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我們已經無法見到。但是孔子整理《樂》的記載卻是留了下來。司馬遷就說：“三百五篇（詩），孔子皆弦歌之”，是說孔子為詩三百篇全部配上了曲調。孔子自己也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孔子對音樂有著罕見的悟性，並在樂器演奏上有著很深的造詣，同樣是他，將“樂”提高到了與詩、禮同等的高度--“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前麵說了，詩是伴隨著音樂一起成長起來的，這個音樂不僅是旋律詠唱，還有舞蹈等。隻是到了周代，設置了固定的演奏班子，領頭的稱“大（太）師”。“太師”要根據統治者通過詩了解觀察各地情況的需要，要不斷地更新內容，這就要采集各地的詩歌以充實，也帶有部分的創作。這些詩歌（真正意義上的又詩又歌），不僅反映了那個時代貴族階級的生活、思想和政治狀態，還有著大量的各諸侯國人民的風土人情，以及勞動、愛情等。在不斷的更新淘汰搜集與創新之中，《詩》便形成了，也成為了我國第一部偉大的詩歌總集。
《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司馬遷不知根據什麼來斷定孔子對《詩》進行了大規模地刪削，而且還有具體的數字“三千”與“三百五”（三百零五），及刪削的原則即重複的與不合於禮義的。他的這個說法似乎難以推翻，但是仔細推敲是站不住腳的。
其實孔子對於《詩》隻是做了搜集與歸類、秩序調整和部分的文字校訂的功夫，刪汰重複的篇章，並按照樂曲的正確音調進行調整，使《詩》的“雅”、“頌”、“風”各歸其位。因為在孔子之前，《詩》就已存在，並且基本就是現在的規模。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就記載說，吳國季劄在魯國觀周樂，所歌十五國風就與現在的篇目同，那時孔子才八歲。
在《論語》中，孔子自己就已經說明白了此事。如在《為政》中就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路》篇記載：“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你就是把詩三百篇全都背會了，但是為政不行，完不成談判任務，縱是讀詩讀得再多有什麼用呢？從孔子自己的述說，《詩》當時已經是三百篇的規模。當然，春秋末年的禮崩樂壞，加上各國方言的差異，各種版本以及各種版本的殘缺不等，都會增加孔子整理《詩》的難度。也正因為其難，也愈發顯示著孔子整理的分量與我們有了孔子的幸運。
雖然時序邁進了兩千多年，對於《詩》的認識，至今還沒有人能夠超過孔子。他說：“年輕人為何不去學習研讀《詩》？詩，可以抒發與排遣人的情感；可以提高人的觀察力，幫助人透視人與社會；詩可以幫助人調整心態、團結他人、融入社會而不至於孤立；詩還可以將自己的苦悶、惆悵、痛苦變之為詩或呼喚或牢騷或歌吟，從而讓煩躁的心走上澄澈與明淨。不僅如此，詩更可以近了孝順父母，遠了對國家做出貢獻，並能學到許多關於大自然的知識。”這麼好的思想，讓我們記住他的原話--“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是把“思有邪”的淫詩情詩，尤其是鄭風中的詩刪削了相當數量。這個說法，更是站不住腳了。《詩經》的開篇“關關雎鳩”，就是一首熱烈而又纏綿的愛情詩。那個稱為“君子”的男子，就是要熱烈而又瘋狂地追求那位“窈窕淑女”，不管醒時睡時全部想的是她，追啊追啊追不到，甚至想得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打滾，整夜失眠。不僅想她，還要娶她，要和她像琴瑟一樣和鳴，像鍾鼓一樣同唱。持這種觀點的人，先就在自己心裏將孔子看成了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老夫子”。如果真如他們所說，“老夫子”的孔子會不刪去“關關雎鳩”，甚至還會將其排在《詩》的開篇？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人”的孔子，一個生動活潑的孔子。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人”的孔子、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孔子，他那三千學子早就跑光了吧？孔子好像知道後人會把他塗抹得麵目全非，所以先就說過了“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並進一步把男女性愛說成世間一切的基礎，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孔子所說的“樂而不淫”的“淫”字，並不是說“性”即淫，而是說過度、過多的意思，比如說“淫雨”即是說雨下個不停、下得太多了。
毫無疑問，有了孔子對於古代文獻的整理與闡述，我們才會對於“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偉大的文明古國”這一說法，有了真切的感受。難怪對孔子常有批評的魯迅，也讚成孔子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六藝”或曰“六經”的輕易“不語怪、力、亂、神”，不也從另一個方麵證明著孔子對於這些古代文獻的整理與闡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