢時期樓閣式住宅的種類繁多。《水經注·泚水條》引《續漢書》載，南陽樊氏“起廬舍，高樓連閣”。《後漢書·宦者傳》載，外戚宦官所造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後漢書》的《鄭玄傳》、《黃昌傳》、《橋玄傳》、《侯覽傳》、《劉表傳》及石刻中也有類似記載。
漢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樓，低的為兩三層，高的達五層。江蘇徐州漢畫中反映出的亭台樓閣充分展現了當時的建築風貌。如雙溝出土的建築圖，右側為雜技表演，左側為一建築群，刻有樓閣殿宇，崢嶸起伏，鱗次櫛比，非常壯觀，表現了漢代樓閣建築的高超水平。
（三）日用家具
秦漢時期仍保持商周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因此，幾、案、床等家具都比較低矮。幾、案外形不一，上麵大多塗有黑漆或紅漆，並繪出各種精美的花紋，少數表麵施有浮雕。它們與漢代精美的漆器杯、盤、樽、壺風格大體一致。漢代的案比先秦的長些。有的還做成重疊的二層案，以便放更多的器物。
漢代的坐具有枰、榻、床等。枰是小的坐具。《釋名·釋床帳》：
“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比枰大一點的是榻。《釋名·釋床帳》：“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漢代的榻還用來待客。《後漢書·徐稺傳》載：“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臥，一般為木製。《禦覽》卷七〇六引《後漢書》：“羊茂為東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
漢代人還於屋中置屏風。《漢書·陳鹹傳》載，其父“萬年嚐病，召鹹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鹹睡，頭觸屏風”。
四、行旅
秦漢時期政治統一，形成了全國性的交通網，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各種交通工具也比先秦時期有所進步。
（一）陸路
秦漢時期的道路可分為馳道、直道和驛道。馳道是陸路交通網的主幹，於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開始修建。早期的馳道以秦的都城鹹陽為中心，延伸到全國各地。其分布的區域是“東窮燕齊，南極吳楚”，“西至臨洮、羌中……北據河為塞”，沿陰山至遼東。馳道是皇帝的專用禦道，道路寬闊、平整，兩旁栽有防塵的樹木。《漢書·賈山傳》載：“（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鬆。”現存秦漢馳道遺跡的路麵寬度在50米以上，接近文獻記載。由於修治馳道工程浩大，故未經朝廷批準，各地不得擅自征發百姓修繕馳道。西漢中期京兆尹黃霸因“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而被降職。
直道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開始修建，全長1800裏。其起點為秦都鹹陽以北的雲陽（今陝西淳化），當時是秦防禦匈奴入侵的軍事重鎮；北至終點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南）。
驛道為政府官吏出差旅行、傳遞文書以及普通民眾經商往來的普通道路。驛道以秦都鹹陽、漢都長安為中心，把當時有名的都會連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