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杜甫，但凡讀過幾年書的中國人，都能背誦出他的幾句詩，諸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之類。
但對於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大概都隻有一個模糊的印象。
如果我們給李白畫一幅小像，必然是白衣翩翩，舉杯邀月，氣質飄然，這才符合“詩仙”的超逸之氣。
那我們如果給杜甫作畫，又該會是怎樣的呢？大概是一位清瘦老者，滿臉滄桑，麵對河山，眉間鎖著一股憂愁。
杜甫愁的是什麼？
身世飄零，壯誌難酬，黎民疾苦，國家命運，都盤桓於他的愁腸。
杜甫的祖上，曾是西晉領導滅吳統一戰爭的征南大將軍杜預。而且，杜預也博通經史，曾給《左傳》作注，稱自己有《左傳》癖。杜甫的爺爺是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文采名震天下。杜甫有這樣的家世，自然胸有大誌，以家族為榮，想做出一番事業。
但他時運不濟，隻當過八品小官，戰亂之中，顛沛流離，貧病交加，最後死在一葉扁舟之上，的確是鬱鬱不得誌。但他憂心國家命運、黎民疾苦，寫成千古不朽的名篇，將自身與國家融為一體，一詠一歎之間，就具備強大的曆史穿透力。
他的喜，是“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他的怒，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的哀，是“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他的樂，是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杜甫是如此的接地氣，將忠君愛民之心，化作筆底文字，卻又那麼真誠，讀了讓人動容，心靈得以滌蕩。於是杜甫的詩，也成為四書五經之外的另一種經典。
因此，杜甫當仁不讓，被尊為“詩聖”，與李白並稱為詩壇雙子星，光芒萬丈，令後世敬仰。
當然，這個響亮的稱號，杜甫本人是不知道的。因為杜甫生前，不能說籍籍無名，但他的名聲，不僅無法與李白相提並論，也遠遠趕不上王維、高適、王昌齡等人。在當時的一些詩人選集中，都看不到杜甫的名字。
也正因如此，安史之亂中，杜甫被叛軍捉到長安後，居然輕易逃了出來，可見他官職微小，名聲不大，守兵並不重視。而詩人王維、儲光羲等人，卻被看管得嚴嚴實實，甚至被逼迫著投降。
也正因如此，杜甫流落四川和湖南時，除了嚴武、高適、柏茂琳之外，很少有人救濟他，導致他窮困多病，未老先衰。而李白則全然不同，他名聲大，走到哪兒，都有人熱心招待，很少為錢糧發愁，所以活得瀟灑。
也正因如此，杜甫死後，詩歌散落，宋朝人雖然耐心搜集他的詩作，編成《杜工部集》，卻也不過一千四百多首，隻保留了其作品的一小部分。
這是杜甫的無奈，也是時代的必然。
想當初，盛唐時期，國力強健，大家喜歡讀的詩，要麼氣勢如虹，如李白、岑參之詩；要麼輕靈衝淡，如孟浩然、王維之詩。即便安史之亂後，國力受損，大家的鑒賞口味也沒多大變化。而杜甫喜歡以詩寫史，精心雕琢，語調低沉，開拓的是現實主義的純樸詩風，所以不受時人青睞，也是難免的。他自己也歎氣道：“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一直到中唐，杜甫死了四十年後，元稹和白居易開始推崇他，從此被推得越來越高，到了明朝，他榮升為“詩聖”。
其實，這也很好理解。
就拿我們自己來說，翻開杜甫詩集，最樂意閱讀的，也是《望嶽》《江畔獨步尋花》之類輕巧的詩。可這些詩的成就並不算高，未必能超過岑參、王維等輩。真正奠定杜甫詩壇地位的，是“三吏”“三別”，是《北征》，是《秋興八首》等蘊涵豐富的不朽佳作。但這些詩，讀者並不太多。原因也許是對他的生平與遭遇不太熟悉，也許是詩歌生澀難懂，於是紛紛放棄了閱讀，和一個偉大的靈魂擦肩而過。
這是多麼遺憾的事情。
因為我們生在曆史文化悠久的中國，就應該讀經典，才不枉一生。
所以，請你抽個空，翻開這冊小書，體會杜甫命運多舛的一生，觸摸他那個慈悲博愛的心靈，細細回味他海一般遼闊、山一般穩重的詩歌，你會覺得，自己和腳下的土地、浩瀚的曆史，有了更深切的聯係。
餘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