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覺得，孔子的這種良苦用心，倒是一種違背曆史真實的。他明明稱王了，你就是把他說成狗屎，他也是王。而且這樣一來，反倒增加了後世了解曆史真相的難度。
在“六經”之中，也許孔子對於《周易》的學習要大於對其整理與修改。還是司馬遷，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也就是說《周易》的《易傳》部分也就是稱為“十翼”的，為孔子所作。
現在《周易》是由六十四卦組成，每卦有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便組成了《周易》的經文，稱為《易經》。而對於卦辭與爻辭的解釋說明與發揮，便稱為《易傳》。《易傳》又有七種十篇，稱為“十翼”，即彖、象、係辭各分上下篇，加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共十篇，也就是上麵司馬遷所說的孔子“序彖係象說卦文言”。
按照一般傳統的說法，認為是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合為《周易》。但是從歐陽修開始，後世陸續有人懷疑《易傳》非孔子所作，康有為更說《史記》隻是說“孔子晚而喜易”，其後“序彖、係、象、說卦、文言”八個字是漢代經古文學家故意加進去的。《周易》思想龐雜，很可能不是出於一人之手，加之其長篇大論的表達形式也很難是春秋末期所為等，對司馬遷的說法提出懷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孔子與《周易》所發生的聯係，也是不科學的。根據曆代研究成果分析，《周易》肯定與孔子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雖然《周易》中有道家的思想，但是畢竟儒家的思想占著重要的部分，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子以非禮弗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都與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轍。再比如，《論語述而》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從孔子自己的講述，也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周易》的向往與重視。說這個話的時候當然還沒有到五十歲，離他返魯的六十八歲也還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他當然會對《周易》投入相當的精力去學習。尤其是在他晚年歸魯有了大量的時間之後，他更會對《周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學習，如“韋編三絕”之說，即讀《周易》讀得遍數太多了，以至於把拴竹簡的繩子都翻斷了三次。加上他的教學的需要，對《周易》進行闡釋當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再比如，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一部《周易》，卷後附錄中就有孔子與弟子研討《易》理的問答。
《書》又稱《尚書》或《書經》，而現存禮書為三種--《周禮》、《儀禮》、《禮記》。《書》與《禮》都與孔子發生過關係，至於整理與闡述，也都有曆史記載。比如關於禮，僅《論語》就出現過七十四次，而且孔子很小的時候就把演習禮儀作為童年的娛樂項目，他的搜集、整理《禮經》並將此書作為學生們的一項重要學習科目，這當是確定的。
最讓我感佩不已而又令人浮想聯翩的，還是孔子對於《詩經》與《樂經》的搜集、整理、挖掘、編撰，甚至創作。這不僅是孔子承前啟後、以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為己任的激勵，也不僅是他教學的需要，更是孔子內心的一種渴求。在這六經當中，隻有詩與樂，才是從人性本原上生發出的果實，也隻有詩與樂，才是人類靈魂斑斕多姿的寫照與聲情並茂的交響。詩言誌，歌詠言。樂以詩為本，詩以樂升華。詩、樂均從人類心靈深處長出，是感情、思想和誌向的宣言。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詩、樂、禮三位一體，尤其是詩與樂，更如人體的血肉，密不可分。凡詩無不可以入樂，又無不可以離樂，詩的韻律與樂的旋律交相融合，難分難解，有詩必配樂，有詩有樂必能歌之詠之，不僅用配樂之詩敘事言誌抒情，還能在歌之詠之中進行人性與世事的交流與溝通、描繪與宣泄，以使人心之內達到和諧與圓融，並進而達到外在世界的和諧與圓融。春秋時期，還承續著周朝的禮儀之製，凡禮必歌之詠之唱之，也讓詩、樂、禮成為一體，也就成就了重詩教又重禮教的孔門大觀。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就是對於詩樂禮三位一體的精當概括。《詩經》之詩，不僅是詩，還包含著哲學、曆史、宗教甚至經濟，學詩不僅能夠振奮精神，還能開拓事業，所以“興於詩”。“立於禮”，人處在社會之中，必須要與各種人事打交道，國與國之間是外交，人與人之間我們現在叫公關，孔子時代叫禮，而且範疇更寬，也更講究。沒有這樣的學問，就無法出來做事，更不能為“仕”，所以“禮”也就成了孔子乃至那個時代的一項必備的學問。孔子兩次對於兒子伯魚的教導，也透出了孔子對於詩與禮作用的認識。一次是說“不學《詩》無以言”，一次是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也就是不學詩就不會使語言典雅有力量，不學禮就不會懂得立身處世的道理。這個“言”當指出使應對，縱橫捭闔。在那列國紛爭的多事之秋，外交尤其顯得重要，“言”也就直接關係著國家的興衰，所以“興於言”。“成於樂”並不是樂就比詩、禮更重要，而是更加側重於樂對於人的情操的陶冶，是指在樂的熏陶下人就可以走上完美的境界。當然，這個“成”也是一種合成的效果，也有著詩與禮的功勞。